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对日外交.doc

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李鸿章的对日外交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国内对李鸿章的研究卷帙浩繁，但对其对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传记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对李鸿章从联日、防日到拒日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研究，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一、李鸿章的“联日”思想 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日本明治维新后，李鸿章逐渐认识到其迟早会对中国造成威胁而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 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一方面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征韩论”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 “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 ”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 年 8 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日本要求订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许多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于是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了刚刚调补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

”②以日本为外援就成为日后李鸿章“联日”的主要原因由于李鸿章力主订约，清政府改变了原来的立场1871 年 9 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此时李鸿章主张与日本订约并提出“联日” ，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地缘接近，又日渐强大，试图“以示羁縻” ，防止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 ， “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③二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 “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④三是联络日本对付西方列强，条规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⑤隐含了李鸿章联络日本对付西方的意图但是实际上这一条规并不能构成中日同盟， “必须彼此相助”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持，对双方没有约束力由于清朝已经衰落，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 ，中日也不可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对抗西方列强。

有人解释为李鸿章试图建立东方联合战线，甚至“以东制西” ，都是不恰当的李鸿章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⑥，他顶多希望在再次遭到西方侵略时能与日本互通声气，取得日本的支持，而不至于使日本也加入西方侵略的阵营他提出的“联日”应该没有超出以上讲到的三点理由1874 年 5 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李鸿章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居心叵测， “联日”的想法因此有所动摇，并开始意识到要采取措施防范日本他上《筹议海防折》 ，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兴建水师之后，清廷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开始着手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水师，提出要与“日本角胜于海上”⑦ 但是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⑧在处理日本侵台的问题上，他采取了退让的政策⑨他认为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而且中国即使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主要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 “恐是中外构乱之始” ， “兵连祸结之象” ，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 1871年后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主张对日让步以“联日防俄” 。

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9 年 4 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回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激愤与憎恶情绪：“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 ”⑩由于当时中俄仍为伊犁问题关系紧张，俄国还派出了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 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法国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只是请当时经中国赴日本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 1880 年日本派使来华谈判日本在谈判中提出，将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还给中国管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修改 1871 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 ，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 总理衙门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在中日谈判之初，也主张分岛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防日比防俄更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时日本往往乘机要挟，而且“日人之诡异，断不肯助我拒俄” 尤其当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 “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 ，同时又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开始反对“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 ”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 ，对俄稍作让步而反对日本1881 年 6 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 ，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 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 ，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李鸿章首先建议朝鲜与各国建交通商1881 年，美国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力促朝美双方预定了条约内容之后，德、英等国都效法与朝鲜订约，肯定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加强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抓住各种时机将势力逐步渗入朝鲜，李鸿章对此认识不足，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 1882 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胁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 ，规定日本也可以在驻朝使馆驻兵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未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五十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

”实际上，日本获得驻兵权，为日后大军入境对朝鲜进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而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接谕旨，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三、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 ，以抵抗日本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

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1896 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 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政府保得至少 10 年的和平后来的历史表明， 《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图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 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 ，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 、 “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

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 “重在利商” ，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俄国因在 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 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图联俄制日同时他也试图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 ，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

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 ”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他创建北洋海军，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

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 ，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