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宋初三司左右计体制初探.docx

宋初三司左右计体制初探杨倩描宋太宗在位的 21 年间（ 976——997），是北宋三司机构变化最多、最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三司的凭由、理欠、提点等诸子司时分时合，三司使副、三部使等职时废时置淳化四年（993）十月，宋太宗甚至采纳魏羽的建议，打破北宋三司的常规体制，模仿唐代刘晏与第五琦、韩滉与元琇、班宏与张滂等人“ 分领天下金谷” 的故事，建立三司的左右计体制，企图改变“ 三司，积弊之渊薮”[ 《太宗皇帝实录》卷33] 的局面、提高三司的工作效率 《宋史》卷267《魏羽传》 记载 先是，三司簿领堆积， 吏缘为奸， 虽尝更为新制， 未为适中是冬，羽上言：‘ 依唐制天下郡县为十道，两京为左右计，各置判官领之 ’ 制：‘ 三司使二员，以羽为左计使，董俨为右计使，中分诸道以隶焉 ”’ 闰十月，又“ 置三司总计度使” 一员 [ 《宋史》卷 5《太宗纪二》 ] ，以给事中陈恕担任这种“ 中分诸道” 、按大区实行分域管理的特殊财政体制在唐代宗、德宗时期曾一度施行， 并非唐代常制《新唐书》卷 51《食货一》载：“ 初，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

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及琦贬，以户部侍郎、 判度支韩滉与晏分治 ” [ 《旧唐书》卷 11《代宗纪》载：“ （永泰二年正月）丙戌，以户部尚书刘晏充东都京畿、河南、淮南、江南东西道、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以户部侍郎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西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至是天下财赋始分理焉 按，“ 剑南西道” 系剑南和山南西道之误记，中漏“ 山南” 二字” ] 然而，这种分划既不同于贞观十道，也不同于开元十五道它实际共有十三道魏羽上奏中所谓“ 依唐制天下郡县为十道” 其实并不确切宋人对淳化四年所分十道的记载互有差异《玉海》卷 186 记载的十道是：河南、河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两浙、广南 《职官 分纪》卷 13 记载的十道则是：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两 浙、广南，因只有八道， 故附记“ 东京为左计， 西京为右计” ，以凑足十道之数而《宋史》卷 162 除漏记河北外．所记九道之名均与《玉海》相同这种记载的混乱是由于宋初“ 路” 与“ 道” 的交错及分合不定所造成的在宋真宗至道三年 （997）定天下为十五路之前， 宋太宗曾于太平兴国四年 （979）分全国为二十四路，太平兴国七年又合为十九路。

雍熙四年（ 987），先是分全国为二十路，继而合为十九路端拱二年（989）并为十七路，淳化三年（ 992）再并为十六路，淳化四年又分为十七路 [ 参见张家驹： 《宋代分路考》 ，载《禹贡》第4 第 1 期 ] 这种频繁分合，显然容易导致记载上的错误把《玉海》和《职官分纪》的记载两相对比，以《宋史》的记载为佐证，可以判断 《玉海》 的记载较为可信但是，《玉海》所谓的“ 河南道” 也有问题《太宗皇帝实录》卷78 记载张观为“ 三司河南东道判官”，《宋史》卷 301《张秉传》记载张秉为 “ 右计司河南西道判官”道的可见当时的河南道是分为东道和西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了？根据上引“ 两京为左右计” 、“ 东京为左计、西京为右计” 的记载看，宋人是把东京（开封） 、西京（洛阳）和十道合称的这也可以找到旁证如《宋大诏令集》卷160《复三部使诏》：“ 应两京十路并复归三部” ，《皇宋十朝纲要》卷2：“ 诏三司两京十道复归三部”由于左计司和右计司分设于东京和西京的缘故，东京和西京又都在河南，所以河南道便顺理成 章的被分为了东、西二道这样，所谓两京十道实际上是十一道左右计体制建立后，宋太宗下令“ 均州县之籍以分其职”[ 《宋史》卷276《张观传》 ] 。

但《宋史》卷 179《食货下一》却误记为： “ 令京东、西，南北各 以五十州为率 这与当时府州军监（州级）的总数相去甚远据聂崇歧先生统 计，“ 总至道末，有府八、州二百五十四、军四十五，监四，府、州、军、监合三百一十一而已”[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载《宋史丛考》] 淳化四年距至道末年， 即至道三年仅四年， 府州军监的数量变化不会很大 很明显，《宋史》所谓的“ 五十州” ，应是“ 百五十州” 之漏记尽管左右计所属府州军监的具体分划没有史料记载，但根据“ 中分诸道以隶焉” 、“ 均州县之籍以分其职”、“ 令京东、西，南北各以[ 百] 五十州为率”这些记载看，当时是在东京、西京之间大致划出一条南北向的纵线，将两京十 道分为东西两半，设在东京的左计司管领东部，设在西京的左计司管领西部由此推断，左右计之间的分划纵线应是沿河东道和河北道的分界线向南，横截 河南道，将它分为河南东道和西道然后再沿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的分界线南 行，直到广南路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左计司便领有东部五道——河北 道、河南东道、淮南道、两浙道、江南东道，而右计司则领西部六道——河东 道、河南西道、关西道、剑南道、广南道。

而未 宋初左右计体制的道与唐代的道并不相同它只是“ 各署判官领之”设转运使淳化四年，设有转运使的路，共有十七：京东路、京西路、河东路、河北路、陕西路、西川路、峡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岭南东路、岭南西路从文献记载上 看，在淳化四年至淳化五年的“ 两京十道” 下，这些路分和转运使仍然存在例如，《宋史》卷 277《宋太初传》记载：“（淳化）二年，为京西转运副使未 几，移河东四年，迁正使改殿中侍御史至道初，迁兵部员外郎，充盐铁 副使 同书同卷《裴庄传》记载： “ 淳化三年，⋯ ⋯ 拜监察御史、荆湖南路转 运使未行，改三司盐铁判官⋯ ⋯ 出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五年，李顺乱蜀，命与雷有终并兼峡路随军转运使，同知兵马事 同书同卷《牛冕传》 记载：“ 端拱元年，召试文章，迁左正言、直史馆出知润州，徒泉州未至，就命为福 建转运使，加左司谏建议废邵武军归化金坑，土人便之至道初，召入 ” 同 书同卷《袁逢吉传》记载： “ 淳化中，改户部判官⋯ ⋯ 出为西京（按应为京 西）转运使，⋯ ⋯ 会蜀叛， 方籍其吏资， 授西川转运使 至道初，徒荆湖北路《宋会要辑稿· 刑法》三之五一记载： “ （淳化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知制诰柴 成务言：‘ ⋯ ⋯ 近见蓬州贾克明为杀人， 前后禁系一年， ⋯ ⋯ 差转运副使蒋坚白、提点使臣董循再同推勘，方得处断。

’ ” 同书《刑法》三之五二记载： “ （淳化）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黄、 御河储运叶仿言：‘廉成式往通利军勘公事，近七十日尚未了当右计的两京十道判官所负责的财政管理区域，河北转运使李若拙先差邢州散参军 ’ ” 由此可见，这种道只是三司左 不是监察区划， 更不是行政区划各路转运使只是在财政事务上受各道判官的领导既然如此，那么，当时的十七转运使路与两京十道的财政管理对应的关系 大致应为一道辖有一至二路，即河南东道辖京东路和京西路的东部，河南西道 辖京西路的西部和荆湖北路，河东道辖河东路，河北道辖招河北路，关西道辖 陕西路，剑南道辖西川路和峡路，淮南道辖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江南东道辖 江南东路，江南西道辖江南西路和荆湖南路，两浙道辖两浙路和福建路，广南 道辖岭南东路和岭南西路 必须指出的是：宋初的转运使路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而只是处 于向行政区划过渡的阶段因此，宋初的方财政单位仍然是府州军监一级为了协调这种重床迭屋的复杂关系，北宋政府规定：“ 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 [ 百] 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 《宋史》卷179《食货下一· 会计》 ] 。

关于其人员设置，除上述总计使陈恕、左计使魏羽、右计使董俨之外，见 于文献记载的还有左计判官韩国华 [ 《宋史》卷 277《韩国华传》 ] 、右计判官梁鼎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淳化四年十二月记事 ] 各道判官除前述河南东道判官张 观、河南西道判官张秉外，文献记载有职名的还有关西道判官梁颢 [《宋史》卷 296（梁颢传） ] 在原三司体制中，勾院负责财务审计，磨勘司负责帐目审核 曾任总计使的陈恕在至道二年的上奏中指出： “ 其勾院、磨勘两司， 出于旧制，关防之要，莫加于此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0，至道二年闰七月 ] 但在左右计体制中，这两个机构的设置却被简化了 《宋会要辑稿· 职官》五之二三记载： “ 分三司为左右计，各置判勾一员，又以一员总之 磨勘机构的设置未见记载 三司左右计体制自淳化四年十月建立后，仅一年时间便被废止淳化五年 十二月，宋太宗颁布了《复三部使诏》 ： 铜盐之务，所以笼天下之财货度支之司，所以办邦国之经费洎 民曹之剧任，皆邦计之本源盖以司金谷之耗登，谨府库之出纳爰从 近代，以迄我朝， 虽琴瑟改张， 俾期于易治， 而米盐细碎， 益致于滋彰。

宜复前规，用为永制在两京十路并复归三部，各置使一员⋯ ⋯ 以总 计使陈恕为盐铁使， 枢密院承旨、左屯卫将军王延德为度支使，枢密直 学士、屯田郎张鉴为左谏议大大、户部使左计使魏羽、右计使董俨并 罢[《宋大诏令集》卷 160] 在诏书中，宋太宗只是笼统的提到“ 米盐细碎，益致于滋彰” 是废止三司左右 计体制的原因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宋太宗接受魏羽建议，建立三司左右计体制，目的无非是在三司中建立起 一种相互监督的激励机制，以改善三司办事效率低下、官吏营私舞弊的状况但建立左计和右计，就必须在三司原有二十四案和诸子司的机构上增设一套同 样的机构尽管某些机构的人员编制会减少，而且某些机构也可能省并，但机 构和人员编制却大大增加了这必然会造成新的管理困难， “ 三司帐籍浩烦， 吏 300《周湛传》 ] 的问题不仅不会得到改善，反而只能 胥离析为弊欺” [ 《宋史》卷 是越演越烈 左右计体制可以比较工作成绩，在正常情况下，能产生激励作用，但如果 处理不好则会适得其反例如，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窦参与户部尚书班宏交恶，而班宏又与户部侍郎张滂不和窦参为抑制班宏， 推荐张滂为盐铁转运使，作为权力交换，“ 分滂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转运隶宏” 。

结果两人 闹得不可开交，德宗只好下诏“ 许如刘晏、韩滉故事，以东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东道两税，滂主之，东渭桥以东巡院隶焉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宏主之”[ 《新唐书》卷149《班宏传》 ] 重新调整了两人的权力分配 宋太宗建立三司左右计体制时，鉴于唐代的教训，特意在左计使和右计使 之上增设总计使，并规定： “ 凡干涉计度者，三使通议之 ” [ 《宋史》卷 162《职官二· 三司使》 ] 以协调左计和右计的关系 然而，这是否能真正协调还值得怀疑 总之，三司左右计体制仅存在一年便宣告终结其时间之短，本身就说明 了它的不可行性原文刊载于《中国古史论丛》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