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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的思考李敬一（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430072）刘兰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系，430070）作者简介 李敬一（1946～　），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刘兰珍（1962～　），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系讲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就是将传播学研究同中国社会发展和传播事业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为中国的传播实践服务同时提出，应当进行四个方面的工作，即：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加强对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加强对西方传播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的研究；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关 键 词 传播学研究 本土化 思考与当前我国丰富多彩、飞速发展的传播实践相比，传播学研究在我国一直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国内研究者引进、翻译了一些国外传播学基础著作；近年来又有学者翻译了一些在西方传播学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优秀教材及经典专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今，有学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对传播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概述，少数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一些探讨。

但是，对中国自身的传播历史、传播方式、传播观念，尤其是对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起步阶段奉献给读者的，目前只有吴予敏著《无形的网络》、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台湾传播学者朱传誉的《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关绍箕的《中国传播理论》，以及李敬一所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等少量成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出现像西方那样有里程碑式的传播学理论和学术概念；同时由于国情的不同，我们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传播实践要使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新飞跃，必须加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传播学的研究应该突出中国特色，实现本土化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法，国内学界一直存在歧见反对者认为，这种提法是提倡整理国故，是要从故纸堆中、老祖宗那里发掘“传播 ”思想与格言警句，是从传统的传播体制上来构建我们的思路，这个思路不符合未来传播发展，没有前瞻性，没有先进性，因为传播学是科学，科学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不应区分中国和外国如果把一门科学本土化，那也就是把它局限为一种手段、条件和方法倘若方法能本土化，本土化也就只适应于中国而不适应外国。

赞成者则认为，传播学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要在中国的传播现实上生根，要能解决中国传播实际问题[i]其实，所谓“本土化”，笔者认为就是将传播学研究同中国社会发展和传播事业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服务其主要内容则大体上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要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传播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传播活动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又深受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一个民族，绝不可能有清一色的传播观念，因而其传播方式、传播事业的发展也绝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甚至不可能互相模仿（纵观中外历史，凡在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上试图模仿别国的，鲜有成功的先例），而只有尊重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研究中国传播历史，就无法解释传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不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也就无法解释当今的传播现象，因而不利于促进新时代传播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妨从传播方式、传播实践、传播观念等方面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传播历史，便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独特、奇妙的世界，更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是怎样以文化的精神渗入民族的每一根血管、每一个细胞，其影响是多么深远。

以传播方式而论，从传播的起源看，虽然中国上古时期大体上经历了全人类所共同经历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阶段，但由于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特个性，因而在传播方式上有着与世界其他民族传播起始阶段不同的特色特别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丰富，古籍记载十分详赡，所以在对中国古代传播起源的描述时更显得确凿可信，这是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传播的起源时所无法企及的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传播方式，诸如采诗观风、置邮传命、烽隧警报、乡校议政、史官记事、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街谈巷议等，无一不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们又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如秦王朝的兴衰，其中传播的作用因素也给后世留下极其深刻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改革措施，如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与度量衡、建立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传播网络等等，客观上为社会传播的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传播事业的发展，才促成了秦王朝的兴起和强大同时，也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 等残暴的封建专制措施，堵塞了传播渠道，凝滞了信息的交流，箝制了传播思想的发展，最终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此后，楚汉战争之际，刘邦的“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可视作我国最早的政治军事领域的“ 广而告之”。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大一统的背景下推行舆论一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得失值得后人总结东汉“蔡侯纸”的出现，堪称传播史上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蔡侯纸改进了文字的书写材料，从此，作为人类的主要传播方式——文字传播，才有了先进的载体联系到后来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更标志着传播技术的又一次飞跃东汉时期太学的发展，不啻为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据记载，仅在顺帝时，太学校舍便有 240 房，1850 室，太学生达 3 万余人[ii]人数众多的太学生为东汉的社会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传播与宗教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盛，无不采用独特的传播手段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则更是巧借各种传播工具来宣传、组织革命，终于产生了“八州并发” 、“天下响应”的传播效应在传播行为的作用之下，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经济秩序、思想文化观念，大体上在先秦、两汉便已形成，而上述传播方式，自魏晋以降，历经唐宋元明清，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此不赘述 以传播从业者而论，中国传播史上杰出人物不胜枚举如先秦诸子，他们在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走公门，跑私门，游说于朝堂之上，诘难于士林之中，传播政治思想，宣扬伦理道德，教授文化知识，进献治国方略，激活了整个社会，推动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彬彬之盛，在传播史上矗立起一座丰碑。

他们以他们的传播行为而成为变革时代的巨人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iii] 恩格斯在这里虽然说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代，但却概括了每一个进步、变革时代的特征中国古代杰出的传播者，用他们的“舌和笔” 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竭尽传播功能先秦之后，传播史上的杰出人物如汉代的司马迁，年轻时曾漫游四方，为官出使又遍历祖国各地他实地考察史迹民风，搜集民间传说资料，传播文化知识，尔后又用毕生精力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其作“不虚美，不隐恶”，既整理了中华民族三千余年的历史，又以 “实录”的精神，记载了他所生活的同时代的人物和社会生活他那近似于今天的通讯、报告文学式的人物传记、专题报告（“书” ），都应视为传播史上的重要资料此外如张骞，他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两次出使西域，连通了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正式往来，传播了汉民族的文化，开启了中国对外传播之门，堪称中国古代杰出的传播使者之一。

再如唐玄奘西赴“天竺” ，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了佛教，又交流了文化艺术，青史垂名特别是明代的郑和，率领中国船队，多次远航亚非各国，将中国的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金属货币与“西洋” 各国交换珍珠宝石、香料及珍禽异兽之后， “西洋”各国使臣和商队来中国的络绎不绝，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各国政府间和人民间的友谊，大大开拓了传播的范围和渠道像这类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传播方式，还有始于公元前 2 世纪、延续一千余年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同欧、亚、非各国的联系，广泛地传播了文化和友谊甚至自汉唐以来的“公主和亲” （如汉之昭君出塞“和”匈奴，唐之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 ”吐蕃，太和公主“和” 回纥），不仅把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少数民族，还把文学典籍、乐曲、医学，甚至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也带入少数民族，从而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弘扬了民族文化，增进了汉族同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中国传播史上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光辉篇章以古代传播思想而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们在其论著中涉及或专论人际交往、社会传播和舆论控制等方面内容的不在少数如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学派的“百家争鸣” 中，已包含着有关传播观念、传播思想的阐述和论争。

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论及传播与个人修身立命时，强调先进行内省、反思，培养品德，然后参与社会传播，其身越正，其传播的可信程度越大所谓“吾日三省吾身” [iv]，所谓“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v]，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vi]，以及“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而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vii]等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儒家还认为，传播就是通过对伦理道德的规范，来达到维系人际的等级关系，恢复和巩固社会秩序的目的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viii]、“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ix]、“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x]、“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 [xi]”等，是说在社会传播中，在人际交往中，必须有一定的准则和规范，有一定的约束和分寸这样，才能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才能表现出传播的功效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否则，传播便只会引起社会动乱，甚至暴力行为（即所谓“犯上作乱” [xii]）儒家还论及特定的传播内容必须有与之相应的传播方式，人们参与社会传播应该讲究方式、方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xiii]。

在这一方面，孔子强调的是“实”，即传播内容的真实可靠，符合礼义，而反对“ 巧言令色”[xiv]；孟子强调在传播活动中要不卑不亢，平交王侯， “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xv]；荀子则强调要以美丽的形式去打动受众关于舆论与社会控制，儒家一方面强调以“礼义” 来调整社会关系、磨合社会矛盾，一方面强调以诛杀的办法来压制反动的舆论，从而达到社会的安定，即如荀子所称，对“奸言” ，对“小人之辩”，“ 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xvi]儒家的这些传播思想是值得重视的此外，例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及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也不仅仅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就在传播方面也是高屋建瓴的他们或者论及舆论控制，主张以正确的言论去排斥异端的言论，即所谓“以言去言”[xvii]或者反对传播的无序状态，以极端的态度主张“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xviii]或者明辨人际交往必须有客观的标准，即“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xix]或者提醒传播者应该注意技巧，即“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 [xx]。

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在传播思想方面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其论述的深度、广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们的思想影响之深远，可以借用马克思形容古希腊神话的艺术成就时所说的一句话来比喻，那就是：“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