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仁道夫社会冲突理论述评.pdf

52达仁道夫社会冲突理论述评 康俊英 摘 要：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着力从社会压制角度研究本世纪工业社会的冲突现象，不圄于功能理论的旧域，力求反映时代的变化， 把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 指出社会结构的重叠程度、 经济财产、 声望与权威的分配之间分散与重叠程度以及社会流动程度、社会经济的剥夺状况、冲突的调节机制对冲突强烈程度的影响以及协商和解、调停和仲裁对冲突激烈程度的控制 全面系统地梳理达仁道夫的冲突理论，对于分析考察现阶段我国社会的矛盾、冲突现象，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达仁道夫；社会冲突理论；冲突的调节；启示 拉尔夫·达仁道夫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视冲突为一切社会结合体在权威地位分化所产生的固有现象和权威结构内部两股对立力量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抗衡过程，并纳入社会结构中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其冲突理论，打破了西方社会学术界墨守平衡模式的窒息气氛，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对于我们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达仁道夫社会冲突理论提出的背景 冲突的观点远在早期的社会思想和哲学中已见端倪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冲击和震撼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美国国内社会冲突加剧。

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就是基于社会现实和理论研究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一）达仁道夫的生平及主要著作 当代西欧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英籍德裔学者拉尔夫·达仁道夫，1929 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先后获得过德国汉堡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马克思面面观》 ，表明了他在青年时代对马克思理论的兴趣 拉尔夫·达仁道夫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冲突，他的社会学著作颇多 其中最主要的有： 《展望马克思》 （1953 年） ，《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 （1957） ， 《欧洲革命之观察》（1990 年） ， 《现代社会冲突》 （1991 年）等被称为“经典之作”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 ，主要从理论上剖析了马克思的阶级论以及其他许多以阶级为主题的论著，并参照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整合模式”形成了他的宏观社会冲突理论 《现代社会冲突》就是以此姐妹篇为基础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冲突论代表作 （二）达仁道夫社会冲突理论的渊源 19 世纪德国伟大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对冲突理论所做的理论铺垫和体系结构的拓展工作，对达仁道夫冲突思想的形成影响极为深刻 马克思从经济角度研究社会，其冲突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阶级结构的基础是个人财产。

社会冲突兴起的原因在于经济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阶级冲突将导致暴力革命从而引起社会变迁；韦伯认为，社会冲突起源于三个条件，即权力、财富和声望的高度相关性，报酬的分配和低水平的社会流动率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社会冲突权威结构内的权威依社会行动类型的不同划分为三类，即传统权威、个人魅力权威和法理权威；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则致力于“基本社会过程形式”的研究 达仁道夫通过对马克思、韦伯、齐美尔冲突思想的分析、比较，他认为，韦伯虽然与马克思一样，重视经济因素在冲突中的作用，但侧重点不同；重视领袖人物在冲突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作用力的分析存在分歧；都承认社会冲突导致社会变迁，但变迁的结果不同除此，韦伯的社会分层方法没有深入地揭示描述客观分层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的真实逻辑关系，也没有真正概括出具有规则、定理意义的阶级阶层意识和集体行为形成过程，其社会力量模型以及利益与要求相协调的精英模型也太过简单而齐美尔虽然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但齐美尔更加注重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尤其是比较缓和的冲突 达仁道夫的冲突理论就是在辩证取舍的基础上，使用了马克思冲突思想中的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等词句，重点吸收和发展了韦伯关于“权威、财富和声望”、“社会流动”以及齐美尔关于社会冲突强度的条件等观点，形成了他自己的冲突理论。

二、以权威为基础的社会冲突理论 关于“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达仁道夫用“争夺、竞争、争斗、紧张以及社会力量之间明显的冲撞”[1]（p135）来表示冲突他认为“冲突可能包括从内战到议会辩论的连续现象，或从罢工、停工到集体协商的连续性”[2]（p64）显然，达仁道夫所理解的冲突在范围上比较宽泛，它包括从差异到战争这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社会秩序的非和谐状态；其次，达仁道夫认为冲突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各种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破坏基金项目：内蒙古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达仁道夫社会冲突理论对构建内蒙古地区和谐婚姻家庭的启示（2008Yb004） 作者简介： 康俊英（1963-） ，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教授 53社会发展的基础，导致社会变迁；最后，达仁道夫以利益和运用“权力决定论”来研究社会冲突，其宗旨在于从社会结构要素中推导出未经解释的历史世界，来克服人们以前对这些事件的任意定性 总之，作为新冲突学派代表的达仁道夫，在批判结构功能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冲突思想为基础，引用韦伯社会科层组织中的权威（authority）与权力（power）的概念，用“权威关系”来取代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并以此来诠释社会阶层结构。

重点探讨了社会结构的重叠程度、经济财产、声望与权威的分配之间分散与重叠程度、社会流动程度和社会冲突的关系，强调了冲突调节的结构性因素他认为 “冲突是任何社会结合体由于权威地位的分化而产生的固有现象，是权威结构内部两股对立力量所产生的抗衡过程 ”[3] (p282-283) “社会和社会组织彼此连接在一起，渊自压抑的力量；……这种压抑力量就是产生冲突的动力[4] (p63-64) “社会有两副同样面孔：一副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副是变迁、冲突与压制[5] (p65)其次，他对结构功能主义的片面性和冒充一般性理论的狂妄性也给以了批判他认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理论同时运用同样的范畴进行广泛的工作， 但却强调各自不同的方面 ”[6](p12)作为社会两面性的冲突性和一致性是相辅相成的，冲突可以产生统一和融合 （一）关于社会冲突的形成 达仁道夫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被剥夺群体的意识觉醒上他认为，社会组织是强制性协调联合体，其内部的各种不同位置具有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社会结构中固有的这种不平等权威的分布，使社会分化为支配和被支配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准群体是利益群体的来源，由权威关系决定的利益（包括潜在利益和外显利益）是客观的，人们意识到其外显利益并自觉追求阶级利益时，准群体在一定条件下过渡到明显利益群体，必然导致两大对立群体间的紧张和冲突。

反之，当人们没有意识到或者准群体过渡到明显利益群体的条件不成熟时，它只是一种“潜在利益”，群体间的利益也是潜在的这种潜在的冲突要公开化，需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必要的个人阶级意识即心理或社会心理这样两类地位的占有者各自因其地位而拥有本质上不同和方向上对立的利益，每个强制协调的联合体内部都潜伏着利益冲突但是，“权威关系的合法性不是稳定的，而是变动的[7](p252-254)即处于组织中的个体总具体地处在组织结构的某一位置上，这就是人们在组织或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如，佣人和主人、工人和老板等，他们都体现了某人在一个组织中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的绝大多数职业，都是自致地位，它在原则上是可以被改变的当然，在组织中还有通常不能被改变的先赋地位绝大多数的地位与责任、权力和声望是相联系的”[8](p22) （二）关于社会冲突的程度 达仁道夫认为，冲突的强度是指冲突各方面能量消耗以及他们卷入冲突的程度烈度是指冲突双方用以达到他们目的和利益的手段，即常规化的暴力程度烈度的范围是很大的，冲突中所消耗的能量与卷入的程度和冲突的强度成正比冲突的强度与烈度还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影响 首先，达仁道夫认为，社会结构的重叠程度和社会冲突呈正相关。

第一，社团重叠程度越高，冲突的强度就越大冲突各方具有多种利益的对立，从而将不同场合产生的能量汇合成一体，不顾一切的利益冲突将会发生在一个两种地位不同的强制结合群体中，当不同的强制结合体中的对立双方是同一社会成员时，冲突就是重叠，冲突性群体的成员在多种强制性协作团体中具有相同的角色地位，对立双方都能够将全副能量和人格投入冲突之中，其强度就很高；第二，权威和其他报酬的分配越是互相关联，冲突的强度就越大；由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的高度相关，如果支配阶级成员凭借手中的权力，获得社会财富与相应的名望，就会在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在报酬和获取报酬的途径上扩大差距和不平等被支配阶级便在愤怒之下否认现存不平等系统的合法性，易于选择冲突以改变现状，增大了冲突的强度，权力的稀缺性决定了这类群体激烈的矛盾性利益群体组织条件的满足与否与冲突的强度与烈度相关联就利益群体中的个人而言，随着冲突合法性与冲突问题获得对立群体的认可，则参与冲突的个人会逐渐减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也相对减少第三，社会流动（包括社会的纵向流动 Vertical mobility 和社会的横向流动 Lateral mobility)程度与社会的稳定程度成正比，与冲突的强度成反比。

社会流动程度越高，阶级冲突的强度就越低在社会团体中，如果社会和团体不为人们提供向上流动的任何机会，积怨和仇恨便会在社会地位低的人群中积聚起来，并难以控制，最终导致向社会权威的挑战，爆发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就会增加 其次，就冲突的烈度而言，其是否随重叠程度增大而增大，取决于被支配阶级的社会经济剥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达仁道夫认为，冲突不可能被“平息”或被完全压制，否则冲突会潜入表层之下而积聚，最终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按达仁道夫的界说，解放前中国的工人属于绝对剥夺，现代西方工人属于相对剥夺如果被支配阶级的剥夺是绝对的，阶级冲突就可能采取暴力形式；反之，如果是相对的，尽管冲突强度可能是很高的，但不会使烈度升高，暴力冲突也几乎没有可能第二，冲突的调节即对冲突激烈程度进行控制冲突的调节与冲突性利益群体形成的政治条件有关因此，他认为冲突双方缓解冲突的条件：即发生冲突的团体双方必须具有一致的价值前提；各个利益团体必须达到一定的组织程度；各个冲突团体必须共同遵守一些正式的冲突规则，以降低冲突的激烈程度；建立机构（包括协商、和解、调停和仲裁） 协商和解是通过一定的协商机构 （议会或类似于议会的机构） ， 采取和谐、定型化的形式，最终达到和解的效果。

但是，这种议会机构只有在具备了一定前提条件才发生效用除此，还须建立第二线的“制度化调节”机构—仲裁和调停机构，避免冲突激化或诉诸激烈的手段这些“正式游戏规则”提供了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规范化程度，经过运作一段时期可转化为稳定的制度 除此，法律、道德的规范作用也可以减缓社会冲突的烈度 总之，冲突的强度、烈度随一系列“冲突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冲突是可以被调节或控制的[9](p218-222)自马克思以来，在各种条件下发生的变迁已经降低了阶级冲突的强度和烈度由于各种调节冲突的制度化方法的建立，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工业、政治和其他形式冲突的制度性分离，都使西方权威关系的基本关系得到维护达仁道夫赞成冲突的调节，反对掩54盖冲突 （三）关于社会冲突的结果 达仁道夫认为， 社会变迁分为： “根本性社会变迁”和“突发性社会变迁”冲突强度”与“根本性社会变迁”、“冲突烈度”与“突发性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相关律 ”[10] (p211)社会体系是一个各个部分被矛盾地联结在一起的整体，社会权力的资源是有限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权利分配的不均就必然产生社会冲突社会结构的变迁、重组，使得新的结构中同样存在两种对立的群体。

首先，社会变迁的激烈性（测定变迁的深度，即价值取向和制度的变化幅度）与突发性（测定变迁中人员的变动情况，也可以用支配阶级政策变动的程度来衡量）和社会冲突的强度与烈度有关即社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