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恩·麦克尼有关解释大学治理形态变迁的文化模型.docx

论伊恩麦克尼有关解释大学治理形态变迁的文化模型 　　摘要：文化模型是以伊恩麦克尼为典型代表的一种大学治理形态的解释模型它是建立在克拉克的三角模型基础上，对克拉克的三角模型的修正和发展，它充分考虑了学校面临的挑战，指出大学的治理形态变迁是由一系列影响政策的权力、价值与文化要素构成的伊恩麦克尼采用这种模型来解释不同的外部资源环境是如何影响大学治理形态形成的，并对大学不同治理形态下的文化特征进行说明这对于促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大学治理形态，文化模型，伊恩麦克尼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一批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用以解释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现象，其中也隐含着大学治理的策略和技巧为了应对关注效益、理解学校学术复杂性以及同时改进大学、质量和公平所引起的变化，文化模型逐步兴起　　伊恩麦克尼（1anMcNay）是大学治理形态变迁的文化解释模型的典型代表激起麦克尼研究动机的是这一基本事实：伴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大学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如“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矛盾，教育理念与市场理念的矛盾，人文导向与职业导向的矛盾，公益目标与经营目标的矛盾”面对矛盾与问题，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大学创新之路，但是任何形式的创新都植根于各国的“制度文明”当中。

为此，麦克尼想探明：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大学的治理形态？他假设：大学的治理形态变迁是由一系列影响政策的权力、价值与文化要素构成他提出了研究大学治理形态变迁的要素和方法，并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予以说明他采用这种模型解释不同的外部资源环境是如何影响大学治理形态形成的，并对大学不同治理形态下的文化特征进行说明　　文化模型没有直接采用制度理论，它们把大学／学院看成是一个系统，试图反映组织这一环境界面的复杂性，并综合了有关组织的管理和学术视角文化模型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当今大学的文化冲突与快速变迁其内涵是指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前提下，不同文化主导不同大学的治理形态，以期从文化视角解释大学治理形态的理论模型一、文化模型的缘起克拉克的“三角模型”代表了影响大学治理形态的三种权力形式，三个角代表三种力量的极度形式，三角形内部的位置则代表三种因素结合的不同程度三种力量之间的形成和变化是各种势力、利益或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由此说来，虽然影响大学治理形态发展的三要素是相对稳定的永恒存在，但其影响力度、方式乃至结果却是可变的因此，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大学治理形态可以不同，揭示这种不同存在的内在原因、要素和逻辑是克拉克研究的重点。

　　麦克尼批判和修正了克拉克模型，是在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针对英国大学市场化的一种回应随着新管理主义对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渗透，各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由以往政府主导的模式调整为政府监督模式也正由于这样的调整，政府引进市场机制，让价格与竞争来引导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以提升高等教育的效率这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使各国高等教育的三角关系发生了改变，依据克拉克所建构的模式已无法表示这一变化于是一批学者将克拉克的高等教育“三角模式”进一步图像化而逐渐将新管理主义模式作为大学治理的一种新形态麦克尼认为，范沃特所提出的政府监督模式与新管理主义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范沃特没有考虑政府机构的信仰系统可能转变，也没有把大学治理形态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而是把政府监督模式当成盎格鲁撒克逊永久的模式迪特玛布朗和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理安则认为新管理主义是一种新的政府哲学，相对于传统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特点，已成为政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1997年，克拉克也对其“三角模式”进行了新的阐释，重新加入了第四种要素，也即创业因素而麦克尼则主要融合和发展了克拉克、伯达尔、汉迪提出的模式框架，将之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型，也称为“四边三角模型”。

　　文化模型充分地考虑了学校面临的挑战它从开放系统的视角出发，关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组织和环境界面的交互性，开始意识到学校不仅要应对新的行业格局、外部力量和所面临的挑战，而且要适应它们　　二、文化模型的主题与内容　　麦克尼的文化模型主要包括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继承了维柯（Weick）的“大学是‘松散联合系统”’的概念，结合了伯达尔的大学自治的分析，继而形成了“教育机构的控制和文化”分析框架（如图所示）；第二部分则是建立在“控制一文化”分析框架之上，借鉴了高等教育之外的组织研究内容，同时也吸取了克拉克和汉迪早期的研究成果，继而演绎出四种文化模式，并且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予以说明　　如下图所示，“控制—文化”图主要从政策控制和实践控制两个角度出发，纵轴代表着政府政策的“控制”分化程度，一端代表牢固、另一端代表松散；横轴代表的是大学的实践控制，同样一端代表牢固、另一端代表松散政策控制标志着政府对大学调控程度；实践控制代表大学内部决策的权力分配模式从“控制—文化”分析框架出发，“政策控制”和“实践控制”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种理想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共享模式、科层模式、法人模式和创业模式。

　　麦克尼这种模式框架融合了伯达尔的贡献，发展了他所提出的四元分析模式麦克尼意图让每一象限都对决策、领导和管理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大学不可避免地被企业文化统领，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调节这种模式框架和它的四象限都与克拉克的工作相关，都同样建立在“四边三角模型”之上，再融合克拉克后来所提出的价值因素（自由、平等／社会正义、忠诚、能力）以及1993年汉迪在对工业和商业组织的研究所显示的文化因素（友好、角色、权力、任务）作用如下表所示：麦克尼继而从每个象限出发，通过模式框架中的各种要素结合对四种治理的文化模式进行分析：　　第一，共享模式这种模式代表着“学术寡头（协调）+自由（价值）+友好（文化）”的结合，以英国大学的古典理念为特征，牛津与剑桥的学术传统为主要标榜该模式主要的外部参照体系是“学科中的贵族”——学术人员，尤其是研究者相比其他模式，该模式中学术人员或大学集体得到的外部身份认同最多这种决策模式要求个体学术研究有更宽松的环境、更少的指令和控制，即汉迪所称的“组织一致性”——领导者用一种非正式的沟通方式他们的权威通过个人学术地位获得，并坚持在正式决策之前进行“理解”谈判这种模式是英国大学黄金时代的主导文化，而外部则要求共享模式中增强责任和资源限制。

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中采用“松散”的政策控制手段，一般不卷入大学学术事务，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干预程度是最小的从内部而言，大学的实践控制也以“松散”为特征　　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象牙塔学术主义所体现的理智傲慢，大学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性较低和对社会责任反应冷漠，等等　　第二，科层模式该模式代表着以“政府官僚过程（协调）+平等／社会正义（价值）+角色（文化）”的结合，政府通过政策控制“松散”化手段调控大学与大学内部实践控制集权化手段的结合在这种模式中，集权性通过委员会的组成、决策实体的等级性以及决策过程中的一般规则和程序体现出来在大学治理中，实践控制的集权化手段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学事务过程体现了社会公正和平等价值　　科层模式的缺点在于外部“系统”要求对员工（包括学术人员）实施风险管理，坚持标准统一化管理，但可根据不同的情形实行权变方法而大学成员的相互沟通在文化冲突和相互质疑中受到制约　　第三，法人模式这种模式代表“政府政策（协调）+忠诚（价值）+权力（文化）”的结合，政府通过“铁腕”手段控制大学与大学内部实践控制的集权化手段的结合在这种模式中，董事会主席常由政府任命董事会采用“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主席委托下层组织。

这样咨询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咨询角色转化为管理者角色，在实践中通过政策执行控制大学运行政府利用立法、预算、财务控制等集权化手段控制大学，大学内部则通过协商谈判等手段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并以此作为提升自身形象的需要　　这种模式的缺点主要体现于权力阶层的“政治傲慢”，如决策过程中的官僚化特征容易超越伦理准则，从而产生权力寻租现象；行政官员与学术人员保持距离，交流很少；上层组织缺乏与下一层系部的交涉，行政高层往往将决策传递给全体职员，因而整个机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气氛　　第四，创业模式这种模式代表“市场（协调）+能力（价值）+任务（文化）”的结合，政府通过“铁腕”手段控制大学与大学内部实践控制的松散化手段的结合它反映了学术功能在开放市场上自由买卖在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学生成为大学的顾客，学术研究通过社会捐赠与合作项目资助进行政府扮演的是“掌舵者”的角色勃雷克列将此描述为“大学是为教育和研究服务的生产者”在这种理念下，他称大学为“企业”，大学“由不同部门的雇员和领导者为‘企业’提供服务”效率成为创业模式中的核心概念，研究与毕业生数量是主要的衡量指标，所有“势力”组织都可以参与到大学事务中　　这种模式的主要问题体现为商业文化和学术文化的冲突，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投资者和股东提供尽量高的回报。

这决定了组织成员之间特殊的关系及活动的特殊性另外，上层机构的商业化与基层的学术性质出现断层　　三、若干启示　　麦克尼所拓展的大学治理形态变迁的文化模式，无疑为当前我国大学治理模式的定位展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思路，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第一，文化与大学治理形态紧密相连，二者的同一性和不可分离性要求在思考大学治理问题的同时也考虑文化特性　　对于某一问题的分析研究可以有多种角度，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地是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而忽略了文化这一深层的隐性因素因此，要讨论大学治理，就必然涉及文化从“大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任何大学治理形态都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它们必然具有特定的文化意蕴，反映文化的特征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学治理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针对大学这一特殊的组织提出来的，而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文化性正如布鲁贝克所言：“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他的论述言简意赅，深刻地揭示了大学组织活动的特殊性，即与知识或学问直接相关的文化特性。

那么，对大学治理形态变迁研究的应有定位也应在文化之中，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中，文化视角的确定就更有重要意义　　第二，高等教育系统中，政策控制和实践控制二者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二者关系变化体现了一种充满张力的脉络空间　　麦克尼所提出的政策控制和实践控制体现的就是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松散”和“牢固”的区别就是“集权”与“分权”的差异麦克尼所提出的这两个维度是奠基在伯达尔所提出的大学自治之上的按照伯达尔的定义，自治分为实质自治与程序自治，“大学自治指的是大学自我调整的自由程度，但解释起来比较困难正如阿什比所言，‘问题在于大学自治具有模糊性，自治模式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伯达尔继而指出，“实质自治指的是大学决定自身目的和程序的权力，指代的是学术是什么；程序自治是大学决定自身目的和程序方式的权力，指代的是学术运营方式”根据伯达尔的观点，程序自治包括审计、财务控制和个人决策；相比较而言，实质自治是在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建设性伙伴”与“政府责任与学术自治之间的制衡机制”　　可以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世界进程看，无论是精英阶段还是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大学都同时受到政府政策不同程度的控制，而政策控制的变化必然折射到大学内部。

不过政策控制和实践控制之间并非是单向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学并不只是接收来自政府或大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