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基于渝东南地区的分析【农村研究论文】.doc
10页农村研究论文-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基于渝东南地区的分析摘要:基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时间序列分析,构建消费函数模型模型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特征与相对收入假说相吻合,同时显示该地区居民边际消费与平均消费倾向偏高针对这些特点,从该地区的经济特征、居民收入水平、土家族消费文化等方面分析其缘由,并探讨其政策导向 关键词: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分析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 315 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
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 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 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 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 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 表示消费水平,Y 表示可支配收入,a 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 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 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 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 Ct-1 代替 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 。
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 10 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 进行回归分析,其中 C 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 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 表示自主消费,b 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运用 Eviews 软件[13]对 1996-2006 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 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 检验与 F 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 b 值高达 116, 大于 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 116, 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 116 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 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 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 t 检验,(在 n=11,显着性水平 a=01 时,t 临界值为136, 上述表中仅为 032); 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 t 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
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它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 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 t 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 Ct 表示当期消费,Ct-1 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 2 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 09 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 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 t 值,F 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 101, 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 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 、083 、099 、089 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 a 的估计不显着,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 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着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国家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 2006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 183%, 而土家族地区 5 区县该指标平均在 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 286%, 最高的是酉阳达 657% 。
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 557%, 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 540%, 最低的酉阳仅为 476% 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 5 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 年、2001 年、2006 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 1282, 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 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 0925 至 2006 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 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 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 87383 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 2 45773 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 855%; 最低的酉阳仅为 2 03098 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 707%, 见表 2。
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