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生态正义思想的道德哲学意蕴解读.doc

福斯特生态正义思想的道德哲学意蕴解读 福斯特生态正义思想的道德哲学意蕴解读 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多重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不但揭示了“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2，而且蕴涵了其生态正义3思想本文试图在解读其文本的基础上，主要从伦理学理论形态1的视角，对福斯特关于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利益倾向、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具有生态正义性的评述中包含的生态正义思想及其特质作一解读 　　一、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利益倾向？ 　　福斯特在对“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利益倾向”的道德哲学审思中，凸显了其对这一复合性问题蕴涵的人与人—环境—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和“生态伦理—道德形态”即人与自然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冲突的批判性审视与分析 　　福斯特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一开始就聚焦于当今许多著名环保主义者所采取了一种超越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绿党自称其代表了一种超越历史阶级局限的方式——体现自然自身价值的“新范式”，因而可置身于传统的社会争论之外他们宣扬“我们已看到敌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主导观点，这样就将大多环境问题都归咎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婴儿的出生数量和工业化特性，似乎社会中不存在阶级或其他派别。

2对此，福斯特指出，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接着他通过对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原始森林木材业危机的讨论，说明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性3他认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却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倾向因而，这对于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现存社会力量——环保主义者与林业工人等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　　福斯特通过详尽地考察了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原始森林日益萎缩的历史，阐述了资方、环保主义者与处在夹缝中的林业工人们伦理关系何以日趋紧张，生态与阶级两难困境何以无法避免5，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正义悖论 　　他阐述道，在刘易斯和克拉克来此探险的时代，这片古老针叶林到处是数百英尺高、树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参天大树，仅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西部的森林面积就达000万英亩而根据荒原协会彼得·莫里森最新的原始森林统计数据，目前大约只有12%或万英亩的原生态森林保留了下来，包括数百年的树木、多层树蓬、无数直立的巨大枯木或“残枘”以及倒在地上和被伐倒的横跨溪流的树木。

由于那些私人领地几乎已清除了所有原始森林，剩余的部分只有在公共土地上即使这最后几块连绵的林地，由于土地征用、砍伐、修路和清地等原因，也大多集中在髙海拔的200英尺以上地区，并被分割成被子状小块地11世纪80年代，这些原生林以大约一年7万英亩的速度逐渐消失如果这一砍伐速度继续下去，俄勒冈和华盛顿这片未经保护的原生林将在不到31年内消失殆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着“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两大对抗力量于20世纪80年代汇合在一起其中一股力量是现实“生态伦—理形态”实然方：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萧条，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加快对原生林的清除，并加大对林场工人利益的剥夺这将意味着放弃长期建立起的可持续生产的原则这被解释为要保持木材生产“产量平稳”，须加速砍伐和清除原生林，其一可以使政府收入的增加最大化；其二美国其他地方的林业企业几乎都是在亏本销售木材，因此持续销售西北地区高附加值的原生林木，以保持木材销售整体预算的盈余，并以此弥补其他地方的巨额亏损；其三可以为国家林业中“全方位管理”的人工林模式的实施清出场地另一股力量逐渐聚合则为现实“生态伦—理形态”应然方：迅速高涨的保卫西北森林完整性的环保运动——旨在对清除剩余原生林的林业结构加以制止。

环保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极端方式予以反击：用身体封锁伐木的道路、坐在砍伐的树上以及启动大批法律诉讼，试图放缓并最终制止原生林的消失环保主义者不仅得到了《濒危物种保护法》等环保法律的有力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原生林生态研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科学发现的支持与此同时，人们对原生林生态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力地支持了原生林的保护工作这样，资方急于加快步伐开发原生林，环保主义者站在保护森林的立场上予以抵制，而处在夹缝中的林业工人们则要为其经济生活而斗争，其结果便导致了一场日趋加剧的生态与阶级利益冲突3 福斯特又从“生态伦理—道德形态”视角，揭示了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具体的情形表现为，在法律、环保主义者和法院的压力下，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根据托马斯报告的结果和《濒危物种保护法》正式将北方斑点鸮列为濒危物种1991年4月，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宣布，华盛顿、俄勒冈和北加州大约还有1 160万英亩用于保护北方斑点鸮的栖息地然而，在第二年，从法院禁止大量砍伐原生林的禁令生效到根据《濒危物种保护法》实施保护计划为止，用于保护的森林面积就从1 160万英亩降至700～800万英亩； 1992年5月需要保护的重要栖息地面积再次减少至540万英亩。

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布什政府仍然不能接受后来由内政部长卢汉提出了一个计划1，将需要保护的面积砍掉近一半，栖息地保护区的数目从196个减至75个对大多数人而言，布什政府对环境立法、北方斑点鸮和原生林的态度令人惊讶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在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的冲突中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堪同时也较为清楚地表明了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福斯特还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从这场斗争一开始，不仅蕴涵了生态伦理范式与资本主义伦理范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还蕴涵了人与人—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森林产业的巨商富贾们便有意躲在幕后，让其主要政客——美国森林资源联盟和国家森林产品协会去捍卫他们的利益其间，对于历史上林业资本积累给生态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几乎没有主流评论家认为是值得探究的这样给公众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似乎全部问题就是，林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与环保主义者保护斑点鸮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似乎政府保持了中立，资本也没有介入然而，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权者进行的大多数讨论中，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木材、斑点鸮和伐木工人身上，却忽视了重要历史变革的动因：资本本身和资本—政府的伙伴关系　　在这里，福斯特尤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1983年4月“地球第一”的组织成员为了保护原始森林选择与西北林业工人直接冲突，而其他环保组织则采取了法律行动对西北林业工人来说，环保主义者的这些行动显然意味着使其烦恼日益增加而对数百万英亩的公共林地的“封锁”，确实给成千上万的林业工人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不久，工人对极端环保分子行为的不满就爆发出来了木材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失时机地火上浇油，以激化林业工人反对环保主义者与此同时，由于环保主义者对工人的艰难境况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工人们的愤怒情绪 　　对此，福斯特不无遗憾地指出，西北森林地区的大多环保组织未能将自身的要求与林业工人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最突出的表现是，它们不愿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围绕西北森林问题展开的激烈冲突中表明自己的立场1在20世纪80年代，西北林业上的人遭遇了产业结构调整，而这次调整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进行有效阶级斗争的能力可悲的是，在林业公司与林业工人发生激烈斗争期间，除了朱迪·巴里这类“地球第一”的活动家之外，其他环保主义者几乎都不见了踪迹在綠色运动中，很少有环保主义者把这视为他们与工人团结一致的时机中产阶层的环保主义者有时确实故意要与工人拉开距离。

环保主义者与工人相分离，这种没有阶级的环保主义运动，其政治和组织后果在西北地区的基层单位表现得尤其明显　　福斯特从生态正义的视域明确指出，原生林的迅速破坏，不只是环保主义保护斑点鸮与林业工人就业岗位的问题，而是生态系统与资本利润之间的悖论生态学告诉我们，在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发展形成的原生林中，其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个临界点，破坏程度超过这个界线，生态将无可恢复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条通往更理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途径，这种形态不是建筑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聚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生态正义与可持续的基础上3在他看来，上述关于环保事业受到政府行政机构和大型公司的阻挠，而工人和濒危物种正被迫承担着危机的主要成本的事实说明，环保主义者和工人在同一条战线上联合起来显得至关重要对于解决原生林危机，应将焦点集中于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生态转化——必须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因为这始终是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环节与此同时，必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取代　　二、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具有生态正义性？ 　　与上述“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审思不同的是，“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具有生态性”的道德哲学辨析，主要侧重于从“伦理—道德形态”展开分析。

　　福斯特是在马尔萨斯被普遍认为是一位生态思想家，且其《人口论》已发表200周年之际，重新思考马尔萨斯的立场、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应的本质以及这与近代有关生态和社会争论关系的与大多数学者的阐释不同，福斯特认为，马尔萨斯主义并不是关于“人口过剩”威胁的理论，其真正意图是要强调，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存在着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矛盾压力这就是说，从传统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实际效果上的“人口过剩”这种现象5因此，福斯特十分明确地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不具有生态正义性他指出：“马尔萨斯的观点远非是对生态的贡献，本质上讲，它是非生态的，因为他的理论根本含义是试图证明，未来社会条件的改善和穷人境况更根本的改善是不可能的1 　　为了揭示马尔萨斯反生态的伦理本质，福斯特分别转引了马尔萨斯第一、二版《人口论》中的相关论述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相对缓慢或停滞的增长是迫于生活压力的征兆，而人口的高增长率则说明这个国家人口不足他曾在第一版《人口论》中写道：“通过观察现代欧洲的主要国家，我们发现这些国家自农牧社会以来人口增长一直非常迅速，但目前的速度已十分缓慢以往每隔25年数量就翻一番，而后来则需要三四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做到。

2福斯特指出，这里马尔萨斯意思再清楚不过了——现在人口已达到了生活极限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人口论》中写道：“从食物的本质来说，我们救助贫民的结果只能是帮助他们把更多的孩子养育成人3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曾评论说，马尔萨斯理论的实质上认为，是“慈善事业助长了社会缺陷”4贫穷“从前说是由于慈善事业的缺欠，现在又说是由于慈善事业的过剩”5福斯特指出，马尔萨斯的观点还表达了一层更严酷的含义，既然任何时期维持工人生计的生活资料都是有限的，那么从总体上提高工人工资的任何企图都会导致有限供给的价格上涨，所以它并不能帮助工人购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6 为了进一步深入揭示马尔萨斯反生态的伦理本质，福斯特还列举了马尔萨斯在攻击英国《济贫法》中的观点在马尔萨斯看来，食物增长的局限性虽然阻碍了人口的增长，但社会要么在低平衡却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存在，比如中国，那里的人口要么被迫生活在实际的饥饿状态下，要么在高平衡的条件下存在，比如英格兰，那里的贵族、绅士和中产阶级能够享受自然的“盛宴”因此，马尔萨斯认为，只要把贫民拒之门外并且利用饥荒的限制手段，就能保持人口下降因为他的最大恐惧——也是他灌输给英国政治寡头的最大恐惧——就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将与贫民混合在一起”7，即人口大量增长与平等观念相结合。

由此，福斯特从生态伦理—道德形态的视角明确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意识形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