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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诗学的两个理论支点摘要：《原诗》这部诗学专著将“两端论”与“相济论”作为两个理论支点，不仅根植于儒释道文化的沃土之中，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而且也在清初诗论家叶燮诗学中一以贯之，具有多层面的重要价值两端论”注重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济论”强调用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思想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畸、胶固一偏等问题进行纠偏与中和二者互融共存，使得叶燮诗学自成体系，对后世诗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叶燮；《原诗》；两端论；相济论；理论支点 41-07 20世纪以来，学界对清代初期叶燮的诗学颇为关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结合现代理论体系的架构，围绕《原诗》的一些核心范畴来展开研究，或主要分析其本原论、正变论、创作论、批评论①，或针对以“理、事、情”与“才、胆、识、力”为中心的美学、诗学体系给予细致探究②，或就某一个范畴和命题进行辨析；而对其中一以贯之的“两端论”与“相济论”却没有进行深入考察由于叶燮诗学包含众多密切相连的范畴与命题，倘使割裂整体而将其划分为符合现代人认知的若干部分，难免有悖其诗学原貌和精神指归诚如张健先生所指出的：“变的理论被划归发展观，而主客体理论被划归创作论。

这样，变的理论与主客体理论就成为平行并列的理论这样的诠释并不符合叶燮诗学的实际……如果把主客体关系的理论从他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中抽离出来而孤立地加以讨论，就容易掩盖叶燮诗学的真正意旨和现实针对性③而以“两端论”与“相济论”来观照叶燮诗学，既可以看出叶燮重视整体、强调众多范畴间有机关系的诗学意旨，理解其对传统文化、哲学的承续、创新与发展，也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深化叶燮研究提供新思路为此，本文对叶燮诗学中的“两端论”与“相济论”加以展示和界定，进而揭示其思想渊源与重要价值 一、“两端论”与“相济论”的内涵及表现 所谓“两端论”，即指主体在考察诗歌发展及诗学论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明确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来探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学说和思维方式叶燮诗歌理论的鲜明特色之一即在于对大量“两端”的阐述首先，《原诗・内篇上》开篇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两端”，如“诗之源流、本末、正变、衰盛”与“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④等接着，他以古今诗歌的因与创来说明“变”的合理性与合规律性认为“势不能不变”⑤，以古今在食具、音乐、居处等方面的不同来表明“物”与“人”的“踵事增华”⑥，从而将诗歌发展的继承性、变化性、超越性有机统一起来。

在论及“温柔敦厚”⑦时，叶燮标举“体”与”用”“意”与“辞”之两端进行阐发论及正变、时代与诗歌发展之关系，叶燮提出“正变系乎r”与“正变系乎诗”、“诗之源”与“诗之流”等⑧，既区分了风雅正变与诗体正变之不同，强调“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也淋漓尽致地论述了“诗”与“时”之紧密联系，指出正是由于“力大者大变”（如杜甫、韩愈、苏轼等）与“力小者小变”的共同作用才组成了一部无时不变的诗歌发展史他还通过“或曰”与“余曰”的对话指出“有法”与“无法”、“虚名”与“定位”、“死法”与“活法”等范畴，指出“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⑨于此，宇文所安说：“像在《原诗》其他地方一样，叶燮摆出两种常见的对立立场（一方相信‘法’具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则反对‘法’），并高居它们之上；他以此向世人表明，这样一些概念远比那些传统上的文学派别（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所选择的粗糙立场复杂得多⑩ 其次，《原诗・内篇下》开篇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在物者”与“在我者”之两端谈及“在我者”时，叶燮举出“天分”与“人力”、“识为体而才为用”、“取”与“舍”、“世人”与“古人”、“同”与“异”、“横”与“竖”、“左”与“右”、“主乎内以言才”与“主乎外以言才”、“力之大小远近”，等等。

论及“在物者”时，他以疑问的方式巧妙地提出了“可言之理”与“不可言之理”、“有是事”与“无是事”、“可征之事”与“不可述之事”等不可分离的两端 再次，叶燮在《原诗・外篇上》和《原诗・外篇下》中进一步发展了其“两端论”思想他说： 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 从自然、人事到诗歌，无事无物不存在“两端”，所谓“种种两端，不可枚举”谈及诗歌创作，他仍然主张要把握好“绍前哲”与“垂后世”这两端，用一幅绢素的长短、阔狭、浓淡、远近等在各个时代的不同表现，来说明自汉魏至宋以来的诗歌特点，随之又以“工”与“拙”为切入点对古今诗歌进行了分析 此外，在《已畦集》中也可见出他对于“两端”的论述他在所居之处筑堂、室，建亭、园，分别命名为“二弃草堂”“二取亭”“独立苍茫室”，并写有一组颇具诗意的园记：《已畦记》《二弃草堂记》《二取亭记》等《二弃草堂记》曰： 弃之为义，以迹与事考之，未有不自世先者；以心与理推之，未有不自我先者。

迨心迹交见、事理并陈，则成为两相弃已矣夫予之事科举，窃升斗，固尝求入于世矣然求之有道，必守之有方；守之有方，须合身心内外而早夜谋之，谋之益工，则弃端自绝，而予则何如者？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机，而予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谐，而予以戆 他以“我”与“世”、“心”与“迹”、“事”与“理”、“巧”与“拙”、“机”与“直”、“迎”与“距”的对立，来说明“我”与“世”相弃的由来二弃”既是世既弃我，我亦弃世，也是古代诗人进退出入所必须面对的“两端”但叶燮所讲的“弃”不是全然弃之与弃之不变，是“二弃”后的有所弃而有所不弃，是弃中有得如其所言： 然予亦因弃而窃有得焉弃荣名，亦弃忧患；弃宠利，亦弃污辱；弃安富尊显，亦弃履危乘殆不劳心，不瘁形，不追前，不筹后，可以忘人我，泯得失，弃之中若别有乾坤、日月、岁时焉，则非客之所知也……庄生曰：“此木以不才全天年若予者庶几以弃，而得全者乎！则予之自幸，亦未尝不以弃也云尔 在《二取亭记》中，他对“弃”与“取”亦有新解： 碓庵曰：“君之草堂名二弃，凡物之义不孤行，必有其偶为对待弃者，取之对待也一与一对待而成二，弃一则余一，弃二则二外皆余。

使二之余亦弃，则弃不名二二之余不弃，则余将安归？则必归乎取二与二对待而成四，分四各为二，以彼二属弃，则此二必属乎取矣与子之意相左者，为弃；反其相左，而与子之意相合者，斯为取弃得二，取亦得二堂为弃而亭为取，妙义循环，道尽于此矣盖名是亭为二取亭乎？”余曰：“有是哉！夫道本无有可弃，本无有可取，道之常也有弃有取，道之变也有弃斯有取，有取斯有弃，道之变而常也故物之弃有万，吾以二统之；物之取亦有万，吾以二摄之，无不尽于吾草堂及吾亭矣！” 叶燮承接释碓庵关于“对待”以及“二弃”“二取”的阐发，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理解：一是指出“道之常”与“道之变”之别以“常”而言，“弃”与“取”是普遍存在的；而以“变”而言，“弃”与“取”又是可以发生转化的二是充分肯定“道之变而常”，认为“有弃斯有取，有取斯有弃”也就是说，两端的生成既源于客体对象的本然存在，也源于主体的选择与舍弃，即“二弃”与“二取”三是主张以统摄的思想和方法来理解和把握“二”“万”他认为“二”揭示了不同事物之“弃”“取”的普遍性，“万”代表着不同事物之“弃”“取”的差异性共性孕育个性，个性又存在于共性之中，故须以“二”来统“物之弃有万”，以“二”来摄“物之取有万”。

若将统与摄之两端加以综合，可以发现统摄也是叶燮观照万物、掌握世界的一种思想与方法由于事物之“弃”“取”千差万别，对之加以统摄，可以提纲挈领地把握整体，高度概括万事万物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谓“一多大小，统摄万有” 综上所述，叶燮对于两端论的把握是深刻而独到的他不仅将“两端”的思想贯穿始终，有力地支撑了其诗学体系的建立，由此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诗学成就 “两端”是普遍存在的，把握“两端”可以提纲挈领地认识与分析问题但“两端”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变与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排斥与矛盾，偏于一端，或“过”或“不及”，这就需要用“相济”的思想来解决问题所谓“相济论”，是指从整体上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偏畸、溺于一端等问题加以纠偏、调节与融合，使之合二而一、相辅相成，进而产生中和之美的理论学说和思维方式对此，叶燮亦有创见 一方面，他反对溺于一端《原诗・内篇上》在标举正变、盛衰等两端的同时，指出“溺于偏畸”“出乎腐而入乎颇僻”“胶固一偏”对于诗歌发展的危害，认为尊盛唐而目空宋元，推崇宋诗却仅得皮毛都有所偏颇：“尊盛唐者，盛唐以后，俱不挂齿近或有以钱、刘为标榜者，举世从风，以刘长卿为正派。

究其实，不过以钱、刘浅利轻圆，易于摹仿，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诗者，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对此，叶燮进一步指出： 乃后之人颂美训释“三百篇”者，每有附会；而于汉魏、初盛唐亦然，以为后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节取中晚者，遗置汉魏则执其源而遗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则学诗者，使竟从事于宋元、近代，而置汉魏、唐人之诗而不问，不亦大乖于诗之旨哉！ 他认为“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割裂唐诗而“节取中晚”“遗置汉魏”都不足取因为这些机械地执于一端的论说，都没有从整体上正确认识诗歌发展的规律，或“执其源而遗其流”，或“得其流而弃其源”，实在是“大乖于诗之旨”由此可知叶燮论诗的宗旨在于扫除陈见，救弊求变，提倡唐宋兼取与相济如沈德潜《叶先生传》评叶燮：“论诗以少陵、昌黎、眉山为宗，成《原诗》内外篇，扫除陈见俗谛又沈氏《清诗别裁集》云：“先生论诗，一曰生，一曰新，一曰深，凡一切庸熟陈旧浮浅语须扫而空之今观其集中诸作，意必钩元，语必独造，宁不谐俗，不肯随俗，戛戛于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队者徐珂（1869―1928）《清稗类钞・文学类》亦云：“当康熙时，吴县有叶横山名燮者，病诗家之喜摹范、陆，作《原诗》内外篇，以杜为归，以情境理为宗旨。

可见，古人注重叶燮诗论扫空批俗的批判性、针对性、现实性，今人却强调他是宋诗派，其中差别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他提倡要融合相济《原诗・内篇下》云：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我之四”与“物之三”构成了两端，主体与客体相济、相合方能成就诗文并且“我”之中亦有“两端”，即“识”与“才、胆、力”叶燮说： 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 才、识、胆、力相辅相成，如此才能克服“无识而有胆”“无识而有才”“无识而有力”产生的弊端，做到不为非誉而所动而“物”之中也有“两端”之分，即“气”与“理、事、情”：一则理、事、情三者相济而成“物”，再则理、事、情的发生发展又依赖于气“鼓行于其间”，气与理、事、情相济才能成就“至文”。

再如，“陈熟”与“生新”相济，方能“全其美”而防止“俱有过”： 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 他又说道： 大约对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