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探析.doc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探析摘要: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 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止直言极谏Z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 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 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西汉;策问;对策“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皐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表皐帝发问的称 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 统治者关丁•吋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冋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1-一月发生了丨|食，文帝以为这是 上天对白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徳，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 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 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 以言。

[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 勤求贤丄，施及方外，四极Z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 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了;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Z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 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乂不敏、 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人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 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人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人 夫之行，当此三道，朕共嘉之，故登人夫于朝，亲谕朕志人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徳、 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白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Z!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 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 与评价；四是讲H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Z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 即“朕之不徳、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耍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

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诣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笫一次的ri的是耍纠正口己施政的过 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笫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 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们対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 出答策:首先是白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人体‘”作出I叫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 事终始‘”作出冋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宜言极谏‘”作出冋答，他以五紺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 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止z士”的辅佐，能够“救主z失、补主z过、扬主z 美、明主Z功，使主内亡邪辟Z行、外亡務污Z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 “诏策曰'吏Z不平、政Z不宣、民Z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 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牛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 心”的状况，乂以汉文帝即位以來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 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徳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对“诏策H '悉陈具志，毋有 所隐’”作出回答，认为“五帝其臣莫能及，则白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Z;五伯不及其臣，则 任使之”，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大卜十六年來，“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之所 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汉文帝能够亲身治理朝政，以实现天下之治[3]。

二、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小二千石、二 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 缩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中、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 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干-朝是窦太麻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 [4],推崇倫术的魏其侯、 武安侯以及御史人夫赵绍、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 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LI刀所烛，莫不率俾周Z成康，刑错不 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捜，氐羌探服星辰不学，LI刀不蚀，山陵不崩，川 谷不塞;麟风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 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 能远徳，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 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5] 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 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 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箸之于篇，朕亲览焉” [5] 16K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授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 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冋事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 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口:朕获承至尊休德，传Z亡穷，而施Z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 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Z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紮博习Z丄，欲闻人 道Z要，至论Z极今了大夫裒然为举首，朕甚嘉Z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Z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Z当 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莞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煜桀纣之 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 能反，H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 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乂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界之变, 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綁，习闻英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 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 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 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肓，不 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冇所隐，朕将亲览焉比 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白己肩上的担子是“任人而守重”，他夙夜不宁、卿精竭 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之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具次，他对历 史进行了冋顾，推崇五帝三王Z道，对人道微缺、王道人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王之法而不能，发 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人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 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Z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白其中 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口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 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Z祜，享鬼 神Z灵，徳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这些通晓先圣Z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 朕”，条分缕析，“取Z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直言无讳，不必 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 所隐”。

对于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作出了对策，他的对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曲:第一，他提出了著名 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总结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解说：“国家将冇失道Z败, 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Z,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Z,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认为天心都 是爱护人君的，除了那些太无道的君主，“天尽欲扶持而全安Z,事在强勉而已矣”这里的“强勉” 就是努力实践的意思，“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口起而大冇功”这里的“学 问”和“道”是他特别提出的两点第二，他对汉武帝提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重点解释了“五帝三王Z道”道”是什么？是实现 “治世”的路径，而仁义礼乐就是践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具子孙之所以能够“长 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深入民心之故示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乱国危者其众”，乃是由于所任 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徳, 兴滞补弊”，“周道粲然复兴”，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乱废兴不在天命，而在于当 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他对“天命”的解禅是“皆积善累徳之效也”，而灾祸的产生则是由于继世之君“残贼良民以争 壤十，废徳教而任刑罚”，致使“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煞而妖孽生矣”, 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灾祸都是由于君主失徳、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祸。

他对“性命之情、或夭 或寿、或仁或鄙”进行了解说，“命者天Z令也，性者住之质也，情者人Z欲也”，这些本就不能纯 粹、一致，在于统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徳风，小人之徳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 这个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徳不任刑”的，“天道Z大者在阴阳，阳为 徳，阴为刑，刑主杀而徳主主”，统治者应该“承犬意以从事，故任徳教而不任刑”，“今废先王徳教 Z官，而独任执法Z吏治民，母乃任刑Z意与！”第三，他提出了对现实政治冇极大价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关于正本，他提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实现王道Z终关于教化，他提出万民Z从利犹如水Z走下，不 以教化堤防Z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具体做法就是“立大（太）学以教 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浸润砥砺，“节民以礼”，就能做到“教化行而习俗美”关于更化，他指 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灭亡的天下大乱，“其遗离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囂顽，抵冒殊捍, 孰烂如此Z甚者也”，汉继秦Z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Z,亡可奈何”，所谓“法出而奸生， 令下而诈起”，当此风习败坏Z际，“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Z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 必须实行更化。

针对汉武帝所问的“何脩何饬”，他提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乃是 王者所当脩饬”董仲舒的对策奏上以后，汉武帝看后非常感兴趣，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策问：“制口:盖闻虞舜 Z时，游于岩郎Z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H员不暇食，而宁内亦治夫帝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