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docx

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摘 要：明清时期，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人宗工业原料和产品通过经由浙东或江西或安徽的三条内地商道和沿海的一条商道，江南与广东福建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华南与华北之间的商品流通，通常经由江南转输，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人宗商品，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体，来自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绝对优势关键词：江南；广东福建；经济联系；地域商帮明清时期，江南作为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区，与全国其它经济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个地区明清时期，江南与华南两大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有着发达的造船业闻名天下的木器制造业，十分考究的建筑业，以及工程浩大的海塘等水利设施，木材需要量极为庞大，但当地基本不产材木，需要从福建等地输入大量的木材福建商人每年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1]福建木材输入江南主要在清代，通过浙海关的分关嘉兴乍浦镇。

道光(乍浦备志)称，在乍浦的进出口商品中，以木、糖、杂货为主，“大约逐年进口税数，木当其五之二，糖及局商所带洋货当其五之一，其余南来无数杂货当五之二”乍浦白海盐弄向西直抵关口，有木班厂十余所，木商字号各占厂屋，资本大者一号一厂，小者两三号合为一厂，周围二三里都是木场，“夏冬两帮木植齐到时．堆积几无隙地”木货来自福建者十分之九，来自浙江温州者十分之一来自福建者材质较优，大多系杉木，有长至八九丈者；来自温州者为松板福建南台镇为木植总所，乍浦木商逐号请人坐庄，在那里置货木号有专门置办宁德福安货者，宁德福安两帮商人将木材运输到南台，纳税出口运抵乍浦江南丝绸棉布生产发达，需用大量蓝靛、苏木等作染料，所需之靛，主要从外地输入，福靛是重要来源；苏木主要来自广东在江南的汀州商帮主要经营靛青民国《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谓：“前清嘉、道以前，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着据赵志物产云，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此乾隆初年事也故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是说清前期上杭商入主要利用邻近的浙南地区出产靛青的有利条件，大力经营靛青业，活跃于全国重要都会之地，建有县级会馆。

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县、上杭县商人，在江南以经营靛青为主汀州商人于雍正四年在乍浦南门外总管弄始建鄞江会馆，乾隆十四年建成．俗名靛青会馆，靛商皆集于此乾隆四十年，又重建宫宇，费银万两，数年告竣上海靛业早就兴起，但乾、嘉时期靛市集中在乍浦镇，上海则直到道、咸年间据说仍未兴盛，同治以后，靛市十倍于昔，汀州商人联合各地同业建立靛业公所(P371)江南有着独步海内的刻书印书业、笺纸加工业，却纸张匮乏，需要从福建等地源源输入各色纸张三藩之一耿藩作乱时，江南纸价骤长，平定后纸价渐平，说明明清之际福建纸一直供应江南康熙五十七年，在苏州经营纸业的上杭商人建立了汀州会馆，反映了闽纸向江南输出的规模汀州会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一度福建纸商罕至，光绪十三年上杭纸商联合同府永定县(永定原为上杭一部分)的皮丝烟帮，耗银3000余两重建了会馆在上海，建宁、汀州二府商人于嘉庆年间建有建汀会馆由建宁府纸、棕业一直要交货捐来看，建汀商帮特别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可见江南始终依赖输入闽纸据今人调查，地跨长汀、连城、清流和宁化四县的闽西四堡，从明中叶起便以造纸刻书并负贩于天下而闻名于长江以南各地这些书商到江南大致往北下闽江，人江西，到九江，沿江而下抵南京、无锡、湖州、苏州和杭州等场，如邹氏和马氏宗族的不少人曾将家乡的书籍纸张贩运到江南。

江南人习尚食甜，以糖为佐料，又制作各种甜食、果饯等，甚至染丝上色也需糖，用糖量巨大糖由榨取甘蔗汁而成，但江南基本不产蔗，糖就需要从产糖之地福建、广东输入闽粤所产糖有乌糖、砂(又作沙)糖和白糖三种，白糖又称糖霜三藩之乱时，因江西道梗，江南“糖价骤贵”；清廷平定三藩后，“广糖大至”，价格回落福建、广东糖的输入，直接影响到江南人的生活康熙开海后，“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乾隆一朝，广东糖占由乍浦人口糖的三分之二道光时，有人指出，江南乃至以北数省所需食糖，都是由闽广洋船运到上海后转卖的广东糖主要产自潮州府，尤以该府的揭阳、海阳、潮阳、澄海县为最潮州府之外，僻处海中的琼州府，糖销江南的也不少澄海县地方称，当地巨商“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清前期，潮阳所产的黄糖、白糖，“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其数量，乾隆中期县令李文藻说：“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揭阳所产白糖特佳，“棉湖所出者白而香，江苏人重之”，或称“江南染丝必需”光绪时，“每年运出之糖包多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货物一大宗”福建糖主要产自泉州、漳州、台湾、福州等府明后期，福建糖贩卖四方，与其它商品一起。

下吴越如流水”乾隆《福州府志．物产志》载：糖有黑白两种，当地商人“泛海鬻吴越间”按照乾隆《台湾府志》所载统计，仅台湾一地即年产蔗糖上亿斤康熙五十八年，清廷特别规定，福建糖船往浙江、江南各省贸易，在厦门停泊者免输其税输入江南的糖，乾隆朝三分之二是广东糖，由乍浦人口，道光时广东糖多运至上海收口，在乍浦反较福建糖少经营糖的商人，糖号则“皆潮州人，终年坐庄乍浦，糖船进口之时．各照包头斤两，经过糖行家报关输税”，福建糖商则“多系水客．陆续贩来，投过糖行家发卖”[10]闽广糖的销路主要在江南，按清中期江南2000多万人口计算，每年输入上亿斤糖是必需的江南人口庞大，烟叶烟丝耗费可观，主要要靠福建输入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盛产烟叶，浦城烟在江南颇负盛名乾隆中期徐扬绘录的盛世滋生图)中，烟草业市招有7家，有3家标为“浦城”字样记录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时苏州店铺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共有25家店铺，其中第14店为“自制浙闽名烟”的启泰号直到民国初年，苏州有11家建烟铺号，其中10家由福建商人经营前述光绪年间苏州重建的汀州会馆，就是由永定烟帮和上杭纸帮共建的馆中维持开销，也由两帮分任后来会馆大修，烟帮出资甚至多于纸商。

广东冶铁业发达，铁锅生产最负盛名，江南是重要销场福建福州与延平府产铁也着名广东是铁冶中心，正统、景泰时已有铁器大量输出所谓“工擅炉冶巧，四方商贩辐辏焉”[11]明人所谓经过大庾岭的“轻细之物”即江南丝绸，“粗重之类”即广东铁器铁货万历时，霍与瑕更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12]人清后，广东铁器运销江南仍盛屈大均说，广州铁器等货，“北走豫章、吴浙”[13]乾隆时，佛山所出铁线，全国各地所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铁锅则专销吴越、荆楚之地[14]清代通过浒墅关的纳税商品，除了各种铜铁器，明载有广锅[15]广州所产粤缎、广纱，号称“甲于天下”，可以媲美江南绸缎，泉州之绢．漳州之纱，号称“衣被天下”，然而所需生丝均需由江南提供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引嘉靖《广州府志》云：“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天下，缎次之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广州的丝织技术也是在江浙人的指导下提高的。

雍正年间广州才有丝织机行，聘请江浙师傅前往传授丝织技术[16]福建严重缺米，江南食粮也不丰裕，但向福建转输部分食粮康熙末年，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告示称，苏州奸牙等冒为浙客、徽商，零星货买粮食，“或四五六十，或一二百石不等，用小艇运送上海、乍浦二处，装人大船，扬帆出海，盈千累万，殆无虚日”，以致影响苏州市场上的米价[17]这些偷运出洋的米，就是销往浙东、福建地区的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产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来自江南，江南由华北等地输入棉花的同时，又向福建输出优质棉花，这种棉花出自太仓吴伟业说，在太仓州，“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所谓“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18],就是闽商大量收购太仓棉的形象写照清初一度福建棉商不至，苏松棉区农民生活无着，“门里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闽中棉商又挟重资到太仓，“举州叹为祥瑞”[19]自后因为太仓鹤王市所产棉花特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岁航海来市，毋虑数十万金”[20]清中期上海人褚华也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

[21]棉花输向闽广地区，始终是当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清后期，盛况依旧据说仅1845—1846年间，就有值价134911美元的上海棉花被福州帆船装运回境福建广东虽能织布，但并非如褚华所说在江南只买花而不买布,而是大量输入棉花的同时也输入棉布万历年间,洞庭商人席端樊、端攀兄弟将江南棉布南贩闽广，闽商大量收棉，当也经营棉布清前期，昭文县支塘镇，“居民善织作，闽贾至江南贩布，以赤沙所出为第一，远近牙行兢以布面钤‘赤沙’字样焉”[22]这种赤沙布，“纫而密”，因而为闽商所抢购太仓州的沙头镇，出产沙头布,“闽人到镇收买，寒暑无间……牙行获利者恒累数万”[23]据《北关葛夏布商人报税成案碑》，康熙后期，福建商人与江西商人一起，收买土产葛夏布匹，前往杭州北新关报税人城，报牙发卖，北新关给发小票，明确税率，商人称便[24]宝山县江湾镇出产刷线布，雍正间销路畅达，“粤商争购，务求细密，不计阔长，需棉少而布价昂”[25]嘉定黄渡镇，直到道光之季，“里中所产土布，衣被七闽者，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当地布商为打破闽商垄断，自收自运由海道销布福建[26]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专门提到“置办出口之装载布匹者闽广船”，说明广东福建一直依赖输入江南布，并且几乎全是由闽商、粤商经营的。

上述江南与华南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体现出互补性和双向交流的特点无论是江南还是华南，都需要对方的生产原料和副业手工业产品华南需要江南的生产原料如生丝、棉花，同时需要江南的制造品如丝绸、棉布等，而江南不但需要华南的纸、木材、蓝靛等作为生产原料，而且需要华南的铁货等制成品，还需要华南的糖、烟、水果、海货等生活必需品(糖也是工业品)而当时江南与华北、华中、东北等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基本上是前者以副业手工业品交换后者的生产资料，形成单一流通格局，江南居于更为有利的一方较之江南与其它经济区的商品流通,江南对华南的商品流通量,其优势就不甚明显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之间的商道主要有如下四条：一、江南经浙东至福建：由杭州南渡钱塘江，经浙江严州府、衢州府，在西安县上杭埠往南到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由此分两路，由南浦溪(或称建溪)抵建宁府城；往西到江西广信府玉山县、铅山县，由桐木水经分水关到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由崇溪经建阳县抵建宁府城，然后经延平府至福州府二、江南经浙东、江西到广东：由杭州到铅山县后，西向由弋阳江经贵溪，接上经江西各地到广东的通道三、江南经安徽、江西到广东：由南京经安徽太平府芜湖县、池州府池口驿、安庆府同安驿、雷港驿，到江西九江府彭泽县龙城驿、湖口县彭蠡驿，南昌府新建县吴城驿、南浦驿，丰城县樟树镇，临江府清江县，吉安府庐陵县、泰和县、万安县，赣州府赣县水西驿，一路南向经南安府南康县南野驿，在同府大庾县横浦驿翻越大庾岭，到广东南雄府、韶州府、广州府；另一路东向经汀州府到广东潮州府、惠州府。

　　四、江南经浙东海道到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