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理财思想.doc

古代理财思想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开展的历史进程中，关于要不要理财，如何理财，有不同的观点和相应的派别但凡儒家，大多从社会道德标准角度出发看待义利关系，主要的观点是讳言财利，以为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马光、方孝孺等但凡法家，大多重视理财如管仲、李悝、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叶适、邱浚、王韬等当然也有儒门之人而主张理财者，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这些观点各异的理财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们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开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所谓“观古知今，古为今用〞，纵观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兴替得失，对我们今天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可收借鉴之效一、理财的必要性理财对于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步与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列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宋代的苏辙曾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南宋叶适更是指出：“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

〞可见理财与否，理财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重视理财并善于理财，就能富国裕民，国盛民兴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海〞等理财措施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开阡陌而赋税平〞，“訾粟而税，上壹而民平〞，从而充实了国家财政，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财力根底西汉的桑弘羊通过统一铸币权、实行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政策，统一了国家财政，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十分沉重和紧迫的财政需要，对完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连不赞许他的司马迁也不得不成认他的财政成绩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唐朝的刘晏在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转运、盐法、税制与常平〞等财政措施，恢复了由安史之乱所摧毁的唐帝国之经济繁荣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耻言财利〞的旧传统，推行了多项财政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贫困状况，使宋朝一度出现中兴景象可见，理财好坏直接关系一国财力的强弱假设理财不善，势必是民不聊生，社会动乱，政权倾覆，国家灭亡秦朝由于赋役征收过急、过重，同时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终仅建朝十五年就被汉朝所取代。

元朝因不屑于财政的筹划,以致于自建元以来,国家财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说“尽究其本末〞,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筹划,也是浅尝辄止,最终偌大江山在财政的崩溃中而灭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政以贿成，财政积贫积弱日渐加深，最终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朝后期，由于统治者理财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败，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见，理财关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财，不可小视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中，有一种理财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即“讳言财利〞思想该思想认为，不用理财，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曾明确地肯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会伦理标准制约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倾向孟轲对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答复就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明代的方孝孺认为“以理财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诛，而周官之所弃者〞其实，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种思想是不对而应加以批判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该思想就站不住脚理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裕民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那么国家的财源从何而来，国家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难道任由统治者挥霍无度而坐视不管吗？国家的兴盛必须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财力的强大那么要求必须重视理财，善于理财，理好财。

否那么，将沦入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财盛国兴，财贫国衰的众多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讳言财利〞思想的局限性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造成了人们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顺的追求财利，不敢理财或不屑理财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财政经济开展的严重阻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理财家对“讳言财利〞思想进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觏否认“贵义而贱利〞的传统观点，指出“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的反传统观点他不仅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还认为“欲〞也应该谈，因为“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南宋的叶适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根本否认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他认为理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善于理财，就不能成为圣君贤臣，从而对"圣贤不为利"的古老命题进行了批判他说：“夫聚天下之人，那么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那么伏而不见，或无节那么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那么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认为不能以聚敛为借口反对理财，讳言财利他认为财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国之常经〞。

如讳言理财而使国用不给，“终不免于横取于民，那么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敛之张本也〞意思是说，以聚敛为名，反对理财，而不做好生财工作，那么当国用缺乏时，必然要横征暴敛所以，讳言财利，其实是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二、理财的涵义关于什么是理财，北宋的王安石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意思是说，理财是政治的唯一内容，是符合正义的行为王安石所谓理财的涵义，除了封建国家财政而外，还意味着组织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协调其分配与流通，其内容是极广泛的明代的邱浚认为理财就是对谷与货的治理谷以资民食，货以资民用，有食有用，那么民安国富〞在他看来，理财实质是人为分疏问题，即管理和控制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邱浚认为理财分理民之财与理国之财他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清代的王韬对理财的认识，与西方资产阶级财政的认识渐趋相同他认为应该开展国营经济事业收入和开展民营工商业，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所谓“兴大利〞这就突破了原来重农抑商或通商概念的理财意识，而具备了资本主义近代财政思想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理财不同于聚敛受讳言财利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从事理财就是言利，就是聚敛。

在这一问题上，南宋的叶适将理财与聚敛加以比拟,在揭示两个概念之间差异的根底上揭示了理财的含义叶适在?财计上?中一开篇就明确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那么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叶适认为,自周衰而秦汉以来,理财的本义已失,人们将理财与聚敛等而视之,“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就是理财于是,在主观上,君王们死抱着空洞的“仁义〞信条不放,对理财“避而弗为〞；在现实中,执掌理财之权的小人们那么竭尽搜刮之能事,巧取豪夺,“务以多取为悦〞,掌控“聚敛之资〞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理财在思想概念上和实际运作上的双重混乱,并一直延续到叶适所处的时代,正所谓“今日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因此,叶适认为,为了弄清楚理财的含义,就必须把理财与聚敛区分开来根据叶适的有关论述来分析,可以看出,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理财与聚敛的相异性:首先,从运作的主体来说,理财的主体不仅有政府官吏,而且还包括君王和天下黎民;而聚敛的主体那么只是政府官吏,即叶适所说的控制财政大权的小人们。

按照叶适的观点,圣君贤臣必善理财,因而圣君贤臣当然是理财的主体但是,圣君贤臣宜理之财,主要的还是“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与天下人息息相关,因而当与天下人共理,正所谓“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所以,上至一国之君,中至政府官吏,下至黎民百姓,都是理财的主体理财主体的多层次性和广泛的社会性由此已显而易见聚敛就大为不同了因为君子怀“仁义之意〞而对聚敛“避而弗为〞,而平民百姓作为聚敛的对象那么不可能成为聚敛的主体因此,聚敛的运作者仅仅只是一些“执理财之权〞的政府官吏可见,理财和聚敛的主体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就动机、目的和效劳对象而言,理财是为天下人效劳的,其目的在于为民理财,与天下人为利换言之,理财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自理之〞,更重要的是开展经济、增殖财富而“为天下理之〞作为君王大臣,只有立足于为民理财,为天下黎民理财,保证百姓的“衣食之具〞,才称得上是“善理财〞的圣君贤臣与理财不同,聚敛那么是“取诸民而供上用〞,是政府官吏“为自利〞而“自理之〞,目的在于满足王公大臣奢侈豪华的生活之所需尽管“取诸民〞有善与不善之分,不善者横征暴敛,善者“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但是,不管善与不善,只要是取诸于民而“供上用〞,就是聚敛而不是理财。

叶适认为如果从道德评价的层面讲,理财才是仁义之道,聚敛却是不义之举可见,照叶适的观点,是理之还是取之,是利民还是自利,是供民用还是供上用,乃是理财与聚敛的又一相异性所在,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区别所在最后,从客观效果和社会作用上看,叶适认为,理财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协调运行,开源节流,调剂多寡,促进流通,浚导壅竭,保证百姓的“衣食之具〞,因而有利于人民安康、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在他看来,“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君假设善于理财以“养民〞,“教民〞以衣食之方,便能够“治民〞安邦叶适也成认,作为一个国家,必然要向百姓收取赋税,但他认为必须立足于为民理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要不是完全出于“自利〞和“供上用〞而取之,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固不以自利,虽百取而无害,而况其尽与之乎?〞可见,理财的社会作用和效果是积极的和重大的而聚敛就大为不同了聚敛是与民争利,顾上而不顾下,巧取豪夺,大肆搜刮,因而必然导致“民之受病,国之受谤〞基于对理财与聚敛区别的分析,叶适对理财概念进行了规定在他看来,所谓理财,就是协调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调节“所入〞和“所出〞,以满足“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

可见,叶适所理解的理财,实际上是指国民经济的管理,既包括了理国之财,也包括了理民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