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古意识探微.doc
8页1崇古意识探微中国文化史上存在普遍而强烈的崇古意识,这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现象所谓崇古意识,就是以古风、古言为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以“先王”、 “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以古代社会为理想社会,以远古圣人为礼仪、法度、技术和器具的创始人、发明者崇古意识几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领域,无论在哲学、历史、伦理、宗教还是在医学、历法等学科,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一观念如此之盛,以至历史的回复意识成了中国文化强大的潜流崇古意识的文化涵义是什么?滋生这种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本文所感兴趣的问题一让我们先从一个有趣的现象说起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各家各派差不多都推崇某些古代圣王儒家崇尧、舜、三代圣王;墨家亦崇尧、舜,犹崇大禹;道家及其派生的道教、黄老学派,则崇神农、黄帝;阴阳家崇黄帝;《易传》以包牺氏、神农氏为理想人格;《淮南子》以伏羲、女娲为神圣楷模还有被抽象掉具体人格的“皇”、 “帝”、“先王”、 “圣人”、 “古者圣王”、 “真人”、 “至人”、 “神人”等这些古圣和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作为价值标准和理想状态,包含以下内容:1、古代圣王治下的政治是最完美的,即所谓“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大戴礼记·诰志》)。
孔子对周文化推崇备至,对尧舜之政更是五体投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孟子精心设计2了一个仁政理想,并称先王之世就是这种理想状态;墨子把他的社会理想——兼爱、尚同、尚贤,寄托在“夕三代圣王”身上;庄子赞扬“古之王天下者”,顺应天地法则,如日月四时之运行,如云行雨施(见《庄子·天道》);陆贾断言,虞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使天下大治(《新语·无为》)2、古代的道德风尚最为完美墨子相信三代圣王之时,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盛赞先王“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政”充分体现了仁义礼智;《礼记》夸耀三代以上大道流行, “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淮南子》认为古之王天下者, “其德生而不杀,与而不夺”,天下共怀其德(《淮南子·汜沦训》);朱熹声称三代以上“天理流行”3、古人、古圣最合乎道、自然或天性老子认为古人有象赤子一样朴素的品质和混沌的天性;庄子认为古真人之智臻于“至矣”、 “尽矣”(《庄子·齐物》),能“不知恶死,不知悦生”,与天同一(《庄子·大宗师》);《淮南子》描述天地未分,窈窈冥冥之时,“圣人法天顺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
”(《淮南子·精神训》);就连古人的养生法则也完全合乎阴阳自然之理 《黄帝内经》形容上古真人能“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完全按照天道规则生息(《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4、古代圣贤是文明制度的创立者,即所谓“作之谓圣”(《礼记·乐记》)的观念这里又有两种情形:一是举凡一切礼仪、道德、法度、文明生活方式,都是古圣有目的建构的例如荀况和韩非就认为,古圣人制订礼仪伦理法则,教化人民后世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说,也是这种观念的变种;二是举凡一切技术、器具,都是古圣创造的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神农尝百草水木甘苦,黄帝造衣裳,后稷产穑制器械 ”《韩非子·五蠹》云:圣人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周易》言包牺氏观物取象,制作百工;韩愈认为是古圣人对民众“教之相3生相养之道”(《原道》)5、古人古言是真理的标准思想家们论理述义时,习惯从古人那里寻找根据所谓“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上》);所谓“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礼记·曲礼》);所谓“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就是指此这种十分奇特的“逻辑”的“格”可以简要地表述为:∵ 先王(或上古)A,∴ A。
这种不是逻辑的“逻辑”充斥着中国历史文献有趣的是,这种逻辑规则的运用常常是下意识的,不假思索的,甚至那些革新人物也是如此(详后)人们论理述义时引古据圣,也都明白这不是在做信史考据,而是“拉大旗做虎皮”明知不是信史,大家却都这么假托,这么默认,以至形成一种思维规则,这就令人深思与崇古义时相伴随的是不断衰退的文明史观老子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 38 章)孔子美尧舜,赞古人,视后人都是“斗筲之人”,微不足道(《论语·子路》)庄子断言混芒时的古人最合乎自然,至燧人、伏羲,只能“顺而不一”;至神农、黄帝,只能“安而不顺”;至唐虞时,则离道去德,民心惑乱了(《庄子·缮性》) 《礼记》借孔子之口,感叹三代以上,大道流行,天下为公,三代以后退至小康了卲雍形容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朱熹认为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人欲横流, “后世只是无个人样!”(《朱子语类》卷 108)总之,越往上古,人越纯真,越合乎道;越往后世,人越堕落,越退化,人的本质越丢失对这一崇古现象,学界一般用“守旧”、 “复辟倒退的历史观”等来解释,这不能令人4满意(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讨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一现象放到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中去作完整的分析,挖掘出它背后更深刻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前提。
从方法上说,就是要透过思想家们的表层语义,发掘他们的真正意谓:他们实际上在说什么?进而,决定他们这种独特的语义形式和思维习惯的根源是什么?二分析那些公开的怀古主义者的表层语义时,我们遇到了理想与史实、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所谓先王圣德、圣人御极、尧舜禅让、三代盛世、远古大同社会,都不是信史,没有事实根据即使历史上确有其原型,真实情景也不会象人们鼓吹的那样美好从史实说,史前时代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是自由的和美好的,原始共产主义不是人们道德高尚的产物,而是自然制约的结果:只能如此;不如此,人类就会被自然淘汰一旦人们摆脱了史前时代的艰难困苦,残酷的争斗、掠夺和征服就接踵而来从神话角度说,关于尧舜三代等传说也是靠不住的 《韩非子·说疑》云:“舜偪尧”、 “禹偪舜”;《史通·疑古》云:“舜放尧”、 “禹放舜”、 “舜为禹放逐而死”;《竹书纪年》亦有舜放丹朱以争帝位之说,都与正统的“尧舜禅让”说迥异从现代史学的眼光看,前者似更可信还有,尧“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危,殛鲧于羽山”(《淮南子·本经训》),这不能说没有暴力;“人有田土,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诗经·大雅》),这不能说是仁义、博爱。
同样,道家设想遥远的古代,先民与道同体,圣王无为而治,也没有史实根据,因为那需要人性的高度自由和高度完善对被盲目的必然性束缚着的远古人类来说,这当然不可能我们能设想那些蒙昧未开的祖先隐机而坐,作“逍遥游”吗?我们5能设想时刻为饥饿、寒冷和灾异威胁的初民领略“天乐”和“大美”吗?用不着一一证明:举凡一切古圣——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都是假托和理想化的形象,而不是史实既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信史,那应该怎样理解?在这些字眼下隐藏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透过思想家们的表层语义,他们实质上在说什么?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孔子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大家知道,孔子特别推崇周但他为什么推崇周?其实他推崇的是周代保存下来的更古老的礼仪制度,所以有“周鉴于二代”之说还有: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行夏之时,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论语·卫灵公》)这种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礼仪制度,溯起源,当是史前时代孔子欣赏它们,因为其中积淀着原始文化的精义就是说,孔子实际上不是推崇周本身,而是推崇周继承下来的原始文化在“三代”、 “周”等字眼下面蕴藏的是原始文化本身。
进而,我们发现,各家各派对远古状态的假托、描绘虽各不相同,但如果我们抽象掉这些表层的差异,就会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底蕴,即某一部落首领(多为男性首领)统治的时代当时道德纯真,民俗淳厚,人际关系和谐,合乎“道”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氏族社会(主要是父系社会)原始文化的痕迹就是说,不同思想家们崇古意识底层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崇尚原始文化我们还可以从神话的角度证明这一点在神话中,这些古圣的面貌如何呢?他们大体有三大特征:61、半人半兽包牺、女娲、神农、夏后氏“蛇身人面”、 “牛首虎鼻”(《列子·黄帝》);伏羲“龙身蛇首”(《春秋纬合诚图》)等等,分明是对远古人类漫画式的描绘:他们脱胎于动物界,身上还带有某些兽的痕迹(这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是一致的)2、蒙昧混沌 “伏羲女娲不设法度”(《淮南子·览冥训》);“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庄子·盗跖》)等等,这种没有法律,没有强权政治,甚至没有伦理道德的时代,不就是我们所谓原始社会吗?3、草创文明(前文已列举例证)剥开其神话的外衣,这些发明礼仪、法度、技术、器械的先王们,不正是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先祖吗?总之,所谓古圣、先王,本是史前中国人的形象;所谓先王之世,本是先民所处的原始时代;思想家们对先王、古时、古风的推崇,实即对原始文化的推崇。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各家各派所推崇的古圣、古时、古风,只是表层语义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他们的自由创造所致),其深层含义却是共同的(这是由积淀到民族心灵深处的历史因素所致),即远古人物、远古时代、远古文化在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等字眼下深蕴的是超出他们之上的一般完美人格;在夏、商、周等表层语义里深蕴的是远古时代本身人们的表层语义是说伏羲、黄帝等圣人伟大,实质是说先民伟大;表层语义是向往尧、舜、三代,实质是怀念史前社会;表层语义是以古风、古圣、古代社会为价值准则,实质是崇拜远古文化之心理的下意识表露分析了怀古主义的表层语义之后,我们再分析那些主张变法、革新和历史进步的人物的语义在他们身上,我们遇到了自觉意识和下意识的矛盾荀况、商鞅、韩7非、王安石、康有为等人本质上是厚今薄古、面向未来的,却下意识地以古时、古圣、古制为价值标准,论理述义,托古改制荀子的表层语义是变法,是“法后王” “法后王”当隆礼和重法一讲到礼、法,他潜意识中的崇古观念便显露出来了:礼仪法度是先王所制,用以教化人民的所以,“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 ”(《荀子·非相》)韩非是个“上小尧舜,下邈三王”(《韩非子·质疑》)的异端人物,但又用杜撰的先王的掌故为自己的变法辩护,说它们是由“先王贵而传之”(《韩非子·有度》)云云。
王安石勇敢地呼喊“祖宗不足法”,要求趋时应变然而他又力图证明自己“固已合先王之政”(《上仁宗皇帝书》),不过是从古老的经传中焕发新意同样,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设计工业文明的蓝图时,也试图从唐虞三代中寻找“变”的根据例如康有为就自称他在重新发现孔学的真谛,恢复三代以上那个光灿灿的“太平世”从论理方法上,这些革新人物完全遵循“∵先王(或上古)A,∴A”的逻辑规则例如商鞅的推理方式:∵ 周不法商,夏不法虞,∴ 圣人不古,∴ 变法合理王安石的推理方式:∵ 窃以为先王之法如何,∴ 如何8或∵ 自古治世怎样,∴ 怎样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革新人物,表层意识是在申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深层里却暗涵着崇古的观念这种内心深处的观念难道不是超出具体学派之上的一般民族心理吗?难道不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原始文化景仰之情的自然流露吗?所以,抛开表层语义的差异,我们发现,他们也和公开的怀古主义者一样,内心深处蕴藏着对原始文化的崇拜心理三这种作为价值楷模的原始文化,具体说究竟指什么?它对中国或文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魅力何在?中华民族童年时代应有某种原始因素、 “本能意识”,被历史地遗忘了,被沉积到民族文化深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被压进了“无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便以崇古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原始因素究竟是什么?纵观历史,人们对远古文化的神往,主要集中在两点:1、没有欺诈,没有压迫,没有暴力和不平等的、充满仁爱的道德风尚孔子崇奉的周礼是充满仁爱、和谐的伦理秩序;墨子向往的三代圣王之政是平等无差地爱一切人利一切人的社会;孟子向往的先王之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