方法、方法论与历史解释.doc

彭明辉：方法、方法论与历史解释作者： 文章来源：《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点击数：910 更新时间：2014年07月11日一、引论1945-2000年台湾地区的历史学研究，主要内容为何，关注点为何，是许多历史学工作者关心的课题有关台湾地区史学研究取向的讨论，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史学理论、方法与方法论的讨论兴趣较为浓厚[1]；另一种是以较宏观角度对台湾史学进行整体性讨论[2]台湾史学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响：（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三）欧美／西方史学的输入，（四）台湾史学工作者的自觉李东华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中指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3]杜正胜教授〈中国史在台湾研究的未来〉一文，将台湾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分为四代：一、第一代学者：1945年以后来台的史学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学派为基础；二、第二代学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学工作者自国外带回许多新的观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会科学方法到历史学领域；三、第三代学者：1970年代以后到1980年代之间，在介绍外国理论时较不生吞活剥，显示台湾史学界对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论的反省；四、第四代学者：1990年代，台湾历史界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台湾史研究蔚为风尚，本土意识确立，台湾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重新画分界线[4]。

杜正胜教授另一篇回顾台湾史学动向的论文〈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原系2002年5月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系“川流讲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 的演讲[5]，杜正胜教授将台湾史学分为5个截点加以分析：（一）台湾史学的起点──1950年；（二）史学以真为本务──傅斯年与史语所，（三）史学反映时代精神──沈刚伯，（四）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史学──许倬云和《食货》，（五）物质、社会与文化有机连系的「新史学」；杜正胜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台湾50年来的史学变革，有其内在理路亦与外缘的政治社会情势密切关连；台湾史学的第一代学者于第二次大战后来自中国，傅斯年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沈刚伯认为史学研究不应与社会脱节，1970-1980年代引进社会科学方法，昌盛社会经济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出现新的趋势，形成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史；1990年青壮代史学工作者创办《新史学》，尝试推动新领域、新课题的史学研究，此为台湾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而1990年代台湾地区完成民主化，对史学发展造成的冲激远较过去任何史学思潮或方法更深刻，50年来台湾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史学教育与研究不得不重新检讨，而台湾史学何处去？台湾史家当如何安身立命？在历史学社群内部的意见变得相当分歧，甚至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

处在转变的关键时刻，杜正胜教授认为下一波的新史学运动将不再是史家技艺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态的解放，如何突破长久以来以中国史为主体的习惯与束缚，重新建构世界性的历史视野，为长年永续的实证研究开辟一条新路[6]林满红教授〈当代台湾的史学与社会〉指出，当前台湾历史学界的几个现象：（一）以中国为思考范围，无法突破旧有的框架；（二）研究着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讲求历史解释；（三）忽略现在与过去对话及史学整体性的方法论问题；（四）史学研究与社会的脱节[7]；林满红教授并提出四项建议：（一）促请立法院赶快通过档案法；（二）建立公报、报纸等数据光盘，鼓励全民写史；（三）调整与史学相关的奖评、升等、聘任办法；（四）加强当代台湾历史的研究实习林满红教授的论文大体指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一般现象，其中以中国史为思考范围，无法突破旧有的框架，尤指出问题关键所在；加强当代台湾历史的研究实习部分，在1990年代以后已有明显改善；其余所论大抵勾勒出台湾史学研究的一般现象及弊端所在宋晞教授论析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台湾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放在同一范畴中讨论，，而以史料的发崛和各领域史学研究论著为论述主轴[8]2002年7月7日中国历史学会第38届年会举行“近年史学新趋势座谈会”，引言人分别是刘翠溶教授（台湾史）、李东华教授（中国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对台湾地区1980年代以后的历史学研究做了综合性的讨论。

刘翠溶教授将台湾地区历史研究所的台湾史博、硕士论文分为所别比较和专史比较，对了解台湾史研究的动向具有指标性的意义[9]；李东华教授的引言延续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论点[10]，并补强1980年代以后的相关发展，说明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对垒的最新趋势，以及后现代史学对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的冲激[11]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台湾史学五十年》，从外部分析1945年以后台湾地区历史学的发展[12]王晴佳教授将台湾史学分为三期讨论：（一）1950-1960年代中期：为台湾史学的初创时期，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1.史料学派；2.冷战的政治环境二）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会科学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三）1987以后：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学研究禁区的开放，台湾史学进入蓬勃发展期[13]从李东华、杜正胜、宋晞、王琪、刘翠溶教授的论析，约略可以看出台湾史学的一般概况，影响台湾史学研究的四个面向：（一）日治时期台湾的历史研究，（二）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三）欧美／西方史学的输入，（四）台湾史学工作者的自觉，亦昭然若揭在这些面向中，我们看到受外来影响的轨迹，亦有台湾史学工作者内省的自觉；外来的影响包括日本史学、现代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内省的自觉则包括对方法与方法论的反省（日本史学、现代中国史学与欧美史学的本土化），研究范畴的转变（如1990年代台湾史研究的兴起）。

上述论著对台湾史学在史学理论、方法与方法论、历史解释的检讨上，勾勒出一幅鸟瞰式的图象，对了解台湾史学提供了基本的趋势导引此外，彭明辉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台湾地区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台湾地区历史学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的量化比较（1945-2000）〉，选取《大陆杂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史学集刊》、《史学评论》、《思与言》、《幼狮学志》、《食货月刊》、《新史学》等8种期刊为分析对象，并以1945-2000年间的历史研究所博、硕士论文为参照客体，分析两者的内容取向及关注课题在搜集到的2,008篇博、硕士论文，中国史占73.0%，台湾史15.9%，世界史11.1%；8种期刊搜集到的论文计5,683篇，中国史占87.3%，台湾史4.9%，世界史7.9%，略可看出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重心之所在[14]在另一篇分析历史学报的论文，搜集到的20种历史学报论文计2,378篇，中国史占80.6%，台湾史占7.9%，世界史占11.3%；亦可说明台湾史学的研究重心是中国史[15]整体而言，台湾史学在理论与方法论上，颇受外来学说之影响，惟在研究课题上，主要集中于中国史台湾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地区解除戒严，才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

二、反思与前瞻搜录于本书第1卷“反思与前瞻”中的6篇论文，大体环绕近、现代中国史学与台湾史学立说，整体回顾与检讨了1945年以后台湾史学的诸种面貌余英时教授〈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首揭现代中国史料与史观学派分体抗礼之说，余英时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一是史料学派，系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观学派，乃以系统观点通识中国史全程为主要任务余英时认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发展，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因此他希望现阶段的史学工作者能够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方面用严格的实证方法建立史实，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现代各种学科的最新成果和时代的眼光，来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关系，以解决“证而不疏”和“疏而不证”的问题[16]此文原系《史学评论》的〈代发刊辞〉，刊出后引起甚多回响，两岸学者探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论赞成或反对，大抵均在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回顾与展望〉的基础上进行讨论黄进兴教授〈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说明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来，垂一世纪间“新史学”的诸种面貌。

黄进兴教授指出，梁启超一面将史学从经学的附庸独立出来，却又迎向社会科学的附庸，使得“新史学”扶得东来又西倒；而同时代的学者，胡适与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重要性，终落得“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结论；何炳松在引介美国哥伦比亚新史学派鲁滨逊的《新史学》时，又不免以社会科学为史学开药方黄进兴教授指出，中国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学科进入史学的过程中，渐次暴露史学无法自主的弱点自此中国史学始洞门大开，外敌（案指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得以长驱直入，扰攘永无宁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便如清兵入关，不可收拾自此现代中国“新史学”便栖栖遑遑，无所安顿；从1920年代社会科学的引进，到历史唯物论（大陆）、行为科学（台湾）的盛行，居中除了夹杂美、苏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因此，黄进兴教授呼吁，今日的史学研究，必须重新省视中国历史素材，从中创发量材适身的研究途径，以求真正提升中国历史的理解，建立别具特色的史学陈弱水教授〈传统中国史研究与台湾史的未来〉一文，讨论台湾史学的四个问题：（一）传统中国史研究在台湾的人文学术中应有怎样的地位；（二）台湾的中国史研究可以实行何种战略？（三）台湾的中国史研究应如何扬长避短；（四）如何运用相关的研究资源？陈弱水教授指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史研究，台湾的中国史研究乃属边缘地区，故应有良好的研究策略；虽然今日之台湾应努力建构台湾史的研究，开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国史仍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在台湾研究中国史，最有潜力的方向是“现象解释”陈弱水教授认为，“现象解释”以实证的研究为基础，抉发出有助于了解重大历史问题的现象，进而描述此现象，说明其与重大历史问题的关，亦即一种涵盖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林正珍教授〈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一文，全面回顾和检讨了1950-2000年间台湾史学有关史学理论的引介，并对台湾史学过度向现代化、科学化倾斜的现象有所评骘，认为在科学化风潮之下，使得文学或艺术想象与史学产生距离王泛森教授〈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从新文化史对思想史研究的冲激，讨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一）对私密性史料的重视与利用，强调地方性思文化材料的重要性；（二）探讨方法论的问题，厘清“事件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对希洛克（Marc Bloch）研究古代历史要像“倒着放电影”的论述提出修订，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论上应该是“顺着放电影”；（三）提出中国近代传播网络的形成与思想文化的关系，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读书人的角色与功能的研究但王泛森教授最后仍强调，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对重要文献缜密而深刻的阅读。

王明珂教授〈民族史的边缘研究：一个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提出有异于溯源研究的边缘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系指着重于构成一个社会体系的“内涵”，溯源方法主要以寻找“内涵”的“相似性”为主的模拟法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则是边缘的、不规则的、变化的族群现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义“同我”是以将“非我”排除在人群边缘外来达成，并以共同的称号与共同的起源来设定族群边界，而族群认同的改变，也是以族群边界的变迁来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须先假设民族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血统、语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曾经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则认为脱离主观认同，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民族这种边缘研究的思维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