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文化政治.docx

如何建构文化政治 30年代初左联的成立联合了鲁迅及革命文学团体，有效地解决了进步文学队伍内部的矛盾问题，极大地扩充了左翼的文学队伍从此，鲁迅与左联的合作关系开启了左联时期的左翼文学30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学理论呈现出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发展态势，30年代中期，随着左联内部鲁迅与周扬矛盾的凸显，出现了周扬派和鲁迅派，他们在政治宣传和文学观念上逐渐表现出的矛盾和分歧，客观上形成左翼文学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态势 鲁迅派与周扬派两派由于人事关系、组织意志、文学观念交织的矛盾，到1936年“国防文学”口号之争时达到高潮作为鲁迅派和周杨派矛盾焦点人物的胡风，曾是左联与鲁迅的联络人，他与鲁迅之间由此建立的友谊，以及胡风受鲁迅影响形成的左翼启蒙文学精神，表现出与主流左翼文学在文学观念上的明显分歧1936年春，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针对这一口号，在冯雪峰、鲁迅等的同意下，胡风执笔写作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这一事件的发酵则标志着左联内部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矛盾的凸显，尤其是他们关于时代问题、文学观念之间的认识差异 30年代后期，随着1936年10月鲁迅的去世，深受鲁迅影响的胡风致力于左翼文学事业，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逐渐形成了聚合于胡风周围的作家群体——七月派。

七月派以抗战时期胡风创办的杂志《七月》(1937.10)和之后的《希望》(1945.1)等杂志为中心聚合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形成了抗战及内战时期颇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如果说《七月》是形成七月派文学风格的起点，那么《希望》则是七月派文学风格成熟和理论系统化的标志《七月》体现出同人杂志的特征：“同人团体造成了养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环境，由于它们底活动，由于它们底工作底相克或相成，才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新文学传统，五四的革命文学传统 相比较于《七月》，《希望》则更偏重于建构七月派鲜明的理论立场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推出《置身在为民主斗争里面》及阿垅的《接头指向》，舒芜的《论主观》三篇理论文章，实际上成为七月派的理论“纲领”和“宣言”胡风在《希望》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写道：“和两三年前相比，战斗的思想加强了并特别强调说：“青年哲学家舒芜的出现，在后方读者社会中造成了一个传奇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深深刺入了现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的要害，因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胡风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页 从作家聚合来看，《希望》的作家呈现出集中的趋势，标志着这个流派走向成熟和稳健。

《七月》时期杂志的基本撰稿人有：艾青、曹白、萧军萧红、邱东平、阿垅、端木蕻良、田间、彭柏山、欧阳凡海、聂绀弩、辛人、吴奚如、贾植芳、邹狄帆、天蓝、孙钿等如果说这个时期聚合他们的是相似的文学观念，那么到《希望》时七月派已形成了以胡风文艺精神指导为核心的同人圈，舒芜、阿垅、路翎、贾植芳、鲁藜、冀汸、化铁、绿原、朱健、何建熏、公木、胡征、吕莹、孙钿、方然、耿庸等人是《希望》的主创人员，也是之后的《泥土》和《呼吸》《蚂蚁小集》《荒鸡小集》等其他七月派刊物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与批评表现出极强的流派特征，他们创作与批评的密度与强度改变了左翼非主流文学相对弱势的特征，改变了左翼文学由主流文学主导的相对单一的创作格局七月派在现实批判的立场上，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与主流左翼文学共同构成了左翼文学发展丰富性的总体格局因此在文学创作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一方面是作为主流文学的左翼文学范式社会分析型创作，另一方面则是深受鲁迅思想影响的一些左翼作家与同路人非主流凸显主观战斗精神的左翼文学写作 从抗战初期丘东平的写作到40年代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七月派创作的风格特征愈加突出与成熟，在现代文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审美风格，集民族主义意识、阶级意识、个性主义及启蒙文化批判意识于一体，构成了左翼文学格局中的独特思想空间及美学空间。

七月派继承新文学启蒙文化批判的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主流左翼文学政治意识形态传达日盛启蒙文化批判淡化弱化的大格局中，其批判立场具有反思性、主体性等多重意蕴七月派作家在创作上体现出与胡风理论的高度共鸣和互动性，七月派以他们的政治认同，生活体验，审美介入兼容的方式建构了独特的左翼文学格局的一维 七月派的文学精神，昭示了左翼文学自身具有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精神即是左翼文学自身能够建构文学丰富性的表现，也是左翼文学自身自律功能的体现这种文学反思功能，将它放置于革命文学话语滋长和发展的长河中，其意义更加可贵文革结束后，对革命话语的极端政治化进行的反思借助于政治变革实现了彻底扭转，而革命话语的极端化也正是左翼自身的反思功能被抑制的恶性后果文学的反思(更是文化的批判)功能在某个层面上，它体现出政治文化自身的造血能力的必要性存在 胡风文论及战时左翼文化建构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这次会议精神促成了同年10月中共代表团由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发表，提出建立以中共为主体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抗战爆发前后，随着丁玲、周扬等左翼著名作家、理论家相继奔赴延安，留在国统区的左翼作家显然显得不够活跃，胡风和他的《七月》逐渐聚合了一批青年作家，作为左翼文学的新生力量，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文坛，以他们独特的文学风格，形成了左翼文学另一文学表现圈子，奠定了他们在左翼文坛的特殊地位。

胡风文论的形成，既是他自身文学观念积累的爆发，也是时代环境触发的产物对于战时的中国文学，胡风提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做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8页胡风强调作家主体情感的介入对创作影响的重要性，表明了与左翼主流文学不同的文学写作观念 30年代初期左翼文学基于迫切革命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对五四新文学与大众疏离进行的批评已成趋势，抗战时期基于救亡需要大众化更成为文学的应急策略在这种大趋势下，胡风依旧坚持“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立场，他肯定：“在今天，在新的情势下面我们要求这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更向前进展(并不是像理论家所说的，‘意味着一种新生的尚待创造的东西’)，幸而有了一个坚强的现实基础：五四革命文艺底传统这个传统，是接受了世界革命文艺底经验来认识民族现实而形成的，也是通过民族现实底认识(表现)去融化世界革命文学底经验而形成的《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表明他鲜明的从思想文化改造的深层视角思考左翼文学的立场。

胡风强调继承新文学传统，强调作家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对客观现实的高度介入：“五四底‘实事求是’的精神，即我们所说的平凡的战斗主义，以后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我觉得大概地说来似乎有这么样三个支流，韧性的打硬仗主义，小市民社会底凡庸主义，社会现象的追随主义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和他的人物一起苦恼、悲伤、快乐、斗争，固然是作家把他的精神活动紧张到了最高度的主观的自由的工作，但这个主观这个自由却有客观的基础，客观的目的，它本身就是客观的成分之一，是决定怎样地对待客观的主体这样的，主观愈强，这样的自由愈大，作品的艺术价值就愈高，和和尚主义所宣传的主观和自由也就风马牛不相及了《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 一方面强调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强调文学的现实实践，胡风对战时左翼文艺有着独特的思考：他强调文学应当表现从战争政治到文化深层的多重层面：“作家能够把战争看做持续的日常生活，因而有气魄把他底战斗精神潜入到任何的生活对象，使战争地要求扩大到任何社会领域，伸长到全部的历史传统上面实际上，虽然在初生的状态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多方面发展的面貌，特别是一些从生活深处出来的青年作家，他们从生活斗争得来的新的感受方法和新的感受能力，使创作底各方面得到了蜕变，为美学带来了一些新的收获。

《胡风评论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2—293页他呼吁战时的文学应当成为真实书写日常的现实及透过现实反思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途径，将战时的文学作为民族文化自身涤除传统恶疴净化与提升文明的方式，胡风这种既有现实关注又有超越视野的思维无疑是眼光高远的 30年代主流的左翼文学意识形态呈现出随时代而变化的复杂状态，由于1935年后抗日救亡意识介入左翼政治批判性，使其呈现出复杂的意识形态特点1935年前更强调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强调左翼文学阶级意识书写，表现工农觉醒的阶级意识，反映论的真实观形成了左翼政治美学的核心，茅盾社会分析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范式表现，从叙事文学到抒情文学，从小说到诗歌，无不显示出阶级分析主导下的文学写作场景而战时主流的左翼文学，因民族主义的救亡意识书写切入左翼书写，出现了姚雪垠书写战士成长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然而战时左翼复杂的思想意识，通过“暴露与讽刺”的论争，折射出救亡与革命意识冲突，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共意识形态矛盾性凸显，主流左翼文学也随即表现出阶级意识主导的特征 在这种战时复杂意识形态表现的大背景下，启蒙文化批判在左翼文学中一度得以凸显，如延安文学这一时期表现出的启蒙文化批判意识。

如果说战时救亡迫切性催生了民族主义书写，那么国共战时合作的政治现实为左翼文化批判提供了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意识形态空间而从40年代新文学书写的整体格局而言，文化批判与文化反思几乎成为这个时期不同作家书写的焦点，巴金之《憩园》、老舍之《四世同堂》、师陀之《结婚进行曲》、萧红《呼兰河传》、钱钟书之《围城》、曹禺之《北京人》等40年代现代作家文化反思主题书写的不谋而合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在战时生存境遇下基于民族存亡之现实危难之焦虑，这种文化反思已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理念呈现，更是知识分子现实焦虑的升华，从日常现实生活经验审美书写中切入文化反思的视角，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度剖析，是对新文学初期启蒙文化批判意识的深化因此，胡风等七月派书写实则是整个文化反思的一部分，是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知识分子对于战时中国社会问题文化层面的深层反思 相比较于主流的左翼文学写作，作为七月派核心的胡风文论包含的思想意识与主流左翼文学有明显的差异性主流左翼文学注重政治揭示：“在‘左翼十年’中，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胡风文艺理论包含着多重的思想意识。

简而言之，即是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的统一，胡风试图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识，左翼阶级意识、战时救亡意识、启蒙文化批判意识等多重意识的纠缠；真实性则基于现实生活不同对象具体生存境遇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人物情绪心理世界的丰富性这些对立统一的文学要素赋予了胡风文学理论丰富的生命力 七月派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意识，但七月派的启蒙意识不停留于国民性批判的视角，而是对启蒙的继承与超越精神奴役的创伤”强调对人物精神心理的揭示，“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作家主体直接介入对底层主人公苦难境遇的痛惜与思考，七月派书写中表现出对主人公命运感同身受的焦虑与绝望的双重情绪表现方式，一改五四启蒙文学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场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深入表现底层民众深层精神与情绪世界的突出特点，也折射了七月派作家对左翼阶级问题深化反思，胡风的启蒙式左翼文学观呈现出试图从深层的文化批判视角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努力与探索 同时，在七月派这里，作为新文学启蒙意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