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斯克看通俗文化研究的转向.doc

1从费斯克看通俗文化研究的转向[摘要]本文以费斯克的理论为切入点，梳理了通俗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总结出通俗文化研究中的几个明显转向——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从使用—满足研究到受众研究；从文本解读到传播语境解读；从“肯定文化”到“微观政治的进步女化”；从阿尔图塞到葛兰西论文最后还批判了费斯克为代表的通俗文化研究[关键词]费斯克；通俗文化研究；转向约翰·费斯克(John Fisk)是执教美国的著名传播学者，作为文化研究学派的一员，进行了大量通俗文化方面的研究与著述与其他执着于精英文化的学者不同，他自身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大众文化消费者多年来投入地理解通俗文化，使他具有了与部分批判学者不同的分析视角与一些学者居高临下的批评不同，在对待通俗文化的态度上，费斯克在某种意义上站在了“大众”一边，认为通俗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或者至少不能像一般人理解地那么简单与平面正如麦奎尔(D．McQuail)所评价的那样：“在努力为通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费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人之一 ”① 费斯克的通俗文化宣言是以一系列“解读”研究完成的1978 年，他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一起合作完成了《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在 1989 年，又2相继完成了两本姊妹著作《解读通俗》(Reading the Popular)与《理解通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②，特别是后两本著作，集中地阐明了他对通俗文化的一些新思考，构成了他与部分批判学者的对话，作为激进派代表，费斯克的理论代表了通俗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思潮。

如果说以费斯克的理论作为一个路标，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作为前一个路标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大众文化工业的学说到费斯克的《理解通俗文化》，通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转了一个极大的弯在许多方面，就是与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霍格特、威廉斯等人相比，也有着巨大的差别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首先在对研究对象的定义上，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摒弃了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提法，而代之以“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国内学界经常把二者划等号)，这意味着研究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众文化”的提法来自于近代社会学者关于“大众社会”的理论作为社会组成方式的“大众社会”概念出现在一百五十年前，孔德、斯宾塞、杜尔凯姆和藤尼斯、托克维尔等社会科学的先驱者们都对大众社会进行过论述，甚至在哲学家尼采，作家艾略特、乔治·奥威尔等人的笔下也都出现过大众社会的影子③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三大社会趋势的出现，人们的社会关系、物质文化、社会规范，以及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这一切的直接后果造成人们之间产生了心理隔绝，差异性增大，从而使得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逐渐失去效力，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化的社会，正式的控制手段，如合同、民法、司法系统正在增多。

人们成为了原子化的、同质的、散沙一样的群体在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精英们第一次深切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他们既感觉到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希望，同时也充满着对多数暴政的恐惧这一点在托克维尔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④当高雅文化不断地消失甚至被纳入到大众文化体系时，社会精英充满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鄙夷不屑，认为其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对其进行理论定义，以福柯的知识—权力的方式，将其边缘化为“民间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入侵者”，企图在话语权力上剥夺其合法性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立场上有所改变，不再把大众文化视为大众对精英的威胁，而将大众文化看成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之一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仍然对大众文化本身充满着居高临下的轻视，甚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得见到对具体通俗文化作品的分析而对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而言，这些左派学者首先在研究对象的判断上过于简单化 “没有所谓大众文化，只有大众文化的警世悲观理论，顶多昭示了权力集团的产业或意识形态的谕令，但却一点也没能说明人们循着去拒绝或将其转为通俗文化的文化过程”⑤在文化研究学者眼里，通俗文化不再是一个浑沌的整体性存在。

难登大雅之堂的4通俗文化和经典文本放在一起，被学者分析与解读，从浪漫通俗小说一直到麦当娜首先，文化研究学派从系谱上，对通俗文化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无论是早期的社会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格特、威廉斯等，都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出现对于过去“民间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一个灾难而文化研究学者们却对是否存在这么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的民间文化或者纯粹的“人民的文化”只是早期学者们乌托邦理想的一个投射其次，按费斯克的说法，和“大众文化”理论所认为的不同，通俗文化的消费者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他们并不是不加判断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在文化的主体上，费斯克认为，通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PEOPLE)而非大众 “所谓大众就是疏离者的集合，是意识不正确的单向度的人……通俗文化是人民，而非文化工业所创 ”⑥概念的转变，意味着研究者的视角从把受众认为是被动的集群，转向看成主动的个体；从居高临下的不加区别，变成耐心地进入并解读从使用一满足研究到受众研究自拉斯维尔提出线性传播模式开始，传播学的研究一直致力于效果与功能研究，强调如何将传播者的意图或者意义有效地强加于受众。

从 30、40 年代的广播肥皂剧研究起，学者们开始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受传者，认为受传者有使用传播者所发送信息的自由，并且可以不受后者的制约，灵活地使用传播内容满足自己的需要⑦5表面上看来使用—满足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具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学者们显然不愿意止步于使用—满足研究莫利(DAVID MORLEY)通过自己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的电视观众调查中所得的经验，认为经验主义的使用—满足研究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使用—满足高估了信息的开放性，这一理论所提出的使用的多义性并不等于多元性，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众的解读仍然局限于传播者的意义框架之内受众必然会以传播者编码的方式去解码，获得一个社会意义因此，使用—满足研究还没有涉及意识形态等核心的问题第二，它欠缺社会学认知的背景它把个人抽象地置于一个传播线性模式之中，而缺乏在社会语境中进行具体的认识分析⑧因此，文化研究学者们提出，应把受众放到一个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之中加以分析，而不仅仅像刺激—反应理论那样孤立简单地去理解受众的使用在费斯克的眼里，受众是一群狡黠的游击队员费斯克借用了福柯的理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控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权力的运作越来越抽象，在增加控制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零碎、非连续的场域。

这给消费者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他们挑选资本主义所提供给他们的文化资源，在自己复杂的身份归属之中选取最有利的一个，各取所需，或闪躲、或创造，弹指之间把权力集团的费尽心机的控制化为乌有 “正如霍尔所说，定义通俗的方法之一，便是定义对权力集团的对抗 ”⑨消费者的自由体现在：首先，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场域 “强势者建构了许多场所6(PLACE)，以处于他们展现自己的权力，诸如城市而弱势者则在这些场所开创自己的场域(SPACE)并且，他们总因着需要而在这些场所不停地占领、迁移、占领⑩其次，庶民的阅读往往是有选择的，间歇专注的(SPASMODIC)，这使得权力集团结构性地建构意识形态的企图落空受众总是从中挑选能与自己日常生活有关联的部分，其解码方式可能与传播者风马牛不相及第三，受众可以在自己拥有的多种主体身份之间游移费斯克认为，传统的研究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古典理论之上，结果造成一种相对的统一、单一的主体，或意识形态中的主体而新的理论则强调非统一的、矛盾的主体即通俗文化的消费者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立场并非始终如一，具有一种“游牧的主体性”，游移于多种主体立场之间第四，庶民通过“闪躲”与“创造”，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

前者意味着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仪式一样，暂时摆脱社会和规范对身体的控制，追求快感；后者则在与权力集团的对抗中，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产生意义因此， “研究庶民文化不单单研究产生文化商品的那个体系，同时要研究人们使用这些商品的方法和方式；往往后者要比前者更具创造性和多样性 ”⑾这就需要超越传统的文本解读而进入到传播语境的解读从文本解读到传播语境解读最初使用内容分析法的传播学者，使用的主要是文本解读法，通过文本去暴露传播者背后的有意识的企图或是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受众的接受活动是一个压迫7与反抗的战术斗争，单纯以传播者和传播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正如霍尔(HALL)提出的，受众可以以妥协式或反抗式的解读方式来反抗传播者的意图⑿所以，要分析这一过程，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语境和社会脉络中研究早在莫利的“全国电视观众研究”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客厅政治”理论，由于文化活动越来越隐私化(比如家庭影院的出现)，所有的文化冲突均集中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客厅之中，如果不深人到这些场域之中，文化研究必定是不完整的⒀费斯克把通俗文化看成是互为文本(INTERTEXT)地流通于初级文本(原初的文化商品，如麦当娜或一条牛仔裤)、次级文本(与初级文本直接相关者，如广告、杂志文章、评论)和第三级文本(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持续过程中，如会话、穿牛仔裤或居住在公寓中的方式、或在高中舞会上采取麦当娜的肢体运动)之间。

“所有麦当娜的文本——初级、次级或第三级——都是不充分的及不完整的 ”⒁此外，与经典作品不同，通俗文本之所以具有平易性和简单性——这也是文化精英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满足大众的创造 “拒绝 文本的深度和细微的差别，等于把生产这些事的责任移交给了读者……庶民文化中，文本是不完整的，不充足的，除非它们进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之后它们是被不怀敬意地使用的资源，而非被赞赏与崇敬的对象 ”⒂ 因此，费斯克认为：“分析庶民文本需要双重的焦点：一是注重文本的深层结构，二是看看人们如何和体系周旋，如何阅读文本，以及如何从庶民文体中汲取源头活水 ”⒃即使是分析文本， “批判者所关心的因此是文本许可做什么，或被驱使去做什么，而非文本是什么 ”⒄8从“肯定文化”到“微观政治的进步文化”早期的学者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出现之初，对通俗文化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这些传播媒介可以促进社会的教育，使得社会走向进步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通俗文化并没有向着这些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从美国学者杜威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通俗文化从希望到失望的脉络发展⒅就在这些学者悲叹的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者们认为，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闲暇时间的统治，一方面充当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忠实制造者马尔库塞干脆把这种文化命名为“肯定文化”，即“是资产阶级时代按其自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它的根本特征在于认可普遍义务、永恒美好和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更有价值的世界”⒆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厌恶，大部分早期的批判学者们对大众文化执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但与前人的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不同文化研究学者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首先费斯克否定了早期进步主义者对通俗文化进步性的过高估计这些进步主义者认为，只要改变媒介和传播的内容，就可以改变通俗文化，继而改变大众和社会秩序费斯克批评道，事实上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与大众社会观相同的简单看法，在一般情况下，通俗文化并不具备这样的作用9其次，他认为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左派以为大众可以被文本所左右，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低估了庶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费斯克认为，因为大众利用通俗文化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