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doc

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作者：戴鞍钢【内容提要】19 世纪 60 年代前，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1860 年后，为躲避战乱，大批农村人口拥入租界，两者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但随着战事平息，这种关系又呈疏离，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架构于 19 世纪 70 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并因此给上海农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关 键 词】晚清/上海 /租界/农村/ 关系近代上海租界，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多侧重论述其与上海城市发展演变历程的联系，较少涉及与农村关系的考察，本文拟作补充（注：本文所称的上海农村，是以今上海市行政区划为考察范围；时限侧重晚清，局部延及民初一1845 年 11 月，以《上海租地章程》为开端，英、法、美等国相继在上海强行开辟了后演变成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至 1846 年底，上海已有 24 家外国商号开张（其中 3 家是美国的） ，还有 5 家零售店，25 家私人住宅，若干货栈，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个门诊部，一个俱乐部和一个基督徒墓地，地皮和建筑支出（保守的估算）至少也有 636820 美元（注：《阿礼国致戴维斯的港口情况汇报（1847 年 1 月 12 日） 》 ，转见［美］张琳德：《上海的英国会馆(1843-1854)》 ，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24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 页。

） 但总的说来，19 世纪 60 年代前，上海租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当地农村的关系还很隔膜两者间关系的转机，始于 1860 年是年，太平军自南京东征，进兵苏南和浙江，直逼上海太平军所到之处，对封建地主、官僚的镇压是无情的这就迫使江浙地区的封建势力，在太平军的进攻面前，纷纷拥家出逃，其中许多人携资偕眷逃往上海租界躲避应该指出，除了逃亡的封建地主、官僚之外，上海郊区普通农民在当时拥入租界的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当时太平军与清军在上海邻近地区激烈交战时，当地城镇乡村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下层群众为躲避战乱之苦，也纷纷进入上海 《北华捷报》1862 年 9 月 6 日载：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难民，主要是从西南方各村庄而来，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传来警报，老百姓从各个方向到达河的这一边，以致租界附近和界内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一批批男女老幼，他们还牵着水牛与黄牛（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 （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359 页当时，上海周围“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拥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 （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 （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42 页。

） 据统计，1853 年在租界居住的中国人共 500 人，1854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约增至 2 万余人；而在 1860 年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时，竟增至 30 万人，1862 年又达 50 万人（注：木也：《公共租界户口史话》 ， 《上海研究资料》 ，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第 138 页；《上海公共租界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9 页 ） ；一度还曾达到 70 多万人（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 （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4 页人口的剧增，给租界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房地产业异常兴旺据一位目击者记载，由于“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之上” ，以在租界谋得一立足之地为幸事，因而促使租界的房地产业极度发展，未几便出现“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的局面（注：冯桂芬：《皖水迎师记》 ，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2 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25 页而在 19 世纪 40 年代租界初辟时， “英国商人在黄浦滩一带购买的土地，每亩不过出价五十千至八十千文” （注：吴静山：《上海的地价和物价》 ， 《上海研究资料》 ，第304 页。

） 1852 年，租界地价平均每英亩 50 英镑，而到 1862 年竟高达 1 万英镑（注：［美］罗兹•墨菲著：《上海一现代中国的钥匙》 （章克生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 页腾涨之速，令人瞠目， “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给华人居住，而转瞬间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 （注：徐蔚南：《上海在后期太平天国时代》 ， 《上海钱庄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15 页1863 年 2 月 21 日《北华捷报》载：“在过去，外国人住宅内的空地很多，现在在租界防御线的栅寨内，中国人的房屋以及中国人的街道，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上海” ，大批流入租界的中国人， “很不方便地猬集在狭隘的街道上，他们熙来攘往，如同登在蜂房内一样，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 （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 （以下简称《北华捷报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78 页对这一时期租界与上海农村之间的关系，不应估计过高应该说，当时两者间关系空前的紧密，是非常态的，即是战时环境的产物，一旦这一因素消退，这种关系又呈疏离。

1864 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原先逃至上海藏身的地主、官僚，纷纷赶回原籍，追查田产，反攻倒算许多原先为躲避战祸暂居上海的下层群众，也多返回家园谋生上海租界人口陡然下降1865 年 3 月租界当局人口统计结果：是年上海租界人口从 1863-1864 年的 33万剧减至 137000 余人，实际数字可能更低其中英美租界从 25 万减至 81000 人，法租界从 8 万减至 55000 余人（注：这次人口统计各项具体数字，可见［法］梅朋、傅立德的《上海法租界史》 （倪静兰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5-376 页人口的锐减，立刻给租界带来很大影响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业，所受打击最大，一些外国人因此破产据当时一名在沪法国人记载：原先“大家都赶着造房子适合当地人习惯的房子像耍魔术般地一片片建造起来有钱的商人把他们的资金都投在造房子上，没有钱的人供钱造房子，职员、买办、邮差、佣人，所有的人都投入这个投机事业里去，并且都从中赚了钱” 但好景不长， “1864 年的结束，标志了这个繁荣时期的终止12 月，苏州的被攻占立刻引起了大批难民的外逃，他们急急乎离开这个过去来寻求避难处的港埠，而大家原指望他们会定居在那里的。

住房，整个住宅区都变得空荡荡了；隔一个晚上，地皮就不值钱了；从 1864 年到 1865 年，房租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即使不是大部分，至少是许多房子都是贷款造的，因此许多人破产了” （注：《上海法租界史》 ，第 374-375 页事后有人回顾说：“从 1860 年到 1864 年，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标志了饥饿年代的开始” “大批难民的突然出逃，对上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随之便出现“商务交易的减少、商业的不景气”等萧条景象（注：《上海法租界史》 ，第 437-438 页大批难民离沪返乡，固然和战乱平息直接相关，同时也与当时的租界未能提供较多的谋生途径不无关联二1843 年上海租界开辟后的一二十年间，其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批外国商行的设立和进出口贸易的开展，能够较多雇佣劳动力的工业企业尚处肇始阶段，以早期在沪外资工业的重要门类——船舶修造业为例，由耶松、祥生为代表的较大型企业的形成，是在 19 世纪70 年代其背景是，19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长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辟和中外贸易的扩大，进入上海港的大吨位远洋轮不断增多，上海的船舶修造业因此趋盛70 年代后，耶松、祥生相继兼并其他一些船厂，成为实力较雄厚的两大船厂。

1879 年，祥生船厂已能建造1000 吨级轮船；次年又建成长 450 英尺、宽 80 英尺，涨潮时水深 21 英尺的新船坞，可以容纳和修理上海港内最大的轮船与此相较，耶松船厂也不逊色其位于外虹桥稍北， “厂地约三十余亩，东为仁泰码头，西则招商局，中栈前临马路，后倚黄浦” ，岸边设有专用码头，一应设备俱全1884 年它为怡和洋行建造的“源和”轮，船长 280 英尺，载重 2000吨，被《北华捷报》称为“是在远东所建造的最大的一艘商船” （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2、29 页外资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最早的是发昌机器厂继起者有 1875 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 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 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 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 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 “实际上仅是外商船厂的辅助工场” （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 ，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84、39 页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在华活动范围，欧美商人就以上海租界为基地，将轮船运输业的触角伸向四周的内河水道， “置造小火轮船装运银两前赴内地，采办丝斤并各项货物回沪” 。

1865 年 2 月，结束国内战事后的清政府宣布不准外轮驶入通商口岸以外的内河在沪外国商人反应激烈，联名要求各国驻华使节出面干预清政府对外国轮船深入内河深为顾忌，担心“若一处准行，处处皆援例而起，夺目前商船之生业，驰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是以屡议未允，即再续请，仍不便行” （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l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0、352、367 页时至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在规定增辟沙市、苏州、杭州通商口岸的同时，准许外国船只“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 1898 年颁布的《内港行船章程》 ，又将范围扩大到各通商省份的内河水道（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616、786 页自此，以租界为主要基地的中外船舶修造业和轮船航运业，活动天地大为扩展与远洋、近海货轮相比，内河小吨位轮船的制造周期、技术要求，同中国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经营能力较相适应；另一方面，自清政府开禁，内河小轮业发展很快，市场需求大， “因此机器厂制造小火轮盛行一时” 较出名的， “在苏州老港内有公茂、史桓茂、大昌、广德昌等几家；在虹口有恒昌祥、广德兴等几家；在杨树浦有公兴；在南市有求新、兴发荣等几家。

专门协作制造船木壳的有协顺昌、施广福、财理等数家” 其中有的还同时经营内河轮运业设在新闸的公茂机器厂， “在 1895-1913 年间业务大为扩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轮，自设老公茂航运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货运输业务” 行业史料载， “公茂的小火轮制造业务是随着它的航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老公茂航运局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厂的经济周转，使小火轮制造能加速进行，而小火轮制造又回过头来加强航运事业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厂的发展比别家同业为快，在 1913 年以前公茂船厂共为老公茂轮船局造过二十只左右小火轮及拖船” （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 ，第 128、130 页中外船舶修造业和内河轮运业的发展，不仅招募了众多的劳动力（注：以祥生船厂为例，1879 年雇佣工人约 1400 名，至 1894 年增至约 2200 人详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11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