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docx

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元代尽管短暂 , 却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新安理学繁荣 , 名家辈出 , 著作丰硕 , 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程朱理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篇幅； 大族数量众多 , 获天下“首称”之誉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历史的远因和时代的背景 , 但更离不开由儒士、士绅和儒官共同主导的经由学校、 宗族及其它形式而渗透徽州社会的教化力量作为教化的基础 , 蒙学在元代徽州获得迅速发展 , 形成以私学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 , 出现了塾师的群体化和职业化趋势 , 编纂了数量丰富、水平较高的学术著作与蒙学教材 , 理学思想内容成为蒙学的主导思想与核心内容 , 于理学社会化与民间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教化中心的官学 , 是官方教化的主要实施平台 , 在元代徽州设置地更为系统、完备学校兴修是徽州官学历史沿革中最为重要的教化事件 , 在方志和时人记文中均有着显著的体现作为官学教化的执行者——学官的教化职责主要体现在讲学传道、 举行祭祀释奠礼、 兴修校舍等方面宗族是元代徽州基层社会教化展开的中坚力量 徽州宗族于此时发展较为显著 , 对影响其发展的内部教化因素 , 诸如家教和家学、族谱、祠堂、“展省”礼等非常重视。

对家教和家学的重视 , 不仅有利于推动个体文化素质和教养的提升 , 也是家族渊源流长的文化之泉而修纂族谱、创建祠堂、定时行“展省”礼 , 则更多地被赋予了程朱理学所尤为重视的纲常伦理教化价值与意义 , 时刻唤醒族人尊祖孝亲、收族睦族以及明昭穆、辨尊卑、寓劝戒、彰道德等观念社会教化的最终目的之一在于化民成俗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俗 , 元代徽州的丧葬受理学实践化极强的著作——《家礼》影响很小 , 反而深受佛、道和阴阳学说尤其是后者的渗透 , 表现在溺于祸福、卜时卜地、久丧不葬、铺张浪费等方面 , 是对社会发展极为不利的陋俗之一然而贯穿整个元代 , 儒家、儒官和士绅并未能矫治此陋俗 , 足见移风易俗之难儒士和士绅是元代徽州社会推行教化最重要的主体 元代新安学术蔚然大观 , 而师儒讲学授徒传统则是促成的主要原因此时的学术传承主要有四条途径： “内传”、“外传”、“乡师”和书院传承内传”即徽州籍士人师承朱熹而后代以此为家学并授徒者 , 此种传承在元初已渐式微外传”分由外和向外两种 , 前者指本地士子师从外地学者尤其是朱学的著名传人 , 后者指徽州籍士人在外地的学术传授 ,在元初甚至到中期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乡师”指隐没乡间以授徒教学为职的教师 , 其传承贯穿于宋末和整个元代书院传承则是以书院为依托大规模培养弟子的学术传承方式 , 元末被融内、外传于一身的著名师儒所发扬在元代徽州 , 仕宦与士人的风骨节操有着密切的关联 , “学有所守”而“尚节义”不仕被认为是“江左之俗徽为最美”的有力证据不愿仕宦者并未与世隔绝 , 而是隐居乡间 , 以其气节、道德、学问教化了一大批士子读书治学、修身养德、孝悌慈惠、礼贤教子、姻亲睦族、 敦义尚节、恤邻赈里等碑志铭文所呈现的理学化教化世界 , 是元代徽州儒士、士绅所普遍推崇和践行的教化内容官吏是政府教化主张和思想的推行者 作为元代徽州官吏教化的典范 ,“九贤”的教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秩序、文教和敦俗元中期 , 总管朱霁总领编纂的 《新安后续志》 , 是官吏文教的具体案例 , 体现了拳拳于风俗、学校教化之深意 “劝农文”是官府教化的通俗表达形式 , 其目的固然在于劝勉农事、发展农业 , 而其中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也显而易见总体而言 , 作为元代徽州社会教化主体的儒士 ( 含塾师 ) 、士绅、官吏 ( 含学官 ) 、父老 , 通过学校 ( 蒙学、庙学和书院 ) 、道德示范、讲学授徒、弟子承传、宗族组织与活动、文教建设、劝农敦俗等介质和形式 , 针对不同的客体践行着经理学改造的儒家教化理想和主张 , 完成了理学传承、文化创生、道德实践、宗族建设、社会重塑的历史使命 , 为明清徽州社会的继续发展和“徽学”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