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问题.doc

1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问题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是指粮食生产由二年三熟取代了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华北农民通过二年三熟，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创造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条件，必然会促进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考察这一地区粮食种植制度的上述演变过程，不仅是区域农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助于探讨历史上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 ”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 ”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2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 ”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 45 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 115.79 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 117.14 亩山东为 45 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

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 “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 492，564 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 222，859 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 4000 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 ”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3[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 《中国农报》，1962 年第 2 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 109 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 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代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

”[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 “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4要”， “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 “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 ”《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

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5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 3406843人激增至 9374217 人，净增 175.16%；山东人口由 2278305 人激增至 12769872 人，净增 460.50%；河南人口由 204917 人激增至 7114346 人，净增 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 7.01 亩、7.6 亩和 10.16 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

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 ”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 ”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 《宪庙朱批谕旨》第 15 函，第 5 册，第 32 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 13 函，第 6 册，第 10 页 [3]同上，第 12 函，第 3 册，第 3 页 [4]同上，第 15 函，第 5 册，第 32 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 2，第 20 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 211，第 9 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 4，回赋 4《田赋之制》卷 19，户口 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 2，第 11 页 6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

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 “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 “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 “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 “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 “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

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 “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 “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7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 “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 “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