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西方传统财富观基本内容研究於.docx

精选word文档 下载可编辑　　[摘要]中国传统财富观鼓励人们在树立崇高德行的基础上追求财富，并在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财富观则主张通过财富的集中来实现财富持续不断地速增长，并将知识和人力资本等都纳入财富的范畴详细梳理中西方传统财富观的内容，对现代财富观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人们从本质和来源上认识现代财富观，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财富观；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财富观；内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生态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制度设计”（12YJA790118）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界对金融危机问题和国家发展道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财富观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财富观是经济学的根本思想和观点，是决定一国经济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对财富观的研究有助于从根源上探究一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不管是一国范围内还是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观，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在这种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受社会实践的考验，逐步演变为今天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主流财富观在当今大多数学者都在关注现代财富观的情况下，详细深入研究中西方传统财富观的内容和演进历程，对现代财富观的历史渊源进行探究，有助于人们从本质和来源上认识现代财富观，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如今，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已经成为位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的经济强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正是执政党财富观的鲜明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财富观是在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财富观和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财富观精华部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科学财富观因此，探究我国传统财富观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的执政党财富观，并对当今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正本清源性的深入研究以美国和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是世界发达国家的代表，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当今西方经济体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很多政策和法规的出台都受到其现代财富观的影响，而现代财富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现代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实践，另一方面则要受长期以来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财富观的影响，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因此，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中财富观的变迁及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西方主流财富观，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详细梳理中国传统财富观和西方传统财富观的内容　　二、中国传统财富观　　（一）孔子的财富观　　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

一方面，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认为人的趋利本性是一种正当追求从儒家典籍中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很少说到利（即财富），但却并不是否认利第一，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人作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都必须有物质的供应才能够生存和发展，所以追求财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第二，孔子肯定并鼓励人们的正当求富行为，指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如果能让自己获得财富，即使是让自己去拿着鞭子给别人赶车，也愿意第三，孔子非常重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他曾引用过古代尧对舜说过的一句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承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第351页认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使人民普遍满足基本生活并逐步达到富裕，要注重在分配上保证人民生活的温饱和财富的普遍增加相反，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过不了多久就会灭亡第四，孔子还提出“先富后教”的观点和主张，认为在物质上的富裕和满足可以促进公民道德的养成，而建立在人民穷困潦倒基础上的空洞道德说教则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应使财富的创造来源多样化，他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不反对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第一，孔子在游说各国君主时主张统治者要重视农业生产，“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为人民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增加生产；第二，孔子在主张发展农业生财的同时，也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活动来赚取财富和利润孔子的学生子贡在跟随孔子学习期间从事商业活动不仅得到了孔子的同意还得到了孔子的赞，孔子把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和子贡做比较，指出“回也其庶民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此外，孔子还把子贡比作价值连城的宗庙礼器“瑚琏”，并说“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表明自己也想经商的愿望　　“以义制利”的财富创造观虽然承认并鼓励人的逐利本性，但孔子认为追求财富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建立在符合或不违背道德的基础上，所以孔子主张培养良好的人性道德，并教育人们要取财有道一方面，孔子认为人应该把道义放在利益的前面，淡泊名利，多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而孔子自身也一直在追求安贫乐道的人生，从不刻意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利益，在收取弟子时只拿一块肉就可以让其跟随自己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文化，并以此为乐，升华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曾明确表示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能“不堪其忧，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即使“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能“乐亦在其中”（《论语·述而》）另一方面，孔子在不否认人们追求财富本性的同时，也要求人们必须做到“以其道得之”，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主张君主和人民要在遵循正义或道义的前提下富国、富民，以正当途径获取财富，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如果人们盲目追名逐利，就会导致“放于利而多行，怨也”（《论语·里仁》）由此可以看出，在财富和道义之间的选择上孔子明确了自己选择后者或主张道义至上，用道义规范和制约利益的观点，“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将道义放在物质利益之前，并用道义来约束和规范人们取得物质利益的行为，由此便有了先秦时期形成并在今天依然广为流传的“以义制利”财富伦理　　“均贫富”的财富分配观虽然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本身不存在恶的因素和性质，但是当人与人之间在财富的获得或追求上产生矛盾时，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为了得到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去侵犯别人的利益或其它东西，从而导致利益或财富的争夺。

而在上述这些矛盾中，财富的分配不当或不均最易导致矛盾或冲突，并且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强烈的冲击，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在孔子生活的先秦时期，因为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务农的人们往往靠天吃饭，社会生产力很低，所以统治者往往不能意识到要通过鼓励自然知识学习和科技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增加财富，更不能有现代的经济意识，通过扩大再生产来增加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财富的需求，从而使得先秦时期各国一直处在因财富纷争而导致的战乱里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往往通过宣传“少私寡欲”、“相互不争”的理念和实行相同等级内的“均贫富”来缓和人与人之间在财富分配上的矛盾，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财富分配领域，让人们忽视造成财富不均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均具体来讲，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君主和达官贵人往往通过对“社会安稳、人伦有序、相互不争”统治秩序的宣传来使人民安分守己，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已经取得的财富而关于分配制度，孔子在对各国君主进行游说时曾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有加”（《论语·晋语》）先秦时期在社会中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所分得财富的多少是有明确层级规定的，但孔子在对各国君主的游说中力劝统治者要实现在同一阶级内部财富分配的基本均等和公平，即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就使处于社会底层、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能够因自己阶级内部的“均贫富”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并达到心理平衡，遵循统治者所倡导的“不争”“礼让”“清心”“寡欲”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　　（二）司马迁的财富观　　鼓励人们崇尚和追求财富司马迁继承了孔子承认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的观点，认为对财富和利益的欲望是人的天性，指出“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史记·货殖列传》），并道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人之本性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运用较长篇幅讲述了一名叫做清的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的故事，通过对清的赞美表达了自己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的主张和孔子一样，司马迁也主张人们物质财富需求的满足有利于仁义道德的养成，认为“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除此之外，司马迁还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指出财富的获得要取之有道，要通过正当手段，而不能通过“弄法犯奸”来致富司马迁在鼓励人们致富的同时，还指出“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史记·货殖列传》），认为物质上的穷困是可耻的，并鄙视那些不去脚踏实地、努力创造财富却空谈仁义的人，认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

　　“富无经业”的财富创造观根据司马迁的观点，当时的社会上存在农、虞、工、商四大行业的分工，四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来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史记·货殖列传》），不应有轻重之分在我国传统君主制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往往因为害怕商贾拥有巨额财富，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与之相反，司马迁提出了“富无经业”，即社会财富不是由某一特定的行业创造的，而是由所有行业共同创造的对于商业，司马迁主张“因之”，认为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民的富裕都取决于“衣食之原”，即当时社会上生产财富的所有行业，并指出“衣食之原”越大，国家和人民就越富裕；“衣食之原”越小，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越少，国家和人民就越贫穷，因此，要使国家和人民都富裕，就必须同时发展农、虞、工、商四大行业，四者缺一不可此外，司马迁还特别注重农商并重，提倡经营农业和商业的科学有效方法，坚决反对“重农抑商”的经济和社会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运用大量篇幅专门记载了当时计然和白奎二人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与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的事迹，并详细阐述了白奎“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的经商观念和才华。

　　“国不与民争利”的财富分配观司马迁认为普通老百姓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富裕可以和国家的富裕并存，且能够相得益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拥有巨额财产、富比君王关于国家或统治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司马迁明确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对于统治者的经济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插手干预，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任其自由发展，第二，是通过利益获得的多少对其进行引导，第三，对其进行教育，第四，是运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规范，最后，也是最不可取的方法是国家与民争利这一经济主张与后世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政府充当“守夜人”，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观点极为相似　　（三）孙中山的财富观　　民生主义的财富观近代中国，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延续，民众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孙中山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