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财政史研究新的里程碑.doc

明代财政史研究新的里程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与华北电力大学徐英凯教授合作的《明代整理与研究》 ，全 3 巨册，400 万字，分整理篇、统计篇、研究篇、附录 4 大部分，2015 年 11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之一出版此项研究对于明代货币制度史、财政史、明代社会变迁，乃至中国现代社会发生历程的澄清与阐释，皆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凡先已对此有所了解之同仁，无不翘首计日，待其告成今于该项研究推进 10 年之后，终得刊布，实为学术界额首相庆之事该著卷帙浩繁，所涉史事交织，整理数据山积，详细评说，必待时日，兹就其卓然可见之要，分文献价值、方法特色、研究启示三端，略陈管见，以志其祥 一、文献价值 《万历会计录》是明隆庆六年（1572 年）年由户部尚书王国光开始主持编写的明朝财政收支总册，万历六年（1578 年）由时任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加以订正，万历九年（1581 年）修成后再加磨算增订，于万历十年（1582 年）得万历皇帝批准刊行，颁发全国，作为相关部门管理财政收支的依据全书 43 卷，约百万字，卷 1 为户部所掌全国赋税收入、支出旧额、见额；卷 2 至卷 16 为十三布政使司与南北两直隶田赋；卷 17 至卷 29 为辽东等十三军镇饷额；卷 30 为内府诸库、监、局、司供应；卷 31 为光禄寺供应；卷 32 为宗藩禄粮；卷 33 为户部职官设置；卷 34 为文武官俸禄；卷 35 漕运；卷 36 仓场；卷 37 营卫官军俸粮；卷 38屯田；卷 39 盐法；卷 40 茶法；卷 41 钱法；卷 42 钞关船料商税；卷 43 杂课；各卷皆附相关沿革事例。

其中惟卷6“山东布政司田赋”阙如，其余完整各部分主要分类收录户部综合《大明会典》 、历朝条例、户部档案册籍、各省直续报文册，乃至官员家藏文献，详加考核而后形成的大约 4.5 万个财政收支数据，其中主要为万历六年数据，其次为相关沿革事例及户部职官设置与分工 中国在汉、唐、宋时代就已出现政府编制的财政收支簿册，但皆散佚不存清朝未编制体现全国财政一体状况的“会计录” 顺治年间开始不断编纂的《赋役全书》是由朝廷统一布置而由各地方衙门分别编制的地方赋役册籍，光绪年间出现的几种会计录、会计表则皆是私人所为，篇幅甚小所以， 《万历会计录》实为现存中国帝制时代官修最具系统性的全国财政数据册籍这样一部册籍，提供了帝制时代特定时间横断面的系统财政数据，呈现明万历年间中央财政管理的基本概念与规制，也透露出明初至万历初年相关政策演变的轨迹，无疑具有多重文献价值如欲完成系统可靠的明代财政史，或欲澄清万历前期财政数据，此书皆不可不用 然而，明代财政史研究虽经长期积累，重要成果繁多，但迄于此书出版之前，并无系统运用《万历会计录》而作的精深研究问世以“财政史”冠名者多于明代财政部分叙述笼统；研究赋税、财政专门问题者则多聚焦于某一具体线索而难见全局。

即使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广泛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也仅在《万历会计录》中撷取几个数据而不及其余其中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惮于文献浩繁其次因为财政数据分析，必须精准记录、排比，方能分析其中关节、透视全局，而大量数据处理非积长年累月之功不见成效，故人多选择规避此外， 《万历会计录》仅有明万历刊本，在近年《续修四库全书》将之影印收入之前，取用不易种种艰难，使得《万历会计录》这样一部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核心文献，竟然运用不多如今， 《明代整理与研究》出版， 《万历会计录》全书内容、数据尽在其中，而且通过历史学家与数学家合作，重建了散失不见的山东布政使司数据，绪论提供该文献编纂原委、文献价值说明，研究篇析出各省、直、边镇田赋货币化程度数据，而且将全部数据核对后做表格化处理明代财政史研究至此登上一个新的文献系统平台 二、方法特色 　　《明代整理与研究》合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一体，发凡起例，颇有新意今人整理古籍，主流方法是校勘、标点，欲略加研究之意于其中，则加考证性注释此类工作，看去简单，其实非有扎实功力者不能成其功时或见有不精之作，还需索取旧本查核，以定取舍且时下大量古籍影印出版，研究者于明清书籍类文献，多可使用旧本，好在直取原貌，免为加工所误。

《万历会计录》为原始文献，底本外并无他本，无诸本校勘必要，若取其他文献对勘，更易失离原貌，而该文献使用者主要为专业研究人员，标点也非亟需况且原本影印出版，查找亦已不难此种情况下，著者将全书文字内容保留而将全部数据转换为阿拉伯数字书写的表格，研究者可将此书与旧刊本参酌使用，最得津梁之便 计量史学在中国早有尝试，成绩也称可观然而明代财政虽为最适合计量研究领域，仅梁方仲先生《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重大成果，且限于户口、田地、田赋范围，于明代政府各门类财政收支数据的系统量化，尚未实现此书经整理形成统计表 555 个，附图 28 个，研究篇另外提供大量折算数据，处理数据凡 20 万条有余，分类覆盖万历初期财政收支状况及管理体制信息，终于形成明万历前期财政的系统量化数据库其中以现代数学方法重建缺失的明山东布政使司财政数据，计量之复杂，尤非一般排比统计可比明代财政研究由是而得巨大便利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史的计量研究得以推进，也是显而易见之事 以白银货币化为线索，将明代中国财政研究置于当时世界?v 史演变大势之中考察，是该书另一特色中国帝制时代货币，多数时期以铜钱为主，间用布帛、纸钞，白银在宋、金时期颇为流通，但并未达到稳定主导货币程度。

明代初用铜钱，不久强力推行纸钞，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纸钞旋即废坏，民间率多用银，虽经政府遏制，其势不止，政府只得适应市场、民心，逐渐接受白银交易随后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为辅币，纸钞只作赏赐之用此过程发生原因，本由明代中国内生，适逢域外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批量进入中国，推动中国货币流通根本转化，形成称量白银主币体制，促使明朝财政体系由实物中心转向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并使得中国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所用货币融合无间，带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转变基于白银主导货币体制连动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与中国空前幅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意义， 《明代整理与研究》突出了白银货币化的线索，尤其是在研究篇计算了大量财政收支中的货币化数字、比率这不仅提供了以统一尺度衡量原本以多种收支形态记载的财政数据的新数据系统，而且更真切地将明代货币与国家财政体制转变安置于世界大变迁的景深之中，揭示出明代中国变迁与世界范围历史变革间的共振关系 　　三、研究启示 前揭之外， 《明代整理与研究》提出诸多明确的学术主张，涉及明代财政史及更大范 围历史问题的认识，值得学术界特别关注 首先，关于《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此书在比前人更为详明地梳理《万历会计录》编纂背景、过程、参与者情况、基本内容基础上，就《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明确看法。

认为该文献“是明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 ；“容纳了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的轨迹，包括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态，也涵盖了明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反映了明朝兴衰的症结” ；据此文献可知“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部分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 ；可资以“探讨 16 世纪明代财政收支总量、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 这些看法，不仅精当概括了《万历会计录》的基本性质，并且揭示出该文献在狭义财政史以及更大范围领域的研究价值学界研究财政问题者，多将财政视为经济史中一个门类，所见易为经济视野所拘泥实际上无论古今，财政运行皆横亘于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公共权力行使与维系的枢机，由中不仅可以查见政府收支情况，而且可以据以分析政治理念、状况与运行特征，分析社会推演之脉动在对万历时期财政运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中国社会转型迹象进行分析，正是此书超出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间惟有一点可以再加推敲该书认为， 《万历会计录》是“会计总册”而不是“预算书” 理由在于，与近代国家预算相比， 《万历会计录》以编造年份的实际财政收入为基础，而近代国家预算以预算年份的估计收入为基础，前者关注现在，后者关注未来。

就《万历会计录》编制基础及内容而言的确如此，只是中国帝制时期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流观念，而赋税收入主要依据人口、土地，这些数字变动迟缓，因而财政收入尽量保持“额征” 万历初年土地作为税收标的之地位上升，使岁入额数更形稳定――至于晚明加征税收，是战争状态下的举措，与承平时代不同在此意义上， 《万历会计录》实际上构成未来年度乃至未来若干年内财政收支的标准，虽然不是精密预算书，却也并非完全不具预算功能因此明朝才会将《万历会计录》印刷颁行直省、边镇，要求“一体遵守” 若只是过往收支账册，各地如何“遵守”？“预算”之发生，不是突兀之事，也非仅有一种类型、途径 第二，关于白银货币化及货币与实物两元财政体制万明先生近年已发表多篇论文，阐释白银在明代基于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地逐步演变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此一重要观点在《明代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得到系统贯彻以往明代财政研究者，关注赋税关系多，关注政府财政收支总体状况少而关注赋税者，皆能看到赋税由力役、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演变，却大多于赋税所征的货币本身之形态缺乏深入考察，或者仅将赋税中的货币作为一般货币而忽略其白银特质此书切实将赋税暨财政体制中的白银货币之特殊性作为考察的基本着眼点，将白银货币化过程与对赋税折银、以银计税、商品经济发展、国家转型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

万明指出，白银货币化推动社会从马克思所?f 的人类历史三大形态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的终结在这种深刻的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明代人形成了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的理念――这是中国帝制时代财政理念的一项重要发展，进而衍生出财政管理中统一会计账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财政体制，是货币与实物并用的两元体制，其方向是从实物财政转向货币财政这从货币、财政的角度，大大开阔了探索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形态转变机制、历程等重大问题的视野 笔者在 1984 年完成的以晚明财政危机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及稍后刊发的论文中，曾着眼于财政流转主导价值标的为白银而将晚明财政体制概括为货币财政体制此种概括，轻视了当时依然存在的大量实物收支情况此书中所说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及过渡状态说，无疑是一种更为周延的表述 第三，关于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 张居正改革历来为明史研究者重视，多以整顿吏治、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强化边疆防御等为中心，然而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旧说难以深化，而新见每流于牵强此书则指出，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重点推行的政令， 《清丈条例》和《万历会计录》方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两种核心文献。

其目标是针对前此一百多年间实物折银、征银曲折历程造成的原有财政结构混乱与财政状况异常局面进行财政体制重组清丈为赋税统一征银和国家财政运行进入白银货币主体形态奠定了基础， 《万历会计录》落实了白银货币为主体的统一财政会计体系，中国历史上的货币财政由此正式开端，并对明末及清代财政形成深远影响这场改革及其带来的财政转型，有别于历代改革的赋役合一与统一征银， “是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与晚明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 ；“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的管理体制”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的转型” 任何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历程研究者，面对这些在对《万历会计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论断，都不能不感受到震撼其中，关于张居正改革重心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看法，关于《清丈条例》与《万历会计录》为张居正改革核心文献的主张，关于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而非“人亡政息”的见解，关于张居正改革与世界性历史变迁关联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