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的社会效用——关于《超限战》及其现象.doc

1战略思想的社会效用——关于《超限战》 及其现象乔良、王湘穗著《超限战》一书于去年夏天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2000 年 1 月 12 日，某读书俱乐部举行的“99 年度十大好书新闻发布会”透露了一条消息：《超限战》“由读者提名高居第三位，而在专家表决人围的投票中则受到了普遍的抵制，被第一个从初选名单中划去”，普通读者和专家对此书“各执一辞” 《社科新书目·阅读导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乔良大校，乔良在答记者问时向专家提出了挑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包括某些专家在内，能把这本书仔细读完，读透之后，指出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笔者不敢以专家自居，却是“仔细读完”了《超限战》的一名读者，当然远远谈不上“读透”，但还是想斗胆指出《超限战》的一些毛病，因为这关系到学界与舆论的导向 一． “超限战”有无效用? 正如乔良所说， 《超限战》“头半部分主要是分析了美军的现状，从它的武器装备到它的军事思想，以及它的不足和弱点”，后半部分则是作者自己观点的阐述，作者引进了大量的新术语、新概念，简直可以说是对读者进行了一场“饱和轰炸”许多术语、概念是作者自造的，但自造概念并不能与独到见解划等号。

许多新术语不过是一种新包装，是对[日概念换一种表述方式 《超限战》真正要表达的见解，作者自己在书中写道：“就表现在一个‘超’字上，超限组合战，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笔者以为，书中涉及方法的“超”有“跨”的意思，涉及思路的“超”则是“突破”的意思，严格地说，全书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超”，而不是一个“超” 超手段组合 “超国家、超领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超手段组合’问题在一个空前复2杂化了的世界上，手段的样式和适用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再好的单一手段也不会比多种手段的并用更有优势俄罗斯黑手党为攫取财富，把暗杀、绑票和使用黑客攻击银行电子系统等手段组合在一起；一些恐怖组织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弹、劫持人质和网络袭击等手段组合在一起；……这些手段大都不具有军事性质(虽然时常会带有暴力倾向)，但其组合使用的方式，却对我们在战争中如何有效的使用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不无启发 ”超限战“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 3 意味着横豆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这其实还不能算是独到见解，提出“斯瓦茨科普夫十索罗斯十小莫里斯十本·拉丹”的超限战的‘‘梦幻组合”也只是描述性的学院派军事学，而不是克敌制胜的军事思想把自己的力量均衡地使用在“梦幻组合”的每一个领域，对于弱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便宜好占斯瓦茨科普夫的空地一体战，索罗斯风险基金的金融实力，小莫里斯的网上黑客战，都是美国占尽优势的领域，在这些方面与美国硬碰硬，显然不是明智之举通过保持经济落后状态来寻求国家安全上的某种免疫力，如以拒绝资本自由流动来对抗索罗斯，以封闭互联网来对抗小莫里斯，则意味着把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之上，最终势必牺牲经济发展而削弱综合国力以往提出的各种军事思想，不论是海权论、空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都要求在各种军事力量之间有所侧重，形成一种最佳力量组合超限战也不例外，它要求“在需要并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线上选择最恰当的手段(包括极端手段)”，尽管《超限战》作者辩解说“不是指时时处处都非采用极端手段不可”，但他们的兴奋点显然是本·拉丹而不是斯瓦茨科普夫 一种军事战略、军事思想是否能够付诸实施3并且行之有效，一方面受到技术上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政治、伦理上的制约超限战若以新老恐怖分子为师，则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以举国之力来实施本·拉丹、麻原彰晃和俄国黑手党的极端手段，生化制剂和微型原子弹等都应当不在话下；关键在于政治、伦理上的约束，这就是《超限战》的第二个“超”字所要解决的问题。

超伦理规则 《超限战》写道：“在今天，衡量一种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属性和它是否合乎某种伦理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个原则，即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原则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虽不能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但却必须以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这就是说，超手段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隐含的伦理标准或原则规范而这远比把一些手段与另一些手段组合在一起，更困难也更复杂只有完成了对既有观念的超越，才能使我们摆脱禁忌，进人手段选择的自由—超限之境 ”“……在一个旧的秩序行将消解的时代，占先机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规则或是最早适应这一趋势的人显然，在这方面新恐怖主义份子已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头 ”“这对于许多职业军人来说，几乎是穷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说穿了却又很简单，办法是：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答案很清楚，即职业军人应当打破传统军人的伦理束缚，像恐怖主义份子那样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地思考和行动 不对称战法的有限性与相互性 乔良说，美国的某些基金会经研究后认为，超限战是倡导用“不对称的战法对付美国，而且是美国很难招架的”。

为文明国家军队所无而恐怖主义组织独有，并由此形成不对称态势和不对称战法4的，就是后者的“野蛮优势”恐怖主义组织最犀利的武器是自杀和杀害无辜除了日本皇军曾使用过“肉弹”外，现代国家的正规军队不可能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人体炸弹；也不可能使用绑票、劫机的手段来达到战术或战略目的除了在 30 年代初中共特科曾用红色恐怖来对付自身的叛徒外，中共军队在国内战争期间基本上没有运用过暗杀一类的极端手段让没有这样一种传统的军队去步履恐怖主义组织的行迹，确实需要“跨过”“一条鸿沟” 事实上，恐怖主义手段这种“不对称的战法”比较适用于国内战争和非国家组织，而不适用于国际间的战争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拥有强大实力的一方找不到报复的对象，但在国与国兵戎相见时， “不对称的战法”就往往难以奏效二战期间，由于德国占领军实行残酷的报复政策，西欧国家中的城市游击战收效甚微；中共的农村根据地主要是在抗战前期趁日军主力用于正面战场、后方空虚时开辟的，后期除反扫荡外很少主动出击日军，这不能不说是受到日寇“三光政策”的威慑 田忌赛马只能在一次性博弈中奏效，而不能真正改变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除非你抢占先机后能够把对手一拳击倒，马上结束比赛，否则，后出手的一方也会用他的看家本领来回击你。

为了争取先机和利用不对称优势而促使战争向野蛮化的方向倒退，既不利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也尤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毕竟中国还正式宣布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和俄国却没有作过这种承诺事实上，美国在 50 年代、俄国在 60年代都认真考虑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中国的核弹头比美俄两家还差着不止一个数量级，也没有能力装备 TMD 和 NMD，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弱胜强，以小搏大需要的是真正的战略思考，而不是在战略思维的名义下求助于精神胜利 二． 《超5限战》是否被误读? 乔良说，没想到《超限战》出版后“居然能产生这么大的误读，不喜欢它的人是误读，喜欢它的人也在误读，使一些人把与我们完全相左的观点扣在我们头上比如，说我们主张恐怖主义，我实在不知道哪一章、哪一节能读出这一点来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有些人断章取义书中有一句话‘在这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分子是各国政府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拿出来显然是说我们主张恐怖主义的最有力佐证可就在这句话之前的两句，如果连起来理解，我们的观点就显现无疑，断无得出主张恐怖战的可能 ”细读全书，如上节所引用的，令人侧目的话已不止一句两句但是作者本人的声明还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只要乔良自己不承认是在主张恐怖主义，别人就不要随意给他扣这顶帽子。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紧接着他便对记者说， “诸如恐怖战等”， “就是这样一些手段，也不是不能使如果布莱尔可以使，美国可以使，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使?”这样一来，他又自己推翻了前面所作的否认由此可见，是《超限战》的作者自己在闪烁其辞，以求左右逢源，而不能说是读者们统统误读了该书 乔良引用英国《泰晤士报》有关布莱尔首相的一条消息，以此证明布莱尔也主张恐怖主义问题在于，布莱尔本人承认了这一报道吗?乔良可能会说，布莱尔不承认不等于他就没有这样做，他们是做了不说 “我们就是要说，而说了侩侩是为了不做说了，就震慑了对方，吓阻了对方，也许就不用去做了，如果不说，就不得不去做……这是一种典型的理论威慑 ”在乔良看来，如果以“说了不做”的方式鼓吹恐怖主义，不仅不会抹黑国家的颜面，而且可以收到“理论威镊”的奇效这纯属痴人说梦如果对方肪明知你是“说不做”，也就失去了威慑的效果；如果要保持威慑的6作用，你的言词就必须伴随以行动的准备，而且，恐吓本身就构成一种准战争行为，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分歧所在：国家利益至上 不喜欢《超限战》的专家学者是不是误解了书中的真意，是不是由于误读而对其不依不饶，他们和(超限战》的作者究竟有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乔良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他对记者说，我们也不讳言，我们提出了一个战争的伦理问题：究竟是伦理至上还是利益至上?没有一样伦理和道德，可以使一个国家有理由因此而满足于失败和灭亡它与人不同人的立身之本，要讲究伦理和道德，但一个国家，却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可能不如主张道德立国的人更君子、更高尚，但我们认为自己更实际、更从国家的实处着眼 国家是为国民谋福利的一种工具，但并非每一个具体国家或者政府的利益都天然地与大多数国民的利益相一致如果政府实行违背国民利益的政策，个人、团体、政党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福祉和前途与它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 ll 国宣战时，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公然抗命，将廷谕视为“矫诏”，私自与列强议约搞所谓“东南互保”孙中山、杨衢云等八名兴中会骨干则联名致书港督卜力请求援助陈独秀在 1914 年曾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胡适也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

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设想日本在 1945 年没有无条件投降，战争又延续十年后打成平手，日本绝无可能在 70 年代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宝座，更不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今7天的日本人恐怕也不会欢迎这样一种“光荣”的战争结局任何一种严肃的伦理学，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自由主义伦理学，都不会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不受伦理学约束的军事思想，几近于没心没肺没头脑的爪牙思想乔良认为自己比批评他的专家学者们“更实际”，其实，不考虑战争应不应打、能不能打而一味沉浸在战法的“梦幻组合”中的人，才是赵括、马谗式的军事家，而不是真正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三．军事思想的界限 军事思想有没有界限?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任何军事思想要都要有灵魂、受伦理道德和政治约束，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有界限的；任何开创性军事思想都要思路广阔，高瞻远瞩，不自设藩篱，从研究领域和范围上说是不应当有界限的丁东在批评《超限战》时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打，而是打不打仗的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和平的环境，没有人要打我们，所以要保持和平的环境与先进的东西接轨，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东西而在《超限战》作者看来，似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敌国也已经确定无疑，这就把军事研究自我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不战而胜是最高境界 打还是不打?能胜不能胜?如何取胜?这是军事家必须考虑的三个方面从孙武以来的兵家，都把不战而胜视为最高境界通过谋略和外交(包括政府外交、民间外交和军方外交)化敌为友，也是一种不战而胜，而且比通过整军备战和实力威慑更值得称道如果反其道而行，把可能的盟友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