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礼相成思想及人性观.doc

孔子的仁礼相成思想及人性观　　 杨春梅　　摘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互相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本来是对礼的意蕴深化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那么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标准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开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标准，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那么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标准，那么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孔子仁礼相成动态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慨〔?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

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明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互相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那么“政在大夫〞，三降那么“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场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场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稳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利，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阐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据说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长大以后，孔子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他设坛收徒，不仅很多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经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知识　　孔子非常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那么民易使〞〔?宪问?〕，“上好礼，那么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那么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那么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思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那么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那么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

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确实，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那么礼为虚伪形式，非惟缺乏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非常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确实是无可疑心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标准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

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假设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假设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标准，否那么，他就是“不仁〞这样，本来是仁心外化的礼，最终却反过来成为判别一个人仁还是不仁的标准由此可见，仁虽然超越礼而对礼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价值相反，当孔子把礼深深地植根于仁的根底上之后，礼作为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道德标准，其合理性、权威性、必要性、重要性，都被更加有力地确认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久性奠定了基矗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根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谊、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根本标准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唐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假设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那么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久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矗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久性，这是自孔子以致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

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奉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假设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那么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根底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奉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

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假设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那么，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标准和约束，在理论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分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途径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答复说：　　假设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

孔子还说：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那么葸，勇而无礼那么乱，直而无礼那么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标准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本来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那么乱〞，“君子有勇而无义那么乱，小人有勇而无义那么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知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快乐，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那么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