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一遵华制”语境下的《大明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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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明律》的文本与适用（一）对《大明律》的翻译与解释太祖虽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全盘移植并适用《大明 律》，但当时《大明律》尚未被翻译过来，更谈不上适 用因此，法制华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翻译《大明律》 据《朝鲜经国典》，在太祖宣布全盘移植《大明律》后 不久，朝鲜人便开始了翻译《大明律》的工作①经 过四年的努力，太祖四年（1395年），《大明律直解》刊 行至此，朝鲜王朝才算有了《大明律》的确定文本 金祗在《大明律直解》的跋文中云：《大明律》科条轻重，各有攸当，诚执法者之准 绳圣上思欲颁布中外，使仕进辈传相颂习，皆得以 取法然其使字不常，人人未易晓……政丞平壤伯赵 浚，乃命检校中枢院高士褧与予嘱其事，某等详究反 复，逐字直解于虖予二人草创于前，三峰郑先生道 传、工曹典书唐诚，润色于后，岂非切磋琢磨之谓也 欤？《大明律》的翻译乃由赵浚主持，金祗和高士褧 具体负责，郑道传和唐诚把关这些人均为当时半岛 律学的佼佼者其中，郑道传撰有《朝鲜经国典》此 书乃朝鲜王朝初期政策与法制的基本指针赵浚撰有 《经济六典》为朝鲜王朝初期的基本法典唐诚在高 丽时即以明习法律闻名，同时还是王朝文书工作的权 威与把关者朝鲜人对此工作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未译、错译之处鱼叔权即云：“洪 武乙亥，郑道传等患律文难晓，以薛聪所制吏读，逐 条翻译，名曰《直解大明律》……余先人有家藏一件， 余览讫一过，往往有未译处”这些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扰太宗四年 （1404年），赵浚上书：“比年以来，凡断狱者，不晓律 文，以其私意，出入人罪，刑罚不中，冤抑无诉，致 伤和气，诚不可不虑也”这种状况与“一遵华制”的要 求不符，故在该年十月，议政府上疏请求重译《大明 律》然而，在律学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无根本改变的 情况下，翻译工作的重启并非易事直到太宗十一年， 国王才下令重译《大明律》瑏瑠，可一直没有进展 太宗十二年三月，议政府又上疏要求改正律文中存在 的误译 瑏瑡，两年半后，太宗“以南在、李叔蕃为详 定都监提调••••••改正明律译解误处 瑏瑢太祖时期，朝鲜官员对《大明律》这一“突然而来” 的外国法律体系非常陌生，刑曹典书柳观等上言：“治 狱者，率多无学之人，不能精熟律文，以当其任，司 法官员对很多本可适用《大明律》的案件，也因对律 文的不熟悉、不了解，常以“律无正条”为由，或不处 理，或适用本国旧例太祖七年六月，刑曹对“有车承 道者，所讼奴婢未决，路上聚其党，殴击夺物”一案， 以“律无正条”上奏，太祖指出：“白昼聚党，打人夺物, 是谓强盗。

谓无正条，何也?”连王朝的最高司法机关 对《大明律》的掌握都如此低下，遑论一般官员太 祖时期，此类问题虽已被提出，却未有系统的解决方 案出台到了太宗时期，朝鲜人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办法， 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对那些司法官员难于把握和理 解之律条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界限，用国王教、判的 形式做出权威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太宗十二年八 月，议政府承国王教令议律云：“律文有制书有违条， 有违令条，奉行者或不能辨请自今颁降宥旨及教旨, 废阁不行者，以制书有违论；失错旨意者，各减三等; 凡大小衙门受教条令，不能奉行者，以违令论”对“制 书有违”与“违令”两个律条的界限作出了明确的区分 此类事例甚多，不赘举二）对《大明律》缺陷的弥补朝鲜初期，《大明律》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还和它本身的缺陷有关太宗四年九月，议政府 上书：《大明律》斗殴条云：“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 他物、金刃，并绞威逼人致死条云：“凡因事威逼 人致死者••••••并追埋葬银一^两......”本朝因此律，犯 斗殴杀人者及因奸、盗威逼人致死者，蒙宥则全免罪， 威逼人致死者，虽蒙宥，犹依律征埋葬银，给付被杀 人家••••••今反使罪重者全免罪，而轻者征银，非唯轻 重失宜，似有乖于作律之本意。

自今凡斗殴杀人及因 奸、盗、威逼人致死，罪当绞、斩者，虽蒙宥旨，准 律文过失杀赎罪例，减半生征，给付被杀人家议政 府所说遇赦时几种犯罪刑罚之不平衡的问题，乃由《大 明律》本身的不周延所引起这种不周延造成了蒙赦 时，罪重者全免，罪轻者反而要被征银的不合理局面 太宗时，《大明律》的深入适用使得这些问题充分暴露， 朝鲜人对此也具有了一定的纠正能力由于《大明律》 乃由中国皇帝所定，朝鲜人对之不能做直接的修改， 便采取了以本国法令做特殊规定，在实践中变通适用 的办法太宗^一年^一月，议政府就《大明律》谋 反大逆条中的免罪部分启曰：《大明律》谋反大逆条云：“凡谋反大逆……皆凌 迟处死••••••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 聘妻未成者，俱不坐许嫁已定，归其夫，女子不坐 罪，归夫各居姊妹，律不枚举，因此坐罪……前 后罪人许嫁归夫姊妹，并不坐罪关于谋反大逆缘坐适用对象的排除问题，议政府 所说之“律不枚举”乃指传统律典中“断罪无正条”的情 形，其本身在法律体系中并不必然成为问题，可以通 过一定的规则解决《唐律疏议•名例律》“断罪无正条” 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 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按这一规则，姊妹较亲 女的关系为疏，当然不应缘坐然而，《大明律》的“断 罪无正条”条对唐律做了根本性修改，规定：“凡律令 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 应减，定拟罪名，转达刑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 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使司法机构在司法实务中 失去了简明、具体的操作依据对此，薛允升评论云: “唐律只言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明律增入引律比 附加减定拟，由是比附者日益增多律外之有例，例 之外又有比引条例，案牍安得不烦耶？”朝鲜司法机构 在太宗十一年之前的做法是，将律所没有列举的情况 一概认定为有罪，这显然与律意、情理不符，会损害《大明律》的信誉，影响它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与地 位的确立因此，朝廷便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大明 律》的缺陷做了弥补，废除了本国的习惯做法二、《大明律》的推广与普及朱元璋在世时，朝鲜的对明关系颇为不顺朱元 璋认为李成桂“顽嚣狡诈”，拒绝册封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大明律》在半岛的适用及其地位的确立太宗即位后不久，情况有了改变建文帝遣使前来册 封:“兹庸命尔为朝鲜国王 后昆昭式,永辅于中国”④这对王朝合法性的树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为了 使这一效应进一步扩散，太宗加快了对华化政策的推 动。

太宗一年六月，门下府郞舍在上疏中即云：“臣等 伏值膺受诰命，以正大位，且以改官制事，咨达上国， 盖欲更张政化，与国咸新，以兴一代之治，以立万世 之法，甚盛举也，制度的“华化”是其中的关键太宗 二年，由重臣权近所作《壬午年会试策问题》云： 自古有国家者，必立制度，以兴一代之制然在 草创，未遑制作，必待守成而后定故文武造周，至 成王而礼乐大备••••••恭惟我太上王神武应期，肇开邦 国，创业垂统，规模宏大......今我主上（指太宗 引者）殿下，以聪明冠古之资，精一执中之学，持盈守 成，文致太平，礼乐之兴，维其时矣草创因循，以 至今日，而礼乐之未备，制度之未定••••••伊欲使沿革 合其宜而制度定,情文得其备而礼乐兴••••••比隆成周， 以为万世无疆之休，必有其道在太宗君臣看来，太祖时期乃王朝的草创期，制 度上“因循”“未定”“未备”之处甚多，现在此种状况已 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他们踌躇满志，自比成王君 臣，认为应该在“持盈守成”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建设 的路径，以“文致太平”此《策问题》是统治集团对 当时本国制度现状的基本认识，揭示了以后推动华化 政策的基本方略推广与普及《大明律》则是其中的 —环。

太宗四年十月，议政府上书：今《大明律》，时王之制，所当奉行，然我国人未 易通晓宜以俚言译之，颁布中外，使官吏讲习，凡 一笞一杖，必依律施行，若不按律，而妄意轻重者， 以其罪罪之••••••愿今后外方枷锁、笞、杖、杻，皆依 律文制作，观察使考之，其不依律文制作者，罪其守 令，著在令典各官守令，或有不通律文，笞杖、讯 杖、枷铁、索镣等之物，不依律文，断狱之时，昧于 按律……除观察使，随史以律文通晓人率行;择各官品 官生徒中，可习律文者，专为教训，一笞一杖，必依 律断;犯杖罪以上死者，照律报都观察使，都观察使使 律学人更加检覆施行，以宣钦恤之意太祖时期，虽已移植并适用《大明律》，但并未在 官僚群体中展开系统的学习与普及工作，官员们对《大 明律》的精髓难以理解这种状况不适应“一遵华制” 的要求，妨碍了《大明律》的适用与推广为此，议 政府建议：第一，以俚语重新翻译《大明律》使之能 更好地为官员们所理解;第二，加强执法监督，加大官 员们不依据《大明律》定罪量刑的成本;第三，按照《大 明律》的规定制作笞、杖、枷、锁等刑具第四，为地 方官员配置能够理解《大明律》的律学生徒第五，严 格司法程序所有这些环节，均以《大明律》为中心，以官员 为对象，环环相扣，强有力地推动了官员们对《大明 律》的理解与把握，各级官吏逐渐养成了依据《大明 律》行政与执法的意识，《大明律》不仅是定罪量刑的 依据，也是他们政务活动的标准。

太宗六年七月，议 政府启济州牧场事宜：“孳息马匹，依《大明律》•••••• 下等者，每四匹征一匹，牧使判官以时考察”①太宗 十七年十二月，兵曹上沿边州郡应变调兵之法：“沿边 州郡，或有寇贼••••••所在官吏，拘于常例••••••诚为可 虑谨按《大明律》擅调军马条云：......须即调兵策 应……以为恒式”此类事例甚多，不赘举所有这些 迹象都显示，官员们的法律意识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大明律》在官僚群体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在对官员们所进行之《大明律》的普及与教育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后，太宗又将重点转向了民众 太宗十五年五月，刑曹启：“京外愚民，不知律文，陷 于罪辜，可为矜恤今刊《大明分类律》乞于京中五 部、外方各官颁行京中则律学各一人分差，每衙日 五部官吏各率管领里正，或以文字，或以讲论谕众； 外方则各官守令，使申明色与律学生徒，以六衙日聚 会，各里方别监、里正，文字、讲论传传教谕，部令 及守令无时考察，其中令愚民有能通晓者及徒为文具, 不为用心奉行者，京中本曹，外方监司以时考察，仍 加赏罚”为了加速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大明律》，朝鲜人首 先是在法律文本的层面下功夫首先，由于普通民众 的文化水准更低，更难以理解与把握《大明律》的实 质与精髓，朝廷便组织编写了《大明分类律》这类较 为容易理解与检索的律学读物，并将它们刊行，以作 为普及工作文本上的依据。

据现存文献，当时编写的 此类读物，除《大明分类律》夕卜，还有河仑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