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

1、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罗钦顺开批评王学之端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他不但批判禅学，且立足于程朱理学而对其有所改造。他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是明代持气本论观点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明代对陆王心学进行批评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有困知记六卷传世。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以“气”为本，提出“理”为“气之理”的观点。他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气”，就是这“一气”的运动变化，形成了“四时之温凉寒暑”，形成了“万物之生长收藏”，形成了“斯民之日用彝伦”乃至“卒不可乱”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规律，这就是“理”。他主张“理”依附于“气”而立、而行，一反程朱理学的“理”为本和“理先气后”之说。批评其将理、气分为二物，把“理”作为独立的虚构的精神以主宰物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陆九渊、杨简等人的“宇宙便是吾心”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观点。他指出，天地宇宙的变化是“万古自如”的，有它自己固有的规律，并没有主宰它的力量，更不能用人的主观精神“人心”去决定；而“人心”的变化则不同，是与生命同

2、在和同灭的，它不可能与宇宙同日而语。物质世界是离开“人心”而独立存在的，人的精神活动不能违反宇宙天地的自然规律。对于张载的气本论中“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的错误观点，罗钦顺也指出：“气聚而生，形而为者，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耶！”罗钦顺的这一唯物主义理气观，导致他对陆九渊的“心即理”说、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的禅学本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把“理一”（太极）视为最高的精神本原，万物则“分殊”，强调的是“理”，“理”才是“分殊”的万物的根本，二者是体、用的关系。罗钦顺则以气本论对此进行了改造，并吸取了其中所包含的某些辩证因素。他从“理即气之理”出发，还进而明确指出，所谓“理一分殊”就是总体和部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他以人为例，指出人的出生从“受气之初”来说，其理是一致的，但是成形以后，显示出各各不同，所以“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在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中，体现了其一般性、共性，而事物的一般性、共性就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之中。这是对于事物的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认识

3、。罗钦顺虽然把“理一分殊”说改置在物质“气”的基础上，进行了辩证的解释，但仍未能彻底摆脱理学窠臼，除了沿用“理一分殊”的概念外，对“理”的解释，有时使用与程朱相似的语言，有时又承认世界万物之理存在于人心中，表现出神秘色彩。 困知记卷上。 困知记卷上。罗钦顺基于朱学的“格物致知”说，而又有所发展，坚持以“物”为认识的唯一对象。他说：“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必用矣。”他提倡对客观万事万物的“格”求，从而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相符合。由此出发，他对王学进行批评。他针对王阳明的“格物”即“正心”、“格心”和“物者意之用”的观点，指出“格物”是格宇宙万物，人心只是万物中的一物，所以不能把格物等同于格心。王阳明从“良知”说出发，把“格物”解释为“正心”，提出“格物”的“物”就是“事”，“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而所谓“格”就是“正”，“正其不正”以“归正”、“去恶”，故所谓“归于正”就是“为善”。王阳明提倡的是向内反省，“正心”即达到“格物”。也就是他说的“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罗钦顺

4、指责王阳明歪曲了儒家经典大学中所示的“致知在格物”和“物格而后知致”的道理，颠倒了“格物”和“知致”的顺序。罗钦顺虽然力图用气本论来阐明事物，但谈到心性，基本上沿袭朱熹的“道心”（性）、“人心”（情）二者不可分离，而把基点归结为“道心”，从而陷入了与理气观的自相矛盾之中。罗钦顺的气本论，对于日本哲学界有所影响。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思想家贝原益轩（16301714）受其困知记的影响，由崇信程朱理学转而称赞罗钦顺，并传播他“理只是气之理”、“理须就气上认取”等观点。王廷相的“元气”论和“知行兼举”说的理论贡献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河南仪封人。他的学术思想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持批评态度，且富有独创精神。他是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根于气”、“理在气中”的气本论，对理学的理本论的深刻批评，以及他的“知行兼举”强调“笃行”的认识论和无神论思想，对此后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全部著述，后人集为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王廷相以其“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与理学的“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理

5、本论相对立。他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并深刻而系统地完善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原；“气”是“实有之物”，“理根于气”、“理在气中”；“气有聚散，无息灭”。进而指出，“元气”是永恒存在而无始无终的。“气有常有不常，则 困知记卷上。道有变有不变”。王廷相从自然现象变化中的“常”与“不常”出发，说明从总体看，宇宙的事物均由“元气”变化而来，这就是“常”，即普遍性；而从个别看，各事物各异，则为“不常”，是特殊性。二者是统一的。王廷相的人性论，也是以“气”为本为主，提出气与性“相资而不得离”的命题。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他认为，儒者所谓的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都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他批评朱熹所说的“性者，理也”，把性建立在一个抽象、虚空的“理”上。他指出，要讲性，其前提是人，有了人才有心，有了心才有性（仁义礼智），而“人之生”是“气”形成，性是“生之理”，有生才有性，故而论性决不能离气，论气也决不能丢了性。他又认为，“气”的“清浊粹驳”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人性的形成又决定于后天的“习”。他强调后天的“习”，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宋儒的所谓

6、“本然之性”，否定王学的“先天人性”至善之说，在认识论上有积极意义。王廷相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批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认识论中，建立了他的重视见闻、“知行兼举”和强调“笃行”的认识论。首先，他把认识的对象规定为人之外的“物”，即一切客观事物；“物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这就与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合一的心学相对立。其二，重视“见闻”的作用，在指出视、听、思都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基础上，指出“物理不见不闻，虽圣贤亦不能索而知之”。“目无所见，虽积弊如山，民病如火，孰从而知之”。其三，由“见闻”而“思”，提出二者的“会”统一，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由见闻而得的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思”而上升为理性认识。他接受了张载的“物交之客观”和“内外之合”的观点，并予以发展。第四，王廷相还对认识过程中的“博”与“约”的关系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他既反对程朱的“博杂”、“支离”之烦琐，又批评陆王从发明“本心”出发而“致良知”的“约”，指出“博粗而约精，博无定而约执其要”的辩证关系，主张在“博”的基础上“约”而取其精。王廷相对以上认识过程的分析，以及他对于“识”与“思”、“讲”与“习”、“外”与“内”、“

7、理”与“事”、“博”与“约”之间关系的认识，都具有较为深刻的辩证观。由此，王廷相对张载、程颐的所谓“德性之知”进行了论辩和批评。张载提出“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德性所知”，而且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程颐则进一步明确区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把“德性之知”抽象为“不假闻见”的神秘概念。王廷相指出，张、程否定思虑见闻之知，把其说成是“小知”，却把“德性之知”的“无知”奉为“大知”， 说明他们的虚空本质是禅学；因为，即便是“生知”的圣人“性善”、“近道”，也要通过“因习、因悟、因过、因疑之知”，也要重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知”才能达到“内外相须之自然”。 雅述上篇。 雅述上篇。 正蒙人心。对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所倡导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以及依赖“静坐”以“求理于吾心”的认识方法，王廷相也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人并无“先天良知”，而是后天的“接习”和“学”的结果，心学家提倡的“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的“静坐”，“畔仲尼之轨远矣”，是佛禅的修养方法，从而揭示了心学与佛禅的内在联系。王廷相在主张“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同时，重视“参验”，并主张“以行验证”。他反对

8、“唯前言之信”，提倡“随事体察，以验会通”，并认为这才是判明规律的正确途径。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认识论中的“符验”、“参验”之说。王廷相强调参验，并通过“亲验”来获得“真知”的方法，既与他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相联系，又对当代和此后的科学家提倡验证和实验的方法有所启发。此外，王廷相继承了荀况、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的无神论思想传统，对于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五行灾异”、鬼神迷信乃至邵雍的神秘主义象数学等进行了批判。他的不少观点和独到见解，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影响。黄绾由信奉王学转向批评王学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号久庵，浙江台州府黄岩人。在学术上，他早年宗程朱，后转而信奉王学，与王阳明、湛若水建立了深厚友谊，并长期笃信王学、传播王学，晚年又转向批评王学。黄绾为了以“经世之学”否定王学的“禅门之学”，提出“圣门之学”的“道脉”是从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至“孟子而绝，至今则无传矣”。他在批评王学的同时，对整个理学予以否定，认为均出于禅。他指出，周敦颐的“无极”来自禅宗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而“圣人之言”则不然，无论是易的“太极”、洪范的“皇建其

9、有极”，以至诗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都是说“有”。所以，周敦颐等人说“无”，就“堕于空虚”，与“圣人之旨”相违背。故周敦颐的“无极”、“无欲”，二程的“无心”、“无情”，乃至朱熹的太极图说解、调息箴都是出于佛禅。他又认为王学出于禅学之上乘，程朱理学出于禅学之下乘，并批评说：“禅说益盛，实理益失。”由宗程朱而转向王学，由崇信王学而转为抨击王学乃至整个理学，指出王学实质是禅化，不畏世俗的讥评，显示了黄绾倡导“经世之学”的积极思想和勇敢的批评精神。 雅述上篇。 慎言潜心。 久庵日录卷一。早年，黄绾曾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奉为“孔门之正传”，在他转向批评王学之后，在认识论上与王廷相基本一致，他针对王学的“致良知之外无学”和“不学不虑”说，提出学、思应该结合，尖锐地批评了陆象山、杨简、王阳明的“不思”、“不起意”观点。可见，黄绾的认识论，由提倡学思结合，强调致思而后笃行，也是为了贯彻“经世之学”他所谓的“圣学”。他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接触并同情下层百姓，积累了治世的丰富经验，促使他背离了以前所崇尚的王学的“知行合一”和“格物格心”等观点，呈现出积极的趋向。此外，黄绾针对王学的“去情”、“去欲”和“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的理论，提出“天性人情之真”的命题。他按照封建伦理的等级亲疏，沿用了“情有亲疏，爱有差等”的传统观念，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人有私情是得之自然，“私心”乃其“本心”，而“大人之学皆由其真者”，犹如人之有喜怒哀乐，这是发之自然天性人情之“真”，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黄绾的学术思想，在宇宙观上有他的局限性。他把阴阳二气的主宰说成是鬼神，陷入有神论，使用的理论武器也还是传统的，但是他由宗程朱理学而转向尊崇王学，最后又转为批评王学，这一学术上的转变，除了有其进步意义外，却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变化。吴廷翰的气本论和对“知行合一”说的批评吴廷翰（14911559），字崧柏，别号苏原，南直隶无为州（今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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