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结与竞争力的制度安排.pdf

国别与地区社会团结与竞争力的制度安排∗— — —二战后奥地利“合作式”联邦决策机制初探唐 虹 王卓群内容提要:作为以“外向型”发展为主的经济体ꎬ奥地利是“小而美”的典范之一ꎬ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合作式协调”的特点ꎮ 本文从联邦决策机制入手ꎬ探讨奥地利如何通过“社会伙伴关系”、“大联盟政府”、“集权式”联邦体制等一系列“合作式”制度安排ꎬ有效地在联邦决策中协调、整合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诉求ꎬ从而实现了“兼顾”国际经济竞争力提升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ꎮ关键词: 奥地利 “合作式”机制 社会团结 竞争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曾经疆域规模可观并且多民族共存的哈布斯堡王朝帝国解体ꎬ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建立ꎬ但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等严重经济问题的困扰下ꎬ奥地利经济与社会的恢复与重建始终举步维艰ꎬ几乎没有出现过“景气时代”ꎬ①这也是导致１９３８－１９４５ 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重要因素ꎬ最终将奥地利拖入纳粹战争的深渊ꎬ给国家的发展蒙上阴影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奥地利努力与这段历史“切割”ꎬ致力于创建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ꎬ并在 ２０ 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安宁的国家之一”ꎮ 奥地利的重生也成为战后“欧洲诸多奇迹中的一个”ꎮ②目前ꎬ奥地利作为欧盟中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较小的国家ꎬ③三分之二的土地被阿尔卑斯山东麓覆盖ꎬ４３％的国土是森林ꎬ自然条件乏善可陈ꎮ 但作为典型的“外向型”发展的国家ꎬ“出口经济”是奥地利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最有力的支柱ꎬ其金∗① ② ③感谢匿名审稿人给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ꎮ 同时致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对本主题研究给予的资助ꎬ以及奥地 利萨尔茨堡大学海尼诗(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Ｈｅｉｎｉｓｃｈ)教授和法伦德(Ｆｒａｎｚ Ｆａｌｌｅｎｄ)教授给予的支持和协助ꎮ [美]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ꎬ黄艳红译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１９０－２２３ 页ꎮ 同上书ꎬ第 １－２ 页ꎮ 奥地利国土面积 ８３８５５ 万平方公里ꎬ总人口为 ８５０ 万(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ｈｔｔｐ:/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ｌｉｎｋ? ｕｒｌ＝ＨｚＪＱ７ｗｚＲｅ４ｋｉＶＪＤｅｆＯＦＦＲＢＳｌｔ０ｎＺｌＹ９ＺｃＭ７ｏ５ＭｙｏｓｏＩＩｌ３ｎ１ｆｘｑｙ４ＦｏｚｆＰＮｖｖｏｒＪＥｏｔ４ｃＮＮ－－ＴＤｂｃｖｚｗｉｕ４ＭｎＣＸｐＵｆｓ４ＸＮｏ ０ｈｚｌＡＭＬｓＡｌｈｏｍｗＦＫＹｙＷＶｄＧ７ＣＶＳＶ５ｃｎ４ＶＲ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访问ꎮ属制造和加工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汽车和汽车配件加工业、水电设备制造业、国际市场上特殊需求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等都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取得如此可观的国际竞争力的奥地利不仅完全不使用核电ꎬ竟然还是世界第八大电力输出国ꎬ在欧盟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率最高ꎮ①另一方面ꎬ奥地利也是典型的“欧洲福利国家”之一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ꎮ 如此“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奥地利看上去与其他一些大陆欧洲国家相类似ꎬ那么ꎬ为何奥地利人宣称自己拥有独特的“奥地利道路”呢? 尤其是近些年来欧洲深陷金融、经济、债务和社会等多重危机ꎬ奥地利在危机中却仍然交上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良好答卷ꎮ ２０１３年ꎬ相比于其他欧元区国家ꎬ奥地利全年经济增长维持在 ０.４％－０.５％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ꎻ②而奥地利失业率仅为 ４.５％ꎬ③而且在其他一些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ꎬ④奥地利青年失业率仅为 ９.２％ꎬ⑤处于欧盟国家中最低水平ꎮ 从学界、政界到民间ꎬ似乎又重新“发现”了“奥地利模式”ꎬ开始热议这一并非没有经历质疑和批评之声的模式为何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ꎬ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本文将尝试从奥地利联邦层面的决策机制切入ꎬ探讨奥地利的相关政治和社会体制安排在提升其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国内社会稳定与团结方面的独特作用ꎬ揭示奥地利模式的特点和影响ꎮ一 “社会伙伴”与“合作式”联邦决策体制“社会伙伴关系”在欧洲是人们极为熟悉的一个概念、一种体制ꎬ通常指的是不同行业资本和劳工集团的代表在雇员待遇上进行制度化协商ꎬ以“合作”的方式实现两个群体的利益平衡ꎬ把可能形成的“对立”状态转化为友好的“伙伴关系”ꎮ⑥与其他采取议会民主体制的欧洲国家一样ꎬ奥地利政府在做出相关的决策时ꎬ往往会兼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ꎬ然后进行统筹性的评估ꎬ无论是不同行业还是涉及社会整体的政００１欧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①② ③ ④⑤⑥«文化中行一带一路国别文化手册:奥地利»ꎬ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ｉｅｇｕｏｚｈｉ.ｃｏｍ/ ｓｋｗｘ＿ｌｇｚ/ ｂｏｏｋ/ ｉｎｉ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Ｄｅｔａｉｌ? ｓｉｔｅＩｄ＝４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６１１３８３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ｙｐ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访问ꎮ 谢飞:“重新回到增长轨道 奥地利经济缓慢复苏”ꎬ«经济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第 ７ 版ꎮ 方祥生:“‘社会伙伴关系’成为奥地利平稳发展‘压舱石’”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第 ８ 版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西班牙 ２５ 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达到 ５６.５％ꎬ意大利达到 ３８.５％ꎮ 参见顾周皓:“青年失 业困扰欧盟”ꎬ«浙江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第 ７ 版ꎮ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Ｌｉｅｂｅｓｗａｒ ａｎｄ Ｋａｒｉｎ Ｓｔｅｉｎｅｒꎬ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 ｚｕｒ Ｂｅｋａｅｍｐｆｕｎｇ ｄｅｒ Ｊｕｇ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ｓ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 Ｅｃｋ￣ ｄａｔｅｎ ｕｎｄ Ｍａｓｓｎａｈｍｅｎ ｉｍ Ｕｅｂｅｒｂｌｉｃｋ”ꎬ ＡＭＳ ｉｎｆｏꎬ Ｎｏ. ２８４ꎬ ｈｔｔｐ:/ / ｈｄｌ.ｈａｎｄｌｅ.ｎｅｔ/１０４１９/１０２５２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ｅｌａｐｉｎａꎬ“Ｓｏｚｉａｌｅｒ ｕｎｄ ｚｉｖｉｌｅｒ Ｄｉａｌｏｇ: ｚｗｅｉ ｕｎｇｌｅｉｃｈｅ Ｂｒｕｅｄｅｒ”ꎬ Ｍａｒｋｕｓ Ｍａｒｔｅｒｂａｕｅｒ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ｓｃｈ ｕｎｄ Ｊｏｓｅｆ Ｚｕｃｋｅｒｓｔａｅｔｔｅｒ Ｈｒｓｇ.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ｒｂｅｉｔｓ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Ｌｏｈｎｐｏｌｉｔｉｋ ｉｎ ｄｅｒ Ｅ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ꎬ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Ｔａｇ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Ｋ Ｗｉｅｎꎬ Ｒｅｉｈｎｅ Ｂａｎｄ １８ꎬ ＯｅＧＢ Ｖｅｒｌａｇ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１０－３１７.策制定ꎬ资本和劳工两大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会向决策体系输入自身的意见和建议ꎮ不过“社会伙伴关系”在奥地利所呈现的形态却别具一格ꎬ它从创建之初就被纳入联邦决策过程之中ꎬ经过几十年持续的发展ꎬ更是成为联邦决策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ꎮ奥地利正式的“社会伙伴关系”建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其背景是随着二战后重建阶段的结束ꎬ奥地利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ꎬ在预算、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差异不断显现ꎮ 为防止矛盾激化ꎬ社会利益代表集团之间开始展开合作ꎬ同时作为利益代表组织积极参与政治决策— — —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决策ꎮ １９５７ 年在“奥地利工会联盟”的倡议下ꎬ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主要探讨工资和物价问题的“平衡委员会”ꎬ该委员会实际上搭建了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利益集团相互协商的平台ꎬ为政府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提供了沟通和调节的场所ꎮ 双方通过协商和妥协ꎬ在有争议的经济问题上达成一致ꎬ从而把可能出现的无序的街头社会冲突和劳资冲突摆到谈判桌上来解决ꎮ “平衡委员会”不仅给政府提供建议ꎬ甚至起草工作方案ꎮ 由于其发挥的积极作用ꎬ这个委员会不但继续存在ꎬ而且凭借这个平台ꎬ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商议的范围不断地扩大ꎮ １９６３ 年ꎬ在“平衡委员会”之下又成立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咨询委员会”ꎬ“旨在从整体经济发展出发研究探讨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ꎬ以便为稳定购买力、经济持续增长和全民就业作出贡献ꎮ 所以这个委员会在整体经济的取向下为政府提供建议ꎬ并且对社会伙伴之间的冲突进行科学分析ꎬ这样使政府在有效避免冲突的情况下来处理问题ꎬ在联邦层面上调控收入、增长和社会和谐问题”ꎮ①可见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宏观问题几乎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协商ꎬ与大陆欧洲其他国家相比ꎬ这是比较罕见的ꎮ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下半期ꎬ参与政府与社会伙伴协商和探讨的范围不断扩大ꎬ除了代表劳资利益的工会联盟和工商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相关的奥地利政府经济和社会事务等主管部门外ꎬ奥地利国家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联邦各部的专家等也参与其中ꎮ②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较ꎬ奥地利参与协商的“伙伴”覆盖面之广几乎是首屈一指的ꎮ 整体而言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下半期和 ７０ 年代上半期ꎬ社会伙伴与政府的合作模式为奥地利经济的飞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ꎬ主要表现在很好地调控了劳１０１ 社会团结与竞争力的制度安排①②Ｅｍｍｅｒｉｃｈ Ｔａｌｏｓꎬ“Ｓｏｚｉ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Ｋ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Ｋｏｎｚｅｒｔｉｅｒ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Ｒｅｇｕｌｉｅｒｕｎｇ”ꎬ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Ｄａｃｈｓꎬ Ｐｅｔｅｒ Ｇｅｒｌｉｃｈꎬ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ｏｔｔｗｅｉｓꎬ Ｆｒａｎｚ Ｈｏｒｎｅｒꎬ Ｈｅｌｍｕｔ Ｋｒａｍｅｒꎬ Ｖｏｌｋｍａｒ Ｌａｕｂｅｒꎬ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Ｃ.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ｕｎｄ Ｅｍｍｅｒｉｓｃｈ Ｔａｌｏｓ Ｈｒｓｇ.ꎬ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ꎬ Ｗｉｅｎ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３９０－４０９. Ｂｅｒｎｄ Ｍａｒｉｎꎬ Ｄｉｅ Ｐａｒｉｔａｅｔｉｓｃｈｅ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Ｗｉｅｎꎬ １９８２ꎬ ｐ.６０.资关系ꎮ 这种社会伙伴参与决策的方式ꎬ使奥地利政府在形成基本法律草案时就对各方的利益进行了平衡和调控ꎮ 这一时期ꎬ奥地利通过了非常重要的立法ꎬ比如 １９６９ 年的“职业教育法”和“工作时间法”、１９７２ 年的“卡特尔法”、１９７５ 年的“外国劳工法”、１９７６ 年的“市场规范法”和“就业市场刺激法”等等ꎮ 这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立法都是经过政府与各社会利益集团(主要是劳资双方的代表)充分协商之后推出法案ꎬ然后交予国民议会通过的ꎮ因此ꎬ奥地利借助“社会伙伴”之间的合作ꎬ并把这种合作框架纳入联邦决策体制ꎬ使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ꎬ通过调节两大“社会伙伴”之间的利益ꎬ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ꎮ 奥地利这种决策模式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一直运作至今ꎬ其强大的生命力的延续ꎬ得力于主要政党与社会伙伴的密切合作ꎬ在联邦决策平台上使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获得协调与平衡ꎮ二 “政党联盟”与“合作式”联邦决策体制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ꎬ奥地利的社会利益集团更多地代表不同的职业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诉求ꎬ而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诉求主要由政党来代表和表达ꎮ 不过在奥地利模式中ꎬ“社会伙伴”与两大主要政党即人民党和社会党之间密切“交织”(Ｖｅｒｆｌｅｃｈｔｕｎｇ)在一起ꎬ被认为是“奥地利道路”的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ꎮ奥地利的社会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ꎮ 工会联盟(Ｇｅｗｅｒｋ￣ｓｃｈａｆｔｓｂｕｎｄꎬ ＯＥＧＢ) 、联邦商会(Ｂｕｎｄｅ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ｋａｍｍｅｒꎬ ＢＷＫ)和奥地利工业者联合会(ｄｉｅ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ｒꎬ ＶＯＥＩ)是国内最大的劳工和雇主利益代表组织ꎬ在工会联盟中更靠近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的工会占据主要地位ꎬ在联邦商会和工业者联合会中占主导性地位的组织则更接近传统右翼政党人民党ꎮ 事实上ꎬ更确切地说ꎬ在奥地利两大社会利益组织与两大政党是“交织”在一起的ꎬ从人事安排的角度看ꎬ来自利益集团的领导者会在政党组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