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doc

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 王明珂本文說明近代以「黃帝」或「炎黃」為共同祖源想像的中國國族建構，是一沿續性歷史過程的最新階段在戰國晚期的華夏認同中「黃帝」已成為此一群體之共祖，並蘊含領域、政治權力與血緣之多重起源隱喻這樣一個渾沌初成的族體，在戰國以來透過人們攀附「黃帝」（或炎帝）及其後裔，逐漸在兩種「華夏邊緣」擴張— —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透過「得姓」以及與姓相連結的祖源歷史記憶，愈來愈多中國周邊非漢族群的統治家族，以及中國域內的社會中下層家族，得與「黃帝」（或炎黃）有血緣聯繫最後在此基礎上，以及在國族主義蘊含的個人主義精神上，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此血緣關係本文並以近代北川羌人漢化的例子說明，鄰近群體間相互的誇耀、歧視與模仿、攀附，是推動此華夏邊緣擴張的重要機制 以此，本文強調近代國族建構自有其古代沿續性基礎「黃帝攀附」便代表由華夏蛻變為中華民族過程中沿續的一面而近代國族建構中最重要的想像、創新，與因此造成的與「過去」之間的斷裂，應導致於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與考古學在國族建構中之運用 關鍵詞：國族主義 中國國族 黃帝 歷史記憶 譜系記憶 前言 黃帝、炎帝及相關的古代「民族集團」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曾是中國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題。

當時在新的史學與民族學概念下，黃帝被認為是一個來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團首領，炎帝則被認為是同一民族集團中曾與黃帝爭勝的另一支族首領民族學的圖騰說，也被用來支持這些上古的「歷史事實」 ；黃帝等被認為是「龍」圖騰的部族，相對於東方以鳳鳥為圖騰的太皞等部族1[1][1] 略晚，殷墟發掘與相關古文字與古史的探討，為後來的1[1][1]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4；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蒙文通，《古史甄微》（19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孫作雲，中國上古史研究開創了一條康莊大道——「科學史學」從此成為史學研究主流此後中國歷史學者的注意力很少及於夏代之前更不用說，除了一些非學院的研究興趣外，2[2][2]「黃帝」也被認為是屬虛無飄渺而乏人問津了他被歸類於「神話人物」 ，或如顧頡剛所言，層累造成的神話的一部分 「神話」相對於強調「真實過去」的歷史而言，被認為是虛構、想像的，因此追求「史實」的學者們自然對此不肖一顧 然而例外的，近代史研究者沈松僑先生近年發表一篇有關黃帝的論文這篇文章的研究角度，完全不同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研究古代民族集團的歷史學者之觀點簡單的說，無論是採血緣主義或文化主義，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者強調的都是以黃帝為共同起源的延續性歷史；一個「起源」沿續為當今血緣與文化上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

3[3][3] 沈先生所強調的卻是「歷史」的斷裂、創造與想像；黃帝，一個過去的皇統符號，在近代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下被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建構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沈先生引了大量清末民初史料，說明在西方國族主義的衝擊下，部分漢人（與少數滿人）知識分子，包括革命派與立憲派人士，選擇、想像黃帝為所有中國人的祖先4[4][4] 這個研究說明，許多近代學術活動都是「國族主義」下的集體回憶在此集體回憶中，民族「始祖」與其他「民族英〈中國古代鳥氏族諸酋長考〉，《中國學報》3.3(1945)；黃石林、石興邦，〈龍與中華民族〉，《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94-1022[2][2] 近二十年來中國逐漸躋身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之核心圈中，然而卻因人權、商業競爭與台灣、西藏等問題，頗受西方媒體、學界與政權之批評在此狀況下，中國民族主義受到相當激揚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跡象之一，便是一九八○年代以來興起的黃帝或炎黃研究熱潮，以及祭黃陵或炎帝陵的活動研究人類族群現象的學者一般都認為，共同起源信念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 凝聚一個族群。

黃帝，或炎帝與黃帝，普遍被中國人或漢人認為是其共同始祖；黃帝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許多文化發明的創始者因此，研究炎黃的熱潮及相關紀念儀式，可當做是一種社會集體回憶活動 (collective remembering)；以共同「起源」凝聚、強化中華民族認同即使如此，除了少數例外，黃帝仍無法引起專業歷史學者的研究興趣3[3][3] 一種新的「文化主義」，是以「考古學文化」追溯中國文化與民族的源頭；在此研究取向下，許多中國考古學者認為華北的某些新石器文化，為黃帝族或其時代的考古文化遺存見楊亞長，〈炎帝、黃帝傳說的初步分析與考古學觀察〉，《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 85-934[4][4]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77雄」被選擇、塑造，以應和國族建構與凝聚國族認同我認為，無論是對於中國國族主義下的古史建構，或是以新方法探求史實，沈著都是一篇重要的論文 熟悉西方當代學術潮流者，對這樣的研究取向應不陌生社會學與人類學有關記憶與認同的研究，曾引發西方歷史學者對近代國族認同與相關文化建構的討論。

學者指出，當代人們認爲是相當老的國族，其實是國族主義下知識分子集體建構的「想像群體」 ；一些被認為是「古老的」傳統文化，也經常被認為是近代國族認同下的文化建構5[5][5] 依循「想像群體」與「傳統建構」之論述模式，近年來有些西方歷史與人類學者也以此解構「中華民族」 、 「中國少數民族」 ，以及相關「歷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構6[6][6]「黃帝子孫爲晚清中國國族建構下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想像」之說，便是此種分析模式下之產物 我們可稱之為一種「近代建構論」 持此論之學者，認為在近代國族主義與相關學術知識（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等）的引領下，世界各地都曾發生一個「國族化」 （及連帶的現代化）過程我們當前的國族認同，以及國族下的民族區分，以及相關的語言、體質、民族與歷史知識，都在此過程中被建構起來重溯此建構過程，可說是一種「後現代」(post-modern) 醒覺與認知下對「近代的」(modern) 國族與相關知識的解構然而， 「近代建構論者」只是解構近代以來被建構的「歷史」與「國族」 ，他們或完全對「古代史實」毫無興趣，或將「近代以前的歷史」簡化為一同質的、停滯的狀態如此一個同質的「古代」突顯了近代的變遷——也因此，在許多學者眼中「中國國族」在近代以前是不存在的。

此種理論原來便有以「近代」割裂歷史延續性的缺失歷史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曾對此提出批評他指出，近代國族是歷史上各種不同的、相互辯駁的論述，與近代國族國家體系之間的對話與妥協產物7[7][7] 事實上， 「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便5[5][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6][6] Ralph A. Litzinger,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Norma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7[7][7]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提供了一個探究此問題的絕佳場域。

沈松僑先生在前引文中也承認，先秦以來，華夏及其周邊人群常試圖假借黃帝來改變「中國」的族群邊界8[8][8] Patricia Ebrey 研究「姓」與「漢人認同」之關係；她指出，由於得「姓」及一可溯及著名遠祖的家族歷史，許多非漢人群在歷史上成為漢人她也提及，在唐宋時期，這些家族歷史中最後被溯及的始祖常是炎帝與黃帝因此她認為「追溯黃帝為始祖」 ，並非如部分學者所認為起始於二十世紀中國國粹派史家，而是此始祖意象在中國已有很長久的歷史9[9][9] 我認為這是篇值得重視的論文；不僅指出近代之建構自有其古代基礎，更重要的是，表現一種歷史人類學的「漢族」研究——以「姓」與家族記憶當作一種「土著觀點」 ，以各種史料與族譜作為田野以探索「漢人」的本質 近年來，我一直在文獻與當代羌族兩種田野中作研究我所從事的研究，是從「歷史記憶」中探索羌族、漢族與中華民族的本質，及相關的歷史變遷這也是對「華夏」或「中國人」的一種邊緣研究；由華夏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探索華夏或中國人的本質在本文中我將以中國家族記憶的發展，來探討「炎黃子孫」族群意象的歷史變遷，藉此也對我自己由邊緣理論解釋華夏形成與變遷的「華夏邊緣」之說作一實證與補充；以及，作為對沈著及 Patricia Ebrey 文的續貂之作。

簡單的說，我認為在漢代或更早，黃帝的確只與帝王或少數古帝王族系有關然而在戰國時及此後，由於一種普遍的心理與社會過程——攀附——在「血緣」記憶或想像上可與黃帝聯繫上的人群逐步往兩種「華夏邊緣」擴張：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以及社會性的華夏邊緣最後，在此歷史記憶與歷史事實基礎上，並在國族主義影響下，晚清知識分子終於將黃帝與每一個「中國人」繫上想像的血緣關係也就是說，清末諸賢的確受西方國族主義之影響，重新集體回憶黃帝並賦予新的意義，以創建中華民族然而，如果不以「近代」斷裂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族群想像」可以經歷兩千年而形成當代的「炎黃子孫」 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反駁「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之說相反的，我同意近代的確有一國族建構與相關文化建構過程本文只是以「炎黃子孫」為例說明， 「古代」並非如近代建構論者所認為的「同質」 ；所謂「近代建構」只是長遠的歷史建構與想像的一部分，而近代「中華民族」之形成，也基於一長遠的「族群形成過程」(ethnic process)藉此，相對於後現代主義學者注意的歷史斷裂與建構，我強調一種歷史的沿續性這個歷史，自非是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993): 1-28.8[8][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 53。

9[9][9]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11-36.國族主義下的歷史，而是一個「華夏邊緣」研究角度下的歷史 戰國至漢初時期的黃帝 黃帝出現在中國文獻記憶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西周金文中追美祖先，最多及於文王、武王；春秋時的齊國器叔尸鐘，才提到成湯、禹戰國時齊國器，陳侯因資簋，其中才出現「高祖黃帝」之語10[10][10] 在成書於戰國至漢初的「先秦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其多元本質也在這些相關述事中出現、開展起先，他在許多文獻中都是一古帝王，與伏犧、共工、神農、少皞等並舉，並未有各個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源始帝王，且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