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docx

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王利华提 要：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此一时期， 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 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 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 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 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 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 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 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 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 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 本文所谓的华北，系采用自然地理区划的概念，大致东起于海，西至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北抵燕山—— 阴山——贺兰山一线，南则以淮河——秦岭为界，其范围远大于行政区划中的华北区，大体相当于通常 所谓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为避免误会，特作说明 关于远古至商周时期华北古文化遗址（如安阳殷墟遗址）中的野生动物种类，考古学家和动物学家的研 究成果甚为不少；而关于秦汉以后的情形，在我们所检索到的论著中，仅见文焕然氏在对若干野生动物 种类如象、野马、犀牛等的历史分布进行系统探讨时，较多地举陈了华北地区的相关史实，但他的研究 均不专门针对华北，更不以中古华北为断限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 加以深入探讨，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当地的生态变迁史这是因为，在一个确定的地 理区域中，野生动物种类及其种群数量的变化，不仅属于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 是对生态变迁的总体反映不过，自然界中动物的种类极为繁多，我们无法（也无必要）一一加 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 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 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鹿类动物 所谓鹿类动物，确切地说是指反刍亚目鹿上科动物，包括麝科和鹿科动物，一般也将鼷鹿上科的鼷鹿列 为鹿类根据动物学家的调查研究，我国是世界上鹿类动物分布较多的国家，现今存有鹿类动物21 种， 其中鹿上科动物 20 种，鼷鹿上科的鼷鹿 1 种，占全球鹿种总数的 41.7%，其中麝属和麂属的大部分种类， 以及獐、毛冠鹿、白唇鹿等，均系中国特有或主要分布于中国境内。

现今分布于华北的有麝科的原麝、 马麝,鹿科的獐（河麂）、黄麂、白唇鹿、梅花鹿、马鹿、麋鹿（又名四不象）、狍（又名狍子、狍鹿、野狍、 野羊）等参蔡和林：《中国鹿类动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1 页但现今鹿类种群数量 之小、分布密度之低，与历史上曾有过的遍地“呦呦鹿鸣”的情形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令人唏嘘感慨！，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 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 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 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 世纪华北地 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 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几位专家曾对古代的鹿类作过一些探讨，我们所检索到的有关论著有：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 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尚未受到破坏。

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 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1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 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 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 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 个遗址或文化层中 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他的研 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 年至4000 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 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2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 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 35 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 居于绝对多数3，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 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 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 353 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 具之多。

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 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 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 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 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 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 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 2000 头之多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谢成侠：《中国古代鹿类的生物学史》，《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林仲凡：《有关鹿及养鹿业的历史考证》，《中国农史》 1986 年第4期； 刘敦愿：《中国古代的鹿类资源及其利用》，《中国农史》 1987年第4期但这些论著均就整个历史时期全国范围的情况泛泛而言，且大抵限于对古代鹿种、猎鹿、养鹿和鹿产品 利用等方面作简略介绍。

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曾 对当时鹿的种类、分布与食用情况略有叙述，但未展开全面系统的讨论本文在原有基础上，以中古为 断限，着眼点于华北生态环境史，通过鹿类种群及其分布窥测当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 关于先秦时代本区象、犀的分布，有充分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据，已有多位学者作过专门论述，文焕然 进行了最系统的探讨参所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下编《历史动物地理》，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143—150 页 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载《考古学报》 1999年第1期 该 35 个遗址或文化层中有 11 个没有关于野生动物骨骼的具体数字，但鹿类仍居多数；其余遗址或文化 层中共出土有哺乳动物骨骼1385具，其中鹿类动物骨骼差不多占了全部哺乳动物骨骼总数的90%，计达 1217 具（非哺乳类动物有鸟类、鱼类、软体动物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等，数量或有不全，故未作统计）， 这一数字也大于当时的主要家畜——家猪的骨骼数量 孟世凯：《商代田猎性质初探》，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04 — 222 页。

《丙》八七（反）的卜辞说：“获否?允获麋四百五十一转自上揭孟世凯文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 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 头5！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 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 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 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 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麉五千二 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 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2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 种野兽计10235 头， 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 8839 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 59%）。

尽管《逸周书》 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 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 参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载《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 期（1936 年）；杨 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载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中国考古学 报》第四册（1949 年） 此据《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影印本，第 278 页 关于《逸周书》，学者多认为系后代伪作，并非周代信史不过，其所记载的猎物数字，却是合乎情理 的所载猎物，属食肉类的有虎、猫、熊、罴和貉，约占总数的3%；食草动物，除鹿类之外，还有犀（犀 牛）、氂（牦牛）和豕（野猪）等，所占比例高达 97%，食肉类与食草类的比例约为 1：33这一方面因为食 肉类猛兽不易捕获，另一方面更由于食肉类的种群数量原本即远低于食草类，因此这条记载符合“生态 金字塔”理论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 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4《诗经•豳风•东山》到处有“呦呦鹿鸣”， 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诗经•小雅•鹿鸣》。

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6《诗经•国风•召南》有“野有死鹿，白茅包之”和“林有朴樕，野有死鹿”之句；同书另有《野有死 麇》一篇 7《春秋》“庄公十七年”载：鲁国是年“冬，多麋杜预注云：“周之冬，夏之秋也麋多则害五稼，故 以灾书 ”兹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册204页其它文献 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政治 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7因此 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 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 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 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 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 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 汉时代已少见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