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私盐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以山西永济蒲滩私盐为中心.docx

清代私盐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以山西永济蒲滩私盐为中心 　　摘 要：受蒲滩生态环境与河东盐政变化的影响，私盐活动成为清代山西蒲州府永济县蒲滩村落中的百姓生计方式之一‍‌‍‍‌‍‌‍‍‍‌‍‍‌‍‍‍‌‍‍‌‍‍‍‌‍‍‍‍‌‍‌‍‌‍‌‍‍‌‍‍‍‍‍‍‍‍‍‌‍‍‌‍‍‌‍‌‍‌‍ 产于蒲滩之上的蒲滩盐于清代前中期流入食盐市场，影响了解盐的销路‍‌‍‍‌‍‌‍‍‍‌‍‍‌‍‍‍‌‍‍‌‍‍‍‌‍‍‍‍‌‍‌‍‌‍‌‍‍‌‍‍‍‍‍‍‍‍‍‌‍‍‌‍‍‌‍‌‍‌‍ 这一问题凸显后，河东运商马隆德、张隆泰于道光十一年京控，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此后，蒲滩私盐从道光时期到宣统时期经历了平毁蒲滩盐畦、为滩民发放垦复经费、实行代赋津贴银两制、蒲滩缉私章程等多个治理阶段 由于食盐市场的发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虚应故事，以及蒲滩百姓、河东坐商、河东运商、解池畦户及地方官员在蒲滩私盐流通及查禁过程中互相之间的博弈，蒲滩盐自始至终未被铲除，也没有能够化私为官 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蒲滩私盐治理中制度、规定及方法确实立与演变过程，丰富对清代中后期河东盐政与晋南地方社会的认识。

　　关键词：清代; 河东盐政; 蒲滩盐; 私盐; 治理 　　私盐活动影响着传统王朝国家的盐课收入及统治秩序，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往对私盐问题的研究多从典章制度出发，侧重于缉私的制度条文以及缉私制度的优劣① 近年来，在中国盐业史研究中采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成为学术趋势，这些研究注重地方能动性，通过具体的人与事件的开展来考察王朝盐政制度的推行过程② 　　但是，在私盐活动和私盐治理问题的研究中，采用区域社会史取向的成果仍然较少 将私盐活动和私盐治理问题置于区域历史的鲜活场景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呈现私盐治理中各项制度、规定及方法确实立与演变过程，进而理解盐政制度在地方社会的实际运作 　　“河东私盐患在肘腋者，莫甚于蒲滩 〞③ 清代山西蒲州府永济县蒲滩私盐活动是当地百姓的生计方式之一，对河东盐区内解盐的行销造成了一定影响，朝廷与地方官从道光十一年(1831)到光绪七年(1881)集中且持续地展开有关蒲滩私盐治理的讨论 研究这一问题，能够较好地展现蒲滩私盐治理的大致过程，揭示制度变迁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及互相之间的博弈 此外，蒲滩私盐问题综合性较强，不仅影响解盐的行销，而且涉及永济生态环境变化、永济黄河滩地形成与开发等多个问题。

因此，对蒲滩私盐之产生进行考察，也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清代中后期河东盐政与晋南地方社会变迁的了解 　　目前学界已有一些对蒲滩私盐的研究成果 张艳丽简要论述了马丕瑶查禁五姓湖百姓私自晒盐采取的措施① 胡英泽利用地方文献，从黄河西迁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的角度表达了蒲滩晒盐现象的盛行与蒲滩代赋津贴制的形成过程 他认为蒲滩代赋津贴制的实质是把生态环境变化导致的多种滩地资源经营收益形式固定为单一形式② 这些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性，但忽略了河东盐政对蒲滩私盐流通和查禁的影响，也并未运用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有关蒲滩私盐的档案文献，对蒲滩私盐流通与河东盐政改革的关联、蒲滩私盐治理中的利益纠葛等问题尚缺少细致的讨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根底上，试图将河东盐政与生态环境的视角相结合，运用清代档案、盐法志、日记等材料，更为详尽地分析这一区域性私盐问题及其治理的地方性表现，以期展现蒲滩私盐流通及查禁过程中蒲滩百姓、河东坐商、河东运商、解池畦户、地方官员和清廷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复杂博弈，管窥地方社会中的各类人群对蒲滩私盐治理变革发挥的作用 　　一、百姓的生计：山西永济蒲滩私盐盛行之因 　　明洪武二年(1369)废元河中府，改河东县为蒲州，直隶于州，属平阳府，蒲滩隶属于蒲州。

清雍正六年(1728)蒲州升州为府，置永济县为倚郭县，蒲滩隶属于永济县 蒲滩西临黄河，南靠中条山，以蒲州城为中心分为南北两段，“滩分南北，长约百里，广袤四十余里，跨越二十四村，庄界连三省，滨临黄河〞③，其中“南滩长十五里，宽五六里至十余里不等，北滩长四十五里，宽八九里至二十里不等〞④ 　　随着黄河河道西徙，蒲滩自明末逐渐盐碱化，滩地潮湿，土质较松，夏季不耐旱，而黄河西徙又导致土地缺乏足够的水源，有很大一局部土地不能耕种 盐碱地冬天时生成芒硝，夏天时结晶成盐，当地百姓除了耕种外，也在冬季熬碱，夏季晒盐 夏季时，蒲滩盐碱地生出一层白色的结晶，将这层结晶扫到一处，自然生成硝盐，经过淋卤、日晒等程序，可供百姓食用，故“每日刮取数十斤，零星售卖以作完粮糊口之计〞⑤ 乾隆五十三年(1788)成书的?河东盐法备览?载：“永济、临晋二处有葫芦、鹻庄，民多煎私〞⑥，葫芦即黄龙村，鹻庄即碱庄，均属于蒲滩北滩的村庄，可知最晚在乾隆五十三年蒲滩已有百姓产销食盐 从国家食盐专卖体制的角度看，产于蒲滩的盐是私盐，即没有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进行生产和运销，无法为国家提供盐课的食盐 　　清代实行划界行盐制，河东盐区的辖区包括山西、陕西和河南的局部地区，蒲滩位于其中。

乾隆五十七年，河东盐区实行“课归地丁〞改革，将盐课摊入行盐地区的地亩中征收，裁撤运商，“盐总听民运，开采盐觔并无例禁〞①，并且允许百姓就近买食，停止对私盐的缉查活动 这意味着地方官府放弃了对河东盐区内食盐运销的控制 在此阶段，解池附近的的六小池、硝池滩等易产盐之地由运商卖给附近居民管业浇晒②，陕西的卤泊滩食盐开采也在这一阶段合法化③ 可见此时河东盐区内食盐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 　　此外，“课归地丁〞改变了民间完纳盐课的方式，加重了河东盐区内拥有田亩的编户的田赋负担 需要注意的是，“课归地丁〞后，百姓争夺盐利与缴纳地丁银并不冲突，加之蒲滩盐碱化严重，较为贫瘠，百姓两相权衡后，往往“弃农业而作奸私〞④ 对没有田亩，或没有在户籍系统内登记的百姓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蒲滩“自乾隆五十七年课归地丁私盐之禁既弛，私晒之风遂盛〞⑤ 　　河东盐区的主要食盐产出地是解池，产于解池的解盐是河东盐区内国家授权生产与运销，可为国家提供盐课的官盐，与作为私盐的蒲滩盐存在竞争关系 “课归地丁〞后，由于盐课归入地丁，解盐盐价明显下降：山西境内食用解盐之地的解盐盐价每斤减少三四文至六七文不等，即便是食用土盐、蒙古盐的地区的盐价也降低二三四五文不等⑥; 河南境内距离解池较近及水路可通之地的解盐盐价每斤降低七八文，距离解池较远之地解盐盐价每斤降低五六文，距离山西最远处的地区每斤盐价也减去二三四文不等⑦; 陕西西安、同州两府解盐盐价降低两文⑧。

　　嘉庆十一年(1806)河东盐区改回传统的商运商销 复商后，因清廷征收河工经费银，不断加征河东盐课，解盐盐价也随之上升 嘉庆十五年始，因河工之需，解盐盐价加价一厘⑨ 到嘉庆十八年，课额较复商前六十五万五千七百九十三两增加六万一千八百七十二两⑩ 道光八、九年时，解盐商销原价较嘉庆二十五年前每斤增加十文、二十文不等○11 显然，复商后，蒲滩盐在与解盐的竞争中比“课归地丁〞时期更具价格优势，这是蒲滩盐畅销的重要因素 　　为配合商运商销，保证盐课收入，河东盐区各地开始查禁私盐，但是这没有使蒲滩盐退出食盐市场 复商仅过三年，黄河河道再次西徙，蒲滩耕种条件恶化，近滩居民刮土堆积，淋晒成盐，又有渔利奸徒将其攙入池盐内销售，私贩因之峰起○12 ‍‌‍‍‌‍‌‍‍‍‌‍‍‌‍‍‍‌‍‍‌‍‍‍‌‍‍‍‍‌‍‌‍‌‍‌‍‍‌‍‍‍‍‍‍‍‍‍‌‍‍‌‍‍‌‍‌‍‌‍ 道光二年，雨势过大，涑水河上游涨水严重，五姓湖“四面滩岸一片汪洋〞，处于涑水河下游的蒲滩村落中的良田渐渐被积水渗透，百姓无地可种 五六年后，滩地逐渐枯燥，盐碱化加剧，“始出涧下作碱，潮上浮白而盐卤渐生，禾稼不登，民图生计而私晒渐多〞①。

　　蒲滩地域辽阔，蒲滩盐总产量较多，每日可生产数十斤，五六月时甚至一天一池② 这些硝盐可以卖到中条山上的村庄、蒲州城、运城，并且可经风陵渡卖至陕西、河南③，是当地村民在夏季时的一项重要收入 但与解盐相较，蒲滩出产的硝盐颗粒较小、味道较苦，质量不如解盐 　　学者张小也认为，在官盐和私盐均可到达的市场中，私盐与官盐是一对互替商品，存在竞争关系，当私盐的价格比官盐低、质量比官盐好、交易更加方便时，百姓必然避官食私④ 梁庚尧认为在私盐与官盐的竞争中，不可无视地理因素的影响⑤ 在蒲滩盐影响解盐销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蒲滩盐的盛行受到价格、地理、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其一，由于蒲滩盐碱化的加重，蒲滩村落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百姓需要通过晒盐、熬碱等方式维持生计，这是蒲滩出现私盐活动的主要原因 其二，与清中后期因重重加税而价格高昂的解盐相比，无需纳课、价格低廉的蒲滩盐更受百姓欢送 其三，局部盐商将其攙杂进解盐内销售，节约本钱，以次充好⑥ 其四，蒲滩与陕西、河南毗邻，私盐可经过蒲津渡、风陵渡、黄龙镇渡口及下马口转运他处，并且蒲滩的缉私力量无法与地方盐政机构驻地、解池所在地运城相比，加之位于蒲滩南部的风陵渡巡检司于乾隆四年由山西永济县移归陕西潼关县管辖⑦，可能会对蒲滩缉私力量有所影响。

由此，不难理解查禁蒲滩盐难度较大的原因 　　二、山西巡抚与户部的讨论：从平毁盐畦到垦复蒲滩 　　蒲滩私盐引起中央层面关注自河东盐商京控而始 嘉庆十一年复商后，随着河东盐课的不断增加，加之道光年间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淮盐改票后盐价大减，两淮私盐灌入河东盐区，河东盐池遭遇水患后减产等因素的影响，河东盐商赔累不堪⑧ 这一情形下，河东运商马隆德和张隆泰不满永济蒲滩和解池私盐影响解盐销路，在山西巡抚和河东道控告均未得亲提后，于道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京控 他们称蒲滩在道光六年突然有匪徒联合其他省份的私枭开畦晒盐，刚开始收盐的人不过一二千名，道光十年时竟然多至万名，“兼解池食盐越墙飞走，每年亦不下数千名 　　河东引盐定数只销五千余名，而蒲解私盐已过其半 〞由于盐池防守较为严密，匪徒在解池聚众抢劫往往是在深夜，而蒲滩百姓却敢勾结千百成群的匪党，明目张胆地开垦晒私，当地官府也不敢过问，于是盐畦越开越广，蒲滩盐越产越多 因为蒲滩盐本钱低廉，无须缴纳盐课，所以官盐难以与之竞争 即便盐商增加盐斤或减价销售，盐引仍然积压，盐课仍旧无出 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十一年间，河东盐商合纲凭空垫办捐输经费三百余万两，早已疲苦至极，“倾家丧身即缺乏惜，但事关七十余万之国帑，万一贻误，罪安能逃? 〞① 因此，马德隆奏请严立缉私章程，并请求停止加增盐价一厘的河工经费征收②。

　　事关盐课，兹事体大，都察院将此案奏交给道光皇帝，并且称河东总商王恒泰等遣职来京具诉的内容与马隆德和张隆泰所言根本相同③ 道光皇帝命山西巡抚阿勒清阿亲提查讯马隆德和张隆泰④ 不久，山西巡抚阿勒清阿请旨严禁蒲滩私盐⑤ 五个月后，阿勒清阿将审讯结果上奏皇帝，称该呈状中盐商称蒲滩私盐“收至万名，倍于正课〞，只是“约略而言〞 此外，他从百姓处得知，贩私盐是百姓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生计，虽然蒲滩产盐较多，但只是偶尔有邻县之人佣工携买所刮盐斤 　　阿勒清阿命蒲州府知府黄德濂、河东道韩文显、永济县知县郭书俊等人平毁蒲滩盐畦⑥ 当时蒲滩产盐之地共五十二顷六十亩⑦，如果将盐畦全行平毁，对蒲滩各村庄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 但是，阿勒清阿在奏折中对平毁蒲滩私畦的过程一带而过，也未禀报平毁私畦过程中百姓伤亡的情况 在光绪?湖南通志?关于黄德濂生平的记载中，我们却看到平毁盐畦时“作民与吏口有死者，府县吏称民煽聚欲为逆，请兵往捕，人情汹汹〞⑧ 的情形，可见平毁盐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吏与百姓关系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