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文学概论教案14文学消费与接受

1、第十四章 文学消费与接受 一 、 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 文学生产（狭义），指以作家内在心理意象形式存在的观念形态的文本创造和出版家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作家观念形态的文学文本变为文学读物的物态化生产。 文学传播兼指文学作品的出版与流通 文学消费广义：文学欣赏、文学阅读狭义：近代商品经济与印刷出版媒介充分发展，文学成为特殊商品之后的欣赏与阅读、使用 文学消费是整个文学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步骤1.文学传播活动的历史变迁变迁轨迹 口头传播：作家、职业说书人 书籍传播：从手抄本到机械印刷品 视听传播及电子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大众传播：使用印刷媒介(书籍、报纸、杂志)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以及电脑网络等)大量收集、复制和传播信息。具有大范围播布、传递迅速和单向扩散或互动交流等特点。 mass culture从口头文学到手抄本影响传播的因素有哪些？媒介？政治？经济？宗教？2.文学消费与文学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 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

2、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 A文学生产规定着文学消费四言-五言-七言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说三分(讲史)王小玉说书(老残游记)精英化-平民化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涮来的头巾，洽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麽大户。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伙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飙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蹬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膛。 【二煞】你身须姓刘，你

3、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几放着文书。 B.文学生产在外部提供文学消费的对象，文学消费在观念上提出文学生产的对象，这种文学生产的对象是作为文学生产者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目的和动力的。对此当代作家王朔有非常通俗的解释：“渴望是给老头、老太太、家庭妇女看的，招老百姓掉眼泪儿的。编辑部的故事不过就是部逗笑开心的通俗喜剧，只载些笑声和轻松。我的小说有些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顽主这一类就冲着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的” “毕业的时候，大四女生摆在校园卖的二手书，最多的，除了教辅，便是刘墉和汪国真。我估计汪国真成为大学女生阅读主题的势头起码保持了十年以上。如今连席慕容已过时的年月，老男人汪国真依然是女大学生的精神恋人。汪国真的劣诗卖得这么好，令其他高雅的和自认为高雅的诗人大为光火！因此汪国真怕是收获唾沫最多的诗人（如果他算诗人的话）。汪

4、国真只管做自己的事，从没有跳出来辩护几句，他怕是诗坛里言论最少的诗人。我罪恶地猜想造成汪国真失语的是不是诗坛，具体说是诗人操控的诗歌媒体对他的封杀？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审美。是女大学生品味低呢还是汪国真审美合时宜？”二、 文学消费的二重性1.文学消费作为一般的商品消费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文化流通市场的形成，文学生产者与文学消费者发生分离文学作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遵循价值规律文学作为物态化的劳动产品，会有物质耗损文化生产受社会消费心理影响文化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市场指为实现文化商品流通、提供文化消费服务而设立的场所，如书店剧场等。广义的文化市场泛指文化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宜称社会文化消费总需求）。2.文学消费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消费文学产品主要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文学产品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难以作定量评估优秀的文学产品具有超时代性文学产品的消费具有再创造的性质，需要消费者的积极参与三、文学消费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1.文学消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学生产者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的意识形态性，在文学的阅读过程中，影响消费者文学消费对于意识形态的三种反应模式： 直接服务于现行体制与社会结构 直接批

5、判现行制度的不合理性 声称远离现行政治制度的“非意识形态化”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上一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分部委，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单位组织生产、推荐申报的精神产品中五个方面的精品佳作。这五个方面是：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并对组织这些精神产品生产成绩突出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宣传部和部队有关部门，授予组织工作奖。对获奖单位与入选作品 ，颁发获奖证书与将金。1995年度起，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列入评选范围，“五个一工程”的名称不变。 所谓“文化工业”，首先指的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在垄断下的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种“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所表现的统一性”，渗透了文化生产的各个方面，“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产品”当然，从表面上看，文化产品也是五花八门，色彩缤纷。不过阿多诺和霍克海姆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编制”出来的虚假个性。因为

6、这种文化生产的模式在根本上就决定了，“最终在机械上不同的产品总是证明是相同的”。它们的奥妙恰恰在于这种看起来的差异以个性来掩盖其实质的标准化，让人们上钩受骗。 “标准化”的结果，文化工业产品的购买者或消费者也就被类型化了。“每个人都似乎是自发地按照他事先通过象征确定的水平来衡量作品的，按照为他们那种类型的所生产的群众的作品范畴来衡量作品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接收者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与其说是因为消费者的不同带来文化产品的类型化，不如说是文化工业对受众“水平”的象征性确定并故意夸大之间的差别，导致了受众“受到更加完美无缺的训练”，从而使他们自动对号入座。在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是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受众实际上不过是文化工业的客体和附庸，成了被算计的对象。 “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生产类同于工艺生产，成为工艺学的东西。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正构成了今天口口声声所谓代表人民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主宰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文化工业是制度的产物，在暗中维护这个制度，把人塑造成同一性的，成为“单向度的人”。2.文学消费

7、作为意识形态消费的特殊性 不是以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观念直接灌输给消费者，而是寓思想观念于艺术形式的结构和艺术娱乐的效果之中 。 延安文化认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本身并不是注重他的小说精神，而是注重小说的形式，彭德怀给小说的题词是“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个题词中的关键词是“通俗做事”，事实上以后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价始终在“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层面上，表面观察，“赵树理创作方向”中存在形式重于内容的现象，实际上对形式的肯定是建立在作家叙述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特别是在1949年后，当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越来越多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赵树理悲剧”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当一种意识形态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强调作家创作的某一侧面时，并不意味着对作家文学活动本身的全面肯定。当意识形态需求满足后，被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就被抽象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只具有象

8、征意义，它与原初作家的文学活动已脱离了关系。这种符号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本身的需求做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鲁迅悲剧”和“赵树理悲剧”中都有这样的意味。恰如欧克肖特所说“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谢泳)建国之初，赵树理主张“打入天桥去”，主编说说唱唱，并不断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重视民间文化传统，虽然原因多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与新文化传统一比高低。而以丁玲为首的“文协”（后来改称中国作家协会）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所出现的“东西总部胡同”之争，除了“暗寓着对一直被尊为正宗的新文学的极大威胁” 之外，可能也使赵树理意识到知识分子对他的“欺压”。于是赵树理不得不进一步倚重民间资源，然后向丁玲那样的知识分子继续宣战。孙犁指出：“这一时期，赵树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对于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新文学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赵勇)在我看来，从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就开始了与政治意识形态自觉合作的进程，而合作的见面礼就是把民间文艺加工制作之后带进庙堂。在政治意识形态准备整顿民间之际，一个民间艺人能如此急庙堂之所急，并且提供了治理民间的最佳方案，这就难怪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周扬为什么会张开双臂拥抱、欢迎这位农民作家了。赵树理自然也是高兴的，他的高兴表面上看是他的写作获得了成功，但是在象征的意义上却意味着民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从而取得了一个合法的位置。然而，民间进入庙堂之后也意味着悲剧的开始。因为从此以后民间那个“场”已然失效，它必须接受庙堂的游戏规则。 民间进入庙堂的悲剧以赵树理为例 李陀写有丁玲不简单革命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丢开丁玲小说的艺术成就不予理会，这可以使我们集中注意力，单纯地把丁玲当作一个毛体制下的文学话语的生产者来看待；此外，由于丁玲在她坎坷的一生中还曾几次担任文艺工作的领导职务，我们当然也会注意到她同时还获得一种有官方的权威所支持的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的地位。这样看丁玲，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一系列问题：丁玲的写作在毛体制下的话语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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