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 逯钦立.doc

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逯钦立一、清谈与九品中正在选举上的血缘关系起于东汉末年的清谈，是品人物、办乡举的清议，自始就跟选举制度分不开 《魏志》卷七注引《九州春秋》云:“ 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黄巾寇暴……和不能御……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 ”《魏志》卷一注引张璠《汉记》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言高论，嘘枯吹生 ”这是清谈起于东汉末年的证据 《后汉书·史弼传》注引《先贤行状》:“清论所加，必为成器，丑议所指，没齿无怨 ”《魏志》卷十一注引《邴原别传》:“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 (玄)之学 ”又《吴志 》卷十二《张温传》 ， “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覈选三署 ”又卷十二《陆瑁传》:“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闇昧之失，以显其讁瑁与书曰:‘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这是清谈即清议的证据，也即是清谈是用以品题人物的证据把选举权部分地交给地方官吏和在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即实行所谓“乡选里举” ，这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东汉帝国的政治上的一个特点，是以前的西汉帝国未曾有过的。

地方官吏如刺史或太守，地主知识分子如处士乃至名士，他们有“人物之鉴”( 或称“人伦鉴识” )，即可成为“乡选里举”的专家，也就成为一时的 “谈宗” 他们对人物实行“品藻次第”( 《抱朴子·刺骄篇》:“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 ”)最有名的如汝南许劭等的“月旦评” 《后汉书·许劭传》.“初，劭与靖(劭从兄) 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有月旦评焉 ”已经有了“九品中正”等级评定的雏形东汉的清谈，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至少有三种:其一是谈家在比较民主的方式下提拔了一些贫苦的知识分子，使之得到参加政治的机会这样的清谈家可以郭泰、许劭为代表如《魏志》卷二十三注引《汝南先贤传》:“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 ”其二是浮华交游或帮口主义的盛行处士们既然“以毁议为刑戮，用党誉为爵赏” ，因之“求志属托，规图仕进” ，而清谈家有时也不免“附己者叹之盈言，不附者则必作瑕爨” ，因此，社会上发生了“父子异部，更相毁誉” ， “别相署号，共为部党”的现象，浮华的行帮由此大盛(浮华即虚华，亦即所谓虚声。

当时“浮华相尚” ， “处士纯盗虚声”) 其三是促成了魏初的九品中正制当清谈的宗主掌握了地方的乡举大权，刺史或太守成为“小国寡民”的新封君，各个地方政府也形成了无为而治的小王朝例如汝南太守宗资，一切委任功曹范滂，自己只画画诺，南阳太守成瑫，一切委任功曹岑晊，自家只悠闲地来“坐啸” ，都是最具体的实例这种地方政权的离心倾向，与专制主义的封建朝廷是极相矛盾的地方的品题已经成为一个人名声好坏、身价高低的唯一衡量尺度曹操不得志的时候，曾经“卑词厚扎请许劭为己目” ，证明任何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人，都要通过品题这个关口，清谈者因之称为“一世龙门” 正因为在政治上发生了特殊作用，所以，专制主义者的曹操在得势后即决心与处士们作斗争他说:“丧乱以来，风俗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 ”他立志要“破浮华交会之徒” ，下令“整齐风俗” ，提拔为清议所压倒的“不忠不孝”之人这些政论政策，不仅是以曹操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法治思想的具体表现，而且是他们有意打击掌握品题威权的谈宗们的具体表现，而彻底地把品题威权收回中央来抵制地方清谈势力的，则是九品中正制度的正式颁布二、九品中正在魏晋清谈上所起的作用西晋李重曾经说，九品中正， “始于丧乱，军中之制” ，或许这个制度创自曹操。

延康元年，九品中正正式公布以后，在野的品题工作转移并集中到皇朝中央这一转移集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清谈的重心落到吏部的官署魏朝典型的清谈家，是正始时代的何晏何晏是吏部尚书同何晏齐名的王弼和裴徽，一个是尚书郎，一个是吏部郎他们也都是负责办选举或者说搞九品中正的史称“何晏为吏部尚书，……谈者盈坐” ， “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王弼、裴徽谈论的佳话也很多到了西晋，谈宗王衍“有重名於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 他曾听王戎的话，给孙秀作品题，后来孙秀得势，杀了好多朝士，王衍因这件事没被害他“尝为天下人目曰阿平第一(王澄) ，子嵩第二 (庾敳)，处仲第三( 王敦)” 应该注意的是:王衍也是作过吏部的，他的以清谈著名，当然是在作吏部的时代这样一来，品题的重心不光集中在朝廷，而且又转移到士族阶级手里了九品分上、中、下三等等分三级，共九品下品称浊流，上品称清流清流中的名士又称风流(如卫瓘见了乐广说 :“不图正始风流，复见今日” 又《乐广传》：“天下言风流者，谓王(衍)乐为称首焉” ) 在九品制度下， “吏部所用，必下中正，征其父祖官名” 这样的选举方式直搞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开始了那种世袭式的士族政治，开始了由魏至隋士族阶级独占经济文化的另一封建时代。

在九品制度下，大官僚以清谈品题的技能作为保持并抬高地位的唯一武器何晏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 ”而以“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来吹嘘自己，这正是以清谈抬高自己地位的好例而为着保持地位的人，除了一部分官僚主动地在品第方面养望令虚声来进行浮华交游外，有实权的人就要排挤或陷害比自己名望更高的人，因此发生了许多次残酷的政潮例如司马师的害夏侯玄事件，司马昭的杀嵇康事件，都是跟竞争名望有关的其次，士族阶级谈咏玄虚，以寄生主义高踞要津，以形式主义自欺欺人新起的中小地主的才智之士，丧失了参与朝政的可能性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集中到诸侯王一边去，帮忙整理王国的军政大事，成为倾覆封建皇朝的主要因素西晋由八王之乱很快的垮了台，正是这种新旧两阶级之尖锐矛盾的具体表现以上都是在九品制度下清谈品题所给予政治上的巨大影响，也就是清谈与九品中正交互下的社会影响九品中正在清谈本身又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品题为主的清谈涉及到玄学范围何晏曾注过《老子》 后以所注改成《道德二论》 《二论》即无名论无为，见《全三国文》三十九)王弼、裴徽也根据《老子 》大谈所谓“无” 应该注意的是:他们认为“老子绝圣弃智，终旨与圣人同” ，最后还是捧出了儒家来。

所以， 《广弘明集》的《二教论》也说:“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圣” 由于有了这种道儒的比较，所以西晋初清谈家就发生了名教跟自然异同的问题《晋书·阮瞻传 》:“司徒王戎问曰: ‘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 ’”《世说新语 》记此事为阮脩答王衍问，稍不同)也由于有了这种以道说儒的传统，两晋以降的谈客始终把无为当作主要对象 《晋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下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 ”这段话大概出自何晏的《无为论》 王衍以后，谈无为的甚多，不必列举) 他们所以要搬出老庄大讲无为，这主要的是 :在九品制度的驱使下，寄生主义的士族阶级为着保持上流地位而有意仿效东汉名士谈宗东汉的焦和、成瑨等，是过着无为生活的.是只用嘴巴作无为的清谈的，是以小封君实践老庄的无为的东汉人这一套东西，已经给魏晋士族们铺好了玄学的道路九品中正又给士族们增加了走这条路的动力玄学才在清谈中占着了主要地位第二，清谈到了比赛的地步，品题到了脱离实际的地步 《世说新语》有关这两种情况的记载很多。

如王澄每听到卫玠的谈论，就“叹息绝倒” ，这是比赛失败以后的丑相又如荀粲与傅毅争辩，闹个不休，幸有裴徽给他们作调解人而东晋如孙绰如支遁，他们更是以清谈来决定品级的高低了在品题方面，他们从臧否时人又接着“商略”古人，从地方人物又连着批评地方风土，并且从谈论古人而大讲史汉这是品题脱离实际的一方面又如王戎目山涛如“璞玉浑金” ，王衍如“琼林玉树” ，陈道宁“缕缕如束长竿” 庾子嵩(敳)目和乔“森森如千丈松” ，范启称韩康伯似“肉鸭” 只在人物的态度神情上去观察，不管什么才性和行为了这是品题脱离实际的又一方面比赛清谈也好，随便品题也好，这都是九品制度在士族阶级的清谈上所发生的巨大作用三、任达与清谈的对立及其统一任达就是“任放为达” 任达亦当时专用名词，如西晋谚语:“任达不己，幼舆折齿”)任达与清谈从东汉末年就是对立的如郭泰、许劭等是以品题为业的谈宗，向栩、戴良、袁闳等都是另一种“傲俗自放”的达士向栩的“状似学道，又似狂生不好言语，而善长啸” ，戴良的“箕坐见边文礼” ， “母丧食肉饮酒，哀至乃哭” ，袁闳的母亲死了， “闳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以为狂生” 这些都是任放为达，与臧否品藻的清谈家是不同的。

那些屈服于品题风气下的，讲孝要居丧十年，讲廉就连在亲戚家的一餐都要付钱，这是过火的去“为” 像任达派这些人，则是澈底的“无为” “为” ，就要矫揉造作，装模作样， “无为” ，就随心任性，一本自然彼此是相反的，矛盾的但“无为”的达士，因有异行，终成名士所以“无为而无不为” 归结这两种观念形态都是东汉察举制度的具体反映九品中正实行以后，任达的代表是阮籍这个任达专家是反对九品，反对名教的礼法之士如何曾，清谈宗主如何晏，他都看不起他是“无主无事，与天地合” ，对社会上一切是非善恶取无所谓的态度 《大人先生传》一文，是他全部思想的说明书他反对清谈的“工言子”要“背弃夸与名” ，他不赞成品题，总是“出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或“评论时事” 母亲死了，他“在晋王坐进酒肉” ，这是学戴良司马昭“功德盛拟於王者” ，他可以“箕踞啸歌，酣饮自若” 这是学戴良、向栩乃至袁闳、成瑨他曾经突然地要做东平太守，这又是学画诺的宗资，立意与东汉的的名士看齐 《文士传》：“文帝亦亲阮籍，常与谈戏籍常从容言，昔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大悦，即从其意籍便乘驴往之至即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教令清当，十余日便复乘驴而去。

”阮籍为什么要做十多天的太守呢?我们给他找个注脚 《南齐书》: “张绪忘情荣辱，朝野皆贵其风尝与客间言，一生不解作诺时袁粲、褚渊秉政，有以绪言告粲、渊者，即出绪为吴郡太守” 张绪的这种士族味道，与阮籍是相同的何晏等做曹爽的官，阮籍坚辞不干何晏等反对“三马” ，阮籍却历仕“三马” ，这更是清谈、任达两派互相冲突的具体表现看重品题， “砥砺名行” ，在九品制度上争胜负，结局是好多名士被杀害，以投靠的方式，喝酒狂放，跟统治者大搞游戏，却过得很平安这是清谈、任达两派思想作风和结果的不同阮籍的行为，或者是有意的韬晦避祸，未必与养望有关但他这种任达的把戏，在“三马”前吃得开，又总算是异人异行，在品第上不会落榜，所以阮籍死了不久，他就变成名士的另一种典型不光西晋初年王澄、胡母辅之等把他作仿效对象，赚得品第上的高名，就是他的儿子阮浑，也要根据家传秘方，如法庖治魏代任达派是反对九品制度的，是要摆脱人为的名教的而西晋人的专门任达，却是想在品第上占上风，巩固个人的身分地位方式虽同，用意各别第一次把清谈和任达统一起来的，是王澄和王衍这一统一，指出在九品制度下一切求名的方式与方法都为士族阶级所独占 “二王，从此不光是上流的名士，而且成为双料的名士，巩固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统治地位。

他们一面是清谈宗主(《晋书·王衍传 》 “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王澄别传》:“澄风韵迈达，志气不群从兄戎，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