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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 2000 年第年第 2 期期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院)从 1550 年开始，中国人和欧洲人就自然研究的意义问题相互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某 种竞争的性质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地环境不同，在印度 1700 年以后英帝国的权力能够支配 本地人与西方人之间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术语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直 到 1900 年，自然研究都是本土主义的帝国计划的一部分，用以掌握和控制那些揭示了什么 算是合法的自然知识的西方观点双方都将相互竞争的调和计划看成是一种好东西，都将 对方有关自然研究的形式转换为可以接受的地方性的知识习惯并非没有争议的一点是， 到了 1600 年，欧洲在基本机器如钟表、螺丝、杠杆以及滑轮的生产方面已经领先，这些机 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生产的机器化但是欧洲人仍然在向中国人寻找丝绸、纺织、瓷器和 茶叶生产的技术秘密反过来，中国儒士从西方人借得崭新的代数符号(起源于印度-阿拉 伯)、几何学、三角学和对数学确实，现代西方科学的认识论前提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在中 国获得胜利直到 1900 年，中国人是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解释早期现代欧洲的转变的—— 从科学知识的新形式到工业力量的新模式。

因此，低估中国人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掌握耶稣会士的西方学 术(称作西学或格致学)的努力，将会是一种历史编纂的错误儒家学者和政府中的皇家历 法专家，根据本土主义的学术传统来解释现代西方早期在自然研究方面的成就，他们还用 这种传统来评价和应用耶稣会士的特殊技巧这一“地方性的”研究程序，既不代表着本土 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意味着温和的科学革命的开端，至少用西方的标准来看是如此直至 十九世纪末，晚期帝国的汉族人和满族人既不寻求西方式的现代性，也不是按纯粹的反西 方意识形态的方式而行动虽然有时北京的宫廷政治从中调停，而耶稣会士作为西方潮流 的承载者，因其要在对“旧”学满意的当权者中产生“新”学而面临政治上的敌意 与彼德·温奇的观点一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尚未拥有恰当的学术范畴与我们称 之为“自然研究”和“自然史”的中国前现代的框架相类似此外，正如多纳德·F·拉赫所指出 的那样，在现代学术框架中分析现代早期欧洲学术的秩序同样是有问题的要理解中国人 自己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前现代框架，正如理解有关早期现代欧洲的知识体系一样， 我们应当首先尝试扩展我们自己的理解，为它们留出空间。

下面正要做这种尝试我们将 通过在总体形式上重建解释共同体，把中国的自然研究置于其自身之内在和外在的语境中简单地以我们现代西方人自己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人有关自然世界 的观点，与通常的叙述——西方在科学上“成功”，而中国人则遭受“失败”——相去并不远 以下有关中华帝国晚期在自然研究方面，与早期现代欧洲相比，所谓的“优势”或“劣势”是 要加括号的，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判断确实，有关欧洲从 1700 年开始(有人会错误地说 自从 1500 年)即垄断现代科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前提，必须首先解构掉；我们才可以比较 从 1550 到 1800 年之间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精英(他们决不感到处于劣势)和现代早期的欧洲 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承认博学的中国儒士拥有一个很强的心智传统)之间关于探索和测量自 然世界的两种文化历史性的对话，并确定其语境 不幸的是，今天学者们就“科学”(=“自然研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角色所做出的一个最 普遍的判断是，在 1300 年左右以后直到耶稣会传教士十六世纪到达中国之前，天文学和数 学的研究持续衰落12 当利玛窦(1552-1610)描述中国人在明朝(1368——1644)末期的科学 威力时，他注意到他们“不仅在道德哲学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而且在天文学和数学的许 多分支也同样如此。

他们一度在算术和几何学方面相当精通，但是在对这些学术分支的研 究和教学方面却多少有些混乱 ”利玛窦下结论说：“对数学和医学的研究不受尊重，因为他 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得到荣誉的支持，研究者受哲学的吸引是希望获得与之相联系的荣耀 和奖赏”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在宋代(960-1280)和元代(1280-1368)达到了成功 的顶峰，但是从明代开始迅速衰落这一长期盛行的观点受到了最近研究的挑战：在耶稣 会士到达中国之前，明代儒士非常关注数学和天文学的改革其他学者指出，耶稣会士在 明末清初为了其宗教的目的，曲解了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知识这种自我服务的策略，使得 关于欧洲天文学的新潮流产生了自相矛盾的信息，弱化了他们将欧洲科学传播给明末儒士 所取得的成功从这一新的视角来看，明末学者并没有因为通过耶稣会士与欧洲天文学接 触而摆脱其科学的“衰落”相反，他们自己重新评价其天文学的传统及其目前的不足，成 功地考虑由耶稣会士引进的欧洲科学的相关特点 有观点认为晚期帝国儒士，不同于宋明先贤，是严格的人文主义文明的参与者，这些 精英参与者陷入了一种回避对自然世界之兴趣的文学理想中，这种观点从耶稣会士之后一 直非常流行。

历史学家一般都将此归因于文官考试制度例如利玛窦写道：“所有考试的裁 判者和主考官，不管考试涉及的是军事学、数学、医学，尤其是哲学考试，都是从翰林院 中挑选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位军事专家、数学家、或者一位医生加入其中 ”天主教学者意 识到政治和社会机构在中国文化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而耶稣会士意识到，按欧洲现代早期 的标准来看，文官选拔制度使中国教育达到某种程度的标准化并具有空前的重要性 北宋时期，一段时间内考试的风气进入了医学、法律、财政政策和军事事务的领域 例如，沈括(1031-1095)写道，在皇佑年间(1049-1053)要求科举考试的候选人作赋(有韵律的 散文)以评论天文仪器1679 年康熙皇帝主持的博学宏同考试用到类似的赋)关于浑天仪 的答案非常混乱，主考官自己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所有的考生却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 考试除此之外，我们推测明代科举考试的经典科目已经使得精英们重新关注强调道德哲 学和儒士价值的道学正统，并偏离了早先更加专门或技术性的研究一般学者仍然主张， 唐宋考试中常见的诸如法律、医学、数学等技术领域，在晚期帝国考试中没有重现 当面临外族统治者时(先是蒙古人，1240-1368，后来是满族人，1644-1911)，相当数量 的儒士(再加上通常数量的没有考取的考生)，就会转向诸如医药等文官之外的职业。

在十 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当人口的压力意味着，即使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考生也未必能获得官员 的任命时，许多儒士便转而把教书和学术研究作为替代性职业不仅如此，主考官通过有 关自然事件或灾异的策论以反驳在应考者中广泛渗透的民间信仰和占卜方术，并把这种信 念排除在政治之外 一、明代对自然研究的兴趣 从元代开始， “自然研究”在中国有时归属于格致(格物致知，即探究而扩展知识)的名目下另外的时候，尤其是在中世纪，在元朝之后，这种兴趣被用“博物”(即“有关事物性质 的广博的学问”)的名目表达格致与博物作为宋明时期“自然研究”和“自然史”的两个替代性 的非对称的概念范畴，分别未被完全勾画出来而且，我们仍然不能肯定这两个术语各自 是如何发展形成的 除此之外，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图书分类中，其它术语如“术技”被用来区分我们今天指 称为科学和技术的内容在 18 世纪晚期《四库全书》的学科框架中，医学和历法研究归入 “子部”下的次级范畴中(见表 1)类似地，音乐的数学方面的研究归入“经部”，而年代学和 地理学列入“史部”因此，我们无法象徐光台所做的那样，简单地假定，在耶稣会士到来 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叫做格致学的单一和统一的自然研究的传统领域。

然而，我可以试下结论说，在宋朝及宋朝之后的儒士精英中， “格致”似乎是对知识自身 积累的最普遍的认识论框架另一方面， “博物”却伴随着更加普遍和通俗的“好奇心”例如， 北宋初期由李(925-996 年)编辑并由皇家赞助的《太平御览》 ，包括了过去专门涉及异常事 件、奇异的对象/事情/鸟类/鬼神，以及灾异的文本，以提供一个当时有关古代和中世纪时 文本用法的词典，这指出了在经典著作中“博物”的范围 另一方面，南宋(1127-1280 年)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他成了晚期帝国经典的主 要解释者——主张“格物致知”，假定万物皆有其理因此朱熹下结论说：“一个人在十分之 三或四的场合中应当去探索外部世界的原理”(“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 ”)但是，在大多数 (十分之六七的)情况下，道德原则应当在内心寻求此后，格物就成了通晓经史的儒士们 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 由于朱熹卓越的学术成就，南宋以后，从《礼记》中“大学”篇借来的“格致”就成为了 一种流行的“道学”术语，儒士们用它来讨论知识的形式和内容然而，事实上，围绕朱熹 为建立儒学的认识论边界而一心一意地优先推崇“大学”篇的“格致”章，存在着许多有关经 典的争论。

余英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儒士精英十七世纪在经典研究中向精确的朴学的转 移，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围绕“大学”古本的争论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 例如，王阳明(1472-1528 年)更推崇较早的“大学”版本，以否定朱熹有关《四书》中 “格物”的“外求”的观点随后，明末出现了一个更为古老的“大学石本”——后来证明是赝 品——使十六和十七世纪许多儒士重新认识到了王阳明的著名论断，即朱熹在宋代篡改了 原初的文本中这一关键的段落，从而将其个人对“格物”的解释合法化并使之成为准则王 阳明尤其否定朱熹强调格致先于道德(“诚意”)的观点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的基础是诚 意 元末，格致作为一个道学的术语已经由医学作者朱震亨(1282-1358 年)用于表达技术研 究在朱震亨最著名的著作《格致余论》中(此书收录于十八世纪末的《四库全书》)朱震 亨反对宋代医学处方，但是他强烈呼吁元代儒士应当将医学纳入其“道学”范围中他认为， 医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不仅补充“道学”的道德和理论的教诲，而且也是其实际 应用的关键所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引用朱震亨的序言以论证医学是一个说明“格物致知” 的具体领域(“格物致知之一事”)。

1200 年以来， “格物”这一概念在儒学经典研究中成为认识论的核心，此外“格物”的概念也应用于对于文物的收集、研究和分类，如曹昭(鼎盛年 1387-1399 年)的《格古要论》 此 书最早于 1387/88 年出版，包括对于陶器和漆器以及诸如书法、绘画、古琴、奇石、铜器 和墨等传统器物的重要说明1462 年由王佐(1427 年的进士)完成的版本进行了相当规模的 扩充，并包括了由郑和(1371-1433 年)所率领的从 1405 年到 1433 年明朝官方对东南亚和印 度洋的航海探险所获得的发现王佐还增加了皇家的印章、铁符、官服和宫殿建筑 在十七世纪明代儒士也将“格致”作为专门学问的一个本土范畴，与后来的现代早期欧 洲的 scientia 对等在晚清从 1865 年到 1900 年之间，中国改革派官员和学者重新改造了 “格致学”以代表“现代科学”随后，在二十世纪初，科学代替了“格致学”成为“science”在中 国的对等物这暗示了关于西方“science”的本土术语也是相互竞争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 的表述方式例如，早期耶稣会士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理论》(译作“空际格致”，字面 意思是“空间研究”，1633 年)和阿格里科拉的《论金属》(译作“昆嵛格致”，字面意思是“地 球研究”，1640 年)翻译为古典中文，在其标题上就在拉丁文 scientia(十六世纪 scientia 翻译 为中文时相当于“系统化的或专门化的知识”，或学问)的意义上使用了“格致”。

36 这样的标 题向我们暗示早先关于耶稣会士到来之前的儒士思想生活的图景是片面的，道学教义跟自 然研究、尤其是和医学与历法研究，并非是相互排斥的 瓦利德·彼德森在其关于方以智(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