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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社会进程中大同思想之我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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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当今全球化社会进程中大同思想之我见在当今全球化社会进程中大同思想之我见大同思想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具有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励自己和群众谋求改造社会的远大目标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大同理想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开始同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大同理想的新模式各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和方案,这些构想和方案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近代实现大同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人他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思考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并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体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具体途径,从而将近代关于社会理想的探讨推进到一个科学的历史阶段一李大钊的大同思想的产生既以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为历史前提,又离不开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影响。

      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理想目标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他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仍缺乏清楚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改变了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方向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已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这时中国大地兴起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自然地把传统的“大同”、 “均平”思想与近代的社会主义联通在一起,并认为“大同”、 “均平”就是社会主义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时代思想氛围中,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用“大同”这一民族语言概念来认识、理解与表述共产主义李大钊如报晓的雄鸡,猛然看到“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就是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只能迎,不可拒的世界历史趋势他希望用这盗来的火种,点燃改造中国社会的燎原烈火,鼓舞他的已经一变为新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同时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初步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清末民初中国的留日学生已大量译介了日文的社会主义著作,其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众多留日学生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幸德秋水、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仅集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且观点鲜明,包含了较深的哲理。

      李大钊在留日期间不仅听过他们讲授的关于社会主义内容的课程,而且还阅读了他们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接触并且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把创造历史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认为在西方, “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罔不胚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最近俄国大革命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对“大……主义”的胜利,即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 “劳工阶级”应自觉承担建设理想社会的责任,从而找到了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阶级力量同时李大钊以积极姿态热情地宣传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论的范畴,实现了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起初他在进化论的引导下将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精神,归之于民众的意志即民彝;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则把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物质,归之于劳动生产他指出“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彻底转变李大钊在深入考察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后,已开始对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有效性表示质疑,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有所批评。

      “五四”以后,他迅速地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桎梏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局限,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顺利地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他的社会理想也由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近代中国大同思潮的勃兴对李大钊的社会理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大同思想是延绵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之一,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古已有之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并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具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并且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因而无疑是一种空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 “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大同之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③]孙中山再次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④]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但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他们三人的大同理想虽具有空想的性质,却构成了李大钊大同理想的历史先导李大钊作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直以一种宽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批评去对待近代大同理想的思想资料,他将社会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束了几代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空想历史,使他的社会理想获得了科学形态,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学的质的飞跃二社会理想是主体对社会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对未来奋斗目标或憧憬的观念性的预见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两者又是交互作用,因而对社会理想的探索也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化为现实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家总是把中国的革命理想同人类到大同之路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关于社会理想的各种构想、方案,也在保留大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着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

      在承继大同理想在中国近代的演进历程,又经历其在社会理想上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李大钊最终所构想成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一:历史背景“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 《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 611 年以前) ,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 “适彼乐郊”的呼声 《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大同思想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三种主要类型农家“并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

      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人类分成许多互相隔绝的“小国”,每一个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 ,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 ,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 ,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 《礼运》篇大概产生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斗争,于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设计出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方案,为自己的事业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

      [《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后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基础,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大同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往往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西汉以后的封建时代的大同思想西汉中叶以后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因而儒家大同类型的理想,未再出现新的模式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365/372/376~427)的《桃花源记》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响的典型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幻想出一处同现实世界隔绝的人间乐土──桃源洞,那里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永远处于和平、宁静和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都一无所闻,自秦末进洞以来,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桃花源记》在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中国近代的大同思想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在中国近代,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无论》分别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儒家的大同类型,它被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两种大同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康有为写了《大同书》 ,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压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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