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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融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AB两面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 鲁东海（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14年第6期）1953年12月，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6月周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国家，同两国总理尼赫鲁、吴努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认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其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60年来，五项原则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同时为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正能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知道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也明确规定：“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2]显然，深入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完成教学任务的需要，也是对周恩来等老一辈元勋披荆斩棘、开创新中国外交工作局面的很好纪念一、坚守：“独立”与“和平”的底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直接与20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形势密切相关，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晶和近代中国在经历了百年耻辱之后痛定思痛的产物。

以近现代的概念论说，古代中国几乎没有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活动但是，中国社会和学术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和研究人文社会话题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广泛影响正如1963年周恩来与外宾所说：中国人办外交的许多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3]孔子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仁”，处理相互关系时最好做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这其中蕴含着对他人的尊重及和谐相处的意思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孟子进一步区分了“霸道”和“王道”两种情况：“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6]他坚决反对霸权与战争，崇尚仁爱与信义墨家学派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提出了著名的“兼爱”“非攻”的主张，更加明确地阐释了国家相处时应该持有的“平等”、“和平”、“互助”等积极观念所以，有学者认为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对当今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特别深刻[8]归纳起来看，在国家间相处的问题上，古代中国有三点鲜明的价值追求：1、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以德服人”，让所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9]使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能幸福生活。

2、平等相处如果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10]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能够承认和尊重他国的利益，就一定会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11]的平等社会关系3、“和而不同”在传统文化中“和”字的内涵极其丰富，下列两层意思则是最显著的，其一，反对战争，强调和平共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12]其二，保持事物的多样性，实现和谐共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3]然而，鸦片战争后正是主权的不断丧失让中国吃尽了苦头，外交亦多掣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外交”和“屈辱”是一对孪生兄弟周恩来曾满怀义愤地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都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14]这其中的本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权不独立了，我们的咽喉被别人卡住在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无视严正警告，擅自闯入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地段，还炮击人民解放军阵地，人民军队坚决地予以了还击，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这一事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勇气，也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炮舰外交”的最后终结。

中国人民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与动乱，当然渴望和平，但是从近代百年屈辱历程中得出的教训是深刻的，若没有主权独立一切都是枉然毛泽东把主权独立与完整看得特别重，他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1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一方面在思考如何通过发挥大国的作用，建立持久和平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却又陷入了以冷战为主要形式的新的对抗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呱呱堕地，如何做到既能独善其身，又能顺利融入世界大局，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们思考的重要问题1949年下半年成立新中国，筹备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如何以新的主权国家的身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的方针政策也在积极地谋划中1949年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发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会议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总原则建国前后毛泽东为外交工作概括了三句话：“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句话形象活泼但不够具体，尤其对于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交往没有切实的作用有人分析认为，当时中国周边国家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蒙古；第二类是两大不阵营都努力争取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第三类为已经取得民族独立但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如印度、缅甸[16]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实行了“一边倒”，关系较铁了，其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后两类国家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意义也非常直接、重要1953年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又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挫败了美国的干扰，推动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有效避免了在中国周边出现敌对政权的危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所获得的惊人胜利和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所营造的强大气场，使世界人民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领导人能够进一步思考内部建设问题，以及与周边更广大的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邻居好，赛金宝再说，印度、缅甸等邻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并没有完全追随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宣称中国为侵略国家，他们投了反对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也突破了美国对华的禁运政策，坚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向中国出售橡胶等战略物资。

这样的情形自然使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会在适当的时间，制定适当的与印度、缅甸等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于是，1953-1954年周恩来与印度和缅甸交往接触中，概括出以“和平共处”为核心的五项原则笔者以为，可以把五项原则的五句话分解为“前提”、“途径”和“宗旨”三部分世界上存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事实上再强大的力量都没办法把其他与自己有差异的国家、民族或者文化赶出地球，那么如何相处呢？前提只能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独立存在与发展；途径最好是“平等互利”，通过平等交往与互利互惠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最终目标是一定是大家“和平共处”，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中华民族的先人留下的珍贵古训是以和为贵，近代列强送给中国人的惨痛教训则是维护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急迫的问题正是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与和平，以独立保卫和平，以和平巩固独立由此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是历史的必然，也正是基于这种必然，“独立”与“和平”就成为了新中国对外交往始终不能逾越的两条底线二、融通：多元差异与世界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自身的价值坚守恰恰表明对外部世界融通的态度，二者相辅相成。

中国要求别人尊重自身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也尊重他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尊重他人的，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和发展道路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世界形势不断发展，维护独立与和平的外部环境在不停地变化，因而中国外交在具体目标和斗争策略上也会作相应地调整，五项原则只作了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五项原则提出的六十年来，中国外交在坚守自我价值观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融通着多元差异和不断变化的世界1、“求同存异”，广交第三世界国家朋友二战后到1955年，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在此形势下29个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由于历史原因和会议前美国的挑拨离间，更由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有关国家的巨大差异，中国能够在会议期间有所作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关于“求同存异”的发言引起广大亚非国家的强烈反响这一方针客观承认了各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找到了各国在历史遭遇和发展经济、维护独立的共同性，真诚表达了中国政府尊重别国主权的善良用心，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反对殖民主义，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态度，因而得到了与会各国的热烈拥护。

最后，万隆会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融入《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指导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了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精神”会议结束后，一大批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建交高潮其实，“互相尊重主权”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差异和多元主义的尊重，而求同存异将此表述得更加清楚，即首先承认并弄清相互间的差异，再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寻找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途径求同存异”方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第一次智慧的运用，五项原则的内涵与神韵被亚非各国所欣赏和接受，新中国由此在广大第三世界积聚了旺盛的人气，难怪陈毅同志动情地赋诗赞颂：“准则昭天下，精神重万隆”[19]2、“跨越鸿沟”，打开外交新视野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年，中国外交从总体上看还是受到两极格局的影响，以“一边倒”为主要特征，五项原则的运用实际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60年代，中国特别重视与周邻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努力开拓外交的新局面，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搅入到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和派别冲突，这个时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曲折运用的时期。

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实行“一边倒”，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同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了相对灵活的策略，比如与英国、荷兰建立“半建交”的关系，但对西方国家总体上来说还是封闭的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抓有住有利时机，“以小球转动大球”，结束了中美长期以来敌对的状态，在《联合公报》中双方约定“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克松访华后，日本、英国、荷兰、联邦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先后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友好的关系准确的说，此时中国在行动上跨越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中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鸿沟，全面打开了外交的新视野3、“做好自己的事”，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外交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外交彻底放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基调和与第三世界国家“同病相怜”心态，成功地实现了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重大转型，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其根源在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根本变化：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内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一个是国际上多极化的趋势渐进发展，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关系民主化倾向增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战争的危险虽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暂时打不起来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