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地关系：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doc

新人-地关系：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学术研究论文 新人-地关系：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 “胡焕庸线”：西北“大开发，大移民”的清醒剂 胡焕庸的人—地观有二：一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自然对于人生具有消极限制之条件，人生对于自然亦有积极改造之功能，彼此相互作用”二是人口分布也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分布为环境所限制，人口之有无、多寡均视自然生产力之强弱而定;人通过对环境的积极改造也影响人口分布，自然生产力之强、弱，亦视人力经营之方式而有所不同人口分布是人—地关系最综合的体现，也是人—地关系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 “胡焕庸线”是中国的自然地理、人口地理和历史地理分界线，其基本特质是宏观和稳定胡焕庸线”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人口地理分界线的稳定性，以及自然地理分界线对人口地理分界线的第一性，彰显自然对人文的“环境决定论” 在20世纪两次以开发为背景的移民西北讨论中，“胡焕庸线”，胡焕庸先生坚持的人口分布合理性的生产力判断，以及“人口与生态环境相平衡”的理论，扮演了清醒剂的角色 在第一次（20世纪30年代）开发西北的讨论中，“移民垦殖”曾被赋予“均衡人口”——东南人稠地狭、西北地广人稀而分配不均的意义，和发展经济、解决民生——西北人少地多、大量土地闲置，移民垦殖既可发展西北农业，又可解决东南贫困人口生计的重要性。

在胡焕庸先生看来，人口分布与地形、降水关系十分密切;人口疏密不同之原因，“绝非由于偶然分布之不平均，盖完全由于各地生产力之不同”是故，由单一人口密度判断得出的结论“非狂即妄”，西北地广人稀、大有移殖开发之可能，乃是不明地理事实之“似是而实非”之论翁文灏、李庆麟等一批学者，也从气候、地形、土壤肥力等自然限制和人口容纳力等方面，得出西北“殊无移殖之必要”的结论 在第二次（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开发，大移民”的热议中，向西北大规模移民，被认为在为“大开发”提供劳动力的同时，同样也有合理人口分布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新疆一地即可接纳1亿人针对“均衡人口”之议，胡焕庸先生提出了“人口与生态环境相平衡、人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口分布合理性判断理论，同时强调人口分布不平衡且不可能完全平衡笔者当时也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并以为西北“地广而患之狭，人少而患之多”，大规模移民将可能是一场经济浩劫和生态灾难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1. “胡焕庸线”稳定性的基础：自然地理分界线的第一性 事物或现象的变化速率，自然显著慢/稳定于人文，大时—空尺度显著慢/稳定于小时—空尺度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既在于其宏观性——大时—空尺度现象，更在于其自然性——它首先是一条由400毫米降水线和地貌线而来的，与食物生产力密切关联的中国自然地理分界线，然后才是人口地理和历史地理分界线。

400毫米降水等值线是中国至关重要的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两边环境、气候、地形，农牧业状况、粮食生产能力、对人口的支持能力迥异据此，丁金宏认为“胡焕庸线”即是“中国人口分布的突变线”由是，自然地理分界线规定着人口地理分界线，历史地理分界线则是其作为自然地理、人口地理分界线在时间上的延展 2. 人口分布：对农业生产力布局的“响应” （1）农耕对人口分布的规定性和人口分布对农耕背离的有限性 环境，包括土地、水、气候等对“民以食为天”的粮食生产能力的规定性表明：人口分布是对农业生产力分布的“响应”和“被规定”在理论上，农耕规定着人口分布，但这种规定是宏观而非凝固的，即人口分布对农耕的背离或者说不一致是被允许的，背离以不造成对农耕规定性的破坏为界限而在实践上，基于“最小熵产生”原理（效益原则——牛不会跑到100公里之外去吃草，老虎也不会以兔子为捕食对象），人口分布与农耕布局的背离也是有限的，而且必须是有限的，比如拉萨可以被建成上海，但却无法维持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即是明证也就是说，工业化虽然对人口布局有重大影响，比如背离农耕规定的资源型城市在荒漠、戈壁上的崛起，但并不能显著改变由农业生产规定的宏观人口布局。

（2）资源型城市的持续性问题：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 与人口分布对农耕背离有限性关联的是，资源型城市的持续性问题依据“效益原则”，在“开发之中”集聚的大量人口或者说劳动力建成的基础设施，在“开发之后”往往因资源告罄，都成了“多余的”比如，西北相当数量的资源型城市，都是远离农耕的是故，我们应“未雨绸缪”，从“开发之后”看“开发之中”的问题，预先谋划资源型城市的“未来” （3）作为人口地理分界线的“胡焕庸线”的“变”与“不变” 自然地理分界线的第一性表明，作为被规定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的“胡焕庸线”既是稳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是可变的——“天变了，道亦会变，不变也得变”也就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道”（规律）的“胡焕庸线”，亦是会随着“天”（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历史和未来，都存在着各种“类胡焕庸线” 那么，诸如导致农牧分界线北移和“胡线”两侧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全球变暖”，是否意味着 “天变”已经达到了影响“道变”的程度呢？其有待继续观察并应以自然地理分界线的变化与否为判据我们需要考虑的重大事件还有：比如，“全球变化”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造成的巨大胁迫，以及粮食生产总量与生产地域具有的极大不确定性。

在此基础上，高支持力的“石油农业”如果在半个世纪枯竭后，被低支持力的“有机农业”替代，将可能导致压倒性的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又如，东南沿海地区在发挥“比较优势”下计划调减粮食生产带来的“北粮南调”和以“虚拟水”为形式的“北水南调”问题按“虚拟平衡”（以全国人均粮为基准）和1方/千克的耗水计，每年的“北水南调”量即可达数百亿方，由之形成北方的“机制性缺水”和“南水北调”（480亿方）的“悖论” 笔者认为，人口分布对农耕一定程度的背离，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合理在不破坏农耕对人口分布规定性的界限内，加快中西部城镇化建设，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以集聚人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胡焕庸线”的“变”与“不变”并无多大关联，实则不必过多“纠结” 人—地关系再认识 1.“新环境决定论” “层级—尺度”理论表明，对事物或关系的研究，不同的时—空尺度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随着系统层级的提升、尺度的扩大，偶然性、异质性减小，确定性、均一性增大大部分系统在目标上是逐级包容的（“包容原理”），在行为上是逐级控制的（“制约原理”）低层级—小尺度上发生的主要过程、重要事件（比如帝国倾覆），在高层级—大尺度上不一定会出现相应强度的反应或者根本没有反响。

与之相反，在高层级—大尺度上发生的一切，哪怕只是小事件（比如太阳黑子），都会对低层级—小尺度系统产生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相互对立的两极，“非环境决定论”认为“人定胜天”，而“环境决定论”讲“天定胜人”，且都能举出大量“言之凿凿”的例证，往往令人“莫衷一是”而“无所适从”调和二者关系的“或然论”讲人—地相关，但也因时空参照的缺失而无法给出具体而明晰的人—地关系，即在何种情况下“人定胜天”或“天定胜人”？ 笔者认为层级—尺度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主要意涵有：随着层级降阶、尺度缩小，环境的影响减小，人的影响增大比如，在北极冰原上生火可以使小木屋“春意盎然”（“人定胜天”）但随着层级升阶、尺度扩大，环境的影响增大，人的影响减小比如，室外依旧是“冰天雪地”（“天定胜人”）尽管人类已成为能够改变地球面貌的全球性物种，但对第四纪以来的“冰旋回”（10万年周期），消融极地冰原，改变全球气候，依然是个（以百年为尺度的）小事件概而言之，新人—地关系在高层级—大尺度，或在总体和本质上仍然是“环境决定论”的 2. “环境决定论”缺失的危害 对“环境决定论”的放逐，导致了半个多世纪诸多“妄论”的流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第一，视野小而易受“妄论”蒙蔽，典型者如“环境倒U型曲线”GDP向“拐点”的“挺近”，意味着物质、能量的大耗散、环境的大破坏第二，颠倒问题的层级、尺度，进而误导决策人口数量是“人—自然”母系统的因子和决定人类、生物圈命运的“序参量”，人口结构只是“人口”子系统的因子，调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必须以数量控制为前提第三，将宏观问题微观化、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掩蔽真相，导致应对成本“昂贵化”和“似是而实非”之论丛生第四，“社会规律特殊论”自然规律的普适性源于自然作为母系统的性质，社会规律有别于自然规律的特殊性只发生在低层级—小尺度上社会规律特殊论”，否定自然规律的普适性，抑制创新性思维，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而相互削弱 3. 重拾“环境决定论”，张扬创新性思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列宁指出：“真理向前一步就变成谬误诸多流行理论之所以成为“妄论”，在于这些原本只适用于低层级—小尺度的规律，被抛弃“环境决定论”的人“不明就里”地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运用于高层级—大尺度系统;在于人们不明了“生态演替”、人口—经济规模扩大导致环境退化的必然性 Β.Α.阿努钦说，“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在社会发展中对地理环境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所导致的是浮躁之风、轻狂之举的难以杜绝、以理性为核心的创新性思维的缺乏，继而半个多世纪中社会科学的鲜有“建树”和自然科学的几无“原创”。

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发明创造几乎都来自西方，形成“中国制造”（学习、模仿、缺乏核心技术）对“中国创造”的“排挤” 是故，须重拾“环境决定论”，多一些规模意识（有限性）、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少一点轻薄、浮躁和妄想，摈弃“社会规律特殊论”，张扬创新性思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