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萧红小说的时空形式.doc

简论萧红小说的时空形式刘媛媛 内容提要：萧红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它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形象小说时常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时间断裂，一个场景与一个场景往往形成并置的状态时空的特殊处理形成了萧红小说形式上的散化特色闲散的结构、稚拙的叙述构成了独特的“萧红体”，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关键词：时空散文化 萧红体 杨义称萧红的小说是“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1] (P. 570)萧红作品的魅力不仅仅来自内容，也得益于其独特的叙述形式而她的小说恰恰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模式，闲散的结构、稚拙的叙述都构成了独特的“萧红体”，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莱辛在《拉奥孔》中曾说：“时间上的先后承继属于诗人的领域”，“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2] (P. 46)恰巧，萧红可以说是集诗人与画家于一体，甚或她更偏重于画家萧红小说结构的散漫、零碎化、片断化是和其小说中特殊的时空处理相联系的萧红小说中的散点透视终止了时间的延续性，把一幅幅散漫独立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空间结构摒弃了时间结构，从而形成了小说结构的散化 一、时空与作品结构、主题 时间与空间是构成一部小说的主要因素，而决定了小说结构最根本的依据只能是时间和空间。

巴赫金在《时间的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中指出：研究长篇小说的时空关系在于它们的情节意义，造型意义——小说的全部抽象因素；哲学和社会概括、思想、因果分析等，趋向时空关系并获得丰满血肉，获得艺术形象性[3] (P. 275)传统小说往往是情节结构模式占统治地位，时间大都沿“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空间变化随人物位移、情节推进而更进，呈顺序性时空结构特点这类小说线索分明，人物鲜明，故事性强，容易吸引读者阅读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缺乏时间的间断性，且利用因果必然律取舍材料，常常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传统情节小说的局限性与传统的时空观以及时空处理是密切相关的 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的译介使得近现代作家对传统章回小说进行了突破，时空艺术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变化1903年，周桂笙在《毒蛇圈·译者语》中指出，西方小说与中国小说时空结构不同与此同时，一批小说家开始探索新的时空建构方式，如徐卓禾《入场券》、《卖路钱》(1907)、吴趼人《平步青云》、《查功课》(1907)他们改变传统直线型静态叙述模式以事件推移为主，以“时间一致”为原则，改变情节发展的自然流程而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则采用了全新的时空结构，突破了传统情节小说的框架，淡化情节，以“狂人”心态来安排时空。

萧红在谈到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时就认为：“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像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4] (P. 2)萧红的小说则是在其导师的引导下走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萧红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结构，也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胡风就曾批评《生死场》：“对于题材的组织力度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5] (P. 147)萧红的小说基本上不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形象，小说的情节主要由叙述者所感受的一些零散的生活片段组合，时常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时间断裂，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多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出现，每一个场景都可以独立成篇，形成并置的状态，这与萧红对于时空的独特处理是密切相关的 二、个体时间与生存的状态 传统艺术认为，小说是时间的艺术，传统小说多是依照线性时间的发展来组织故事情节，而萧红则常会忽略叙事时间的连续性，终止具体时间的流动，造成时间的中断与碎片化葛浩文认为：“由于萧红的作品没有时间性，所以她的作品也就产生了‘持久力’和‘亲切感’[6] (P. 184) 《生死场》叙事时间跨度在十年以上，作者却只写了大约一年半的六个季节的更替，这里似乎有着一个连续的时间线索，但实际上这里的六个季节完全是不相关的，它们依附于具体的场景方式独立存在。

《呼兰河传》表现得更为明显，小说的第一章完全是概述，各章节之间完全不存在时间的连续性，时间在这里已不存在组织文章结构的功能而变成一个个碎片时间的碎片化又是与瞬间的强化相关联的，作者将一个个瞬间拉长凸显，让时间以碎片的方式呈现在时间长河的瞬间里，人物的生死苦痛得以放大，令人触目惊心《生死场》十年更替，作者以一年半的时间来表现，而这一年半中又分为几个时令，作者在时间刻度上通过截取一个又一个瞬间进行放大，用放大镜来张显瞬间的意义 这种时间的断裂造成了小说结构的不连贯性，“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5] (P. 147)人们常认为《生死场》的中心是人民的抗日，但以传统思维却不能理解为何后七章与前十章造成了明显的情节上的断裂其实，小说后七章的抗日情节只不过是萧红时间刻度上一个被截取放大的图像，它与前面各章应是并列的，只不过从内容上讲它是人生苦痛的一个应激状态，战争将人生的苦难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人的愚昧与挣扎也达到了顶峰用抗日的主题来套《生死场》是偏颇的，萧红更注重的是人的生存状态萧红关注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普泛性的愚昧而苦痛的生活，这里有女人的生殖痛苦；有小团圆媳妇被受折磨却无力发声的无奈；有冯二成子追求爱情而不得，不得不回到自己孤独而丧失意识的生活中去的悲凉……等等。

萧红的作品回忆色彩浓郁，萧红许多篇小说都是以童年视角进行叙述的，回忆对于萧红来说，首先是小说叙事技巧和形式，同时也与萧红对时间的感受有关回忆的形式也给故事带来了时间的模糊与空间清晰的特点这些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但具体的时间却是模糊不清的霍布斯认为：“(回忆)是找出一个固定而局限的时间和地点来寻找，然后他的思想便从这儿起，循着上面那些时间和地点追寻，以便找出动作或其他情况可能使他丢掉了这件东西[7] (P. 15)回忆是一个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双维度进行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心有一个时间差的存在，即“固定而局限”的时间和被追寻的时间的时间差萧红这里分别是小说文本的叙事时间和小说文本的故事发生时间《呼兰河传》现时和往事之间的鸿沟，模糊了往事的轮廓，剩下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断片，对这些断片的审视，由于距离的生成，时间的淡化，从而超越了利害感，保持着对人和事的静观 同时，徐岱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故事中的时间如果在向度上属于‘过去’，便常会赋予文本一种感伤色彩[8] 怀旧是用过去某一瞬间来取代现实，对现实的一种挪移不过在萧红那里“旧”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怀旧范畴所能描述的萧红那里过去性时间具有一种穿透性，这种过去其实也代表了一种现实。

同时这种时间也具有一种想象性，是作者对下层历史经验的想象如《牛车上》，“我”在朦胧之中听五云嫂讲述她丈夫的故事，这里折射出的是兵年、荒年人的苦痛；《家族以外的人》，以“我”的眼写出了有二伯的辛酸苦辣，回忆所造成的时间距离，不仅仅沟通了叙述者与作者，也沟通了萧红与下层民众的体验因而可以说这种回忆中既往的时间具有想象性、虚拟性的特点萧红不仅在回忆，也在想象，以寻找一种反映下层民众生命体验的方式，以童年回忆进入叙事，这种方式中作者不是高于人物的，而是平等的，甚至是低于故事中的人物的这种方式与当时主流所持有的高高在上的启蒙与拯救的姿态是完全不一样萧红认为：“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至高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4] (P. 4)回忆性时间所造成的萧红的观照姿态也正是萧红作品的意义所在 同时，萧红小说中的时间并不具有明确的指示性，萧红作品中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普泛化的时间，年年如是萧红的时间是不具体的，“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口了”，“每当我到祖母屋去……”，“一到了冬天，冯歪嘴子差不多天天出去卖一锅黏糕的。

这些叙事中，具体的时间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假定性的时间，时间对事件的发生无关紧要，人物周而复始得重复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呼兰河城的人们年年保持着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亘古不变，呼兰河城的不幸又在遗忘中发生，发生后又遗忘人们在千百年的传统的思维习惯地支配下生活着萧红笔下的人生是循环的：“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地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生死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东边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呼兰河传》)循环的时间里有着宿命的暗示，也暗示着人类的愚昧时间的循环固化了人生的艰辛，人便在这种永远无法改变的循环中在命运的旋涡中挣扎，这便是萧红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认识与思考，同时这种时间的处理也造成了人的生存状态的普遍性，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而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存方式，只要你生活在这一空间中，你便会依循这样的方式生存下去，永远无法改变循环的时间里，时间的流逝无法带来事物的发展，一切都是固定的，静态的时间存在变得没有意义，它根本无力推动叙事的发展 萧红作品中的社会性时间基本是缺席的。

以往评论者总要将萧红与抗日文学、左翼文学相联系，每每在赞叹之余又批评其作品的消极性，不能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反映抗日的时代主流其实，萧红作品与民族主义的叙述不同，作者摒弃了被强权化的民族大时间，淡化作品的时代性，以自然化的时间为背景，突显了个人的时间 历史化的大叙事通常都是线性历史，李科尔认为，历史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但由于线性历史本身的困境，杜赞奇提出了“复线历史”这一概念，指出了线性历史所不能涵盖的复线历史下的各种事件与状态萧红她对时间的理解便与当时大多数人的理解有偏差，她写的不是全民族共有的时间，而是一种寂寞的个体时间，这里的“个体”不仅仅是萧红自身，而且是另一种视野下的大众 萧红的作品很少有直接描写抗日的，为此她也常常受到诟病萧红很少正面描写，她对抗日的描写都是从侧面：如《北中国》，作者没有写耿家大少爷是如何离家出走参加抗日，而是写了耿大先生在儿子出走后对儿子的想念、生病以及最后被炭烟熏死；《旷野的呼唤》没有正面描写出陈公公的儿子如何弄翻了日本人的火车，而是写陈公公在儿子失踪后担心焦虑以及儿子被抓后急于救儿子的迫切，以及他在旷野上的奔走与呼喊；《朦胧的期待》写的是李妈在金立上前线前的焦躁与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孩子的演讲》写的是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王根在欢迎演讲时的心理与演讲失败后的害怕……萧红关注的不是抗日的英雄主义，而是普通人的真实情感。

萧红当年曾极力反对萧军参加抗日义勇军，她认为以萧军的年龄以及他的写作才能实在不值得去战场牺牲自己[9] (P. 8)到了《呼兰河传》，这更是一个缺乏历史时间的文本，评论者们因为无法再从中找到符合他们的宏大叙事，而将其斥为萧红创作的重大退步茅盾也不得不说：“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枷锁，在呼兰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0] (P. 705)在呼兰河城里，人们所遵循的时间秩序完全是源于季节与生命的兴衰更替 恰如萧红所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1] (P. 343)这或许正是萧红超越那个时代的表现 三、空间结构与人生隐喻 从小说结构的发展来看，一般认为，传统小说偏重时间的连续，现代小说开始更加关注空间的跨越早期的叙事文学往往偏重时间的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