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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的“民有、民治、民享”[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宋丽丹译编者按：本文是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1 年 5 月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名利场》上的一篇文章 1作者首先指出，美国最富有的 1%的人每年拿走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并控制了 40%的 财富当一些国家已经缩小了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这是因为，塔尖的 1%正是希望如此，但其实“他们的命运是与另外 99%的人生活得怎样息息相关的”作者猛烈抨 击金融垄断寡 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面控制，不无担忧 地认为，美国具 备社会动荡 的客观因素果然，在本文发表之后四个月， “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华尔街之秋 ”9 月 17 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抗 议活动，示威者声言代表美国 99%的民众，喊出“美国早该来一场革命了！” 2的口号作者本人于 10 月 4 日来到纽约 示威者聚集地声援抗议，他表示，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 这是一个扭曲的 经济其 实，早在 2010 年 2 月出版的《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人民邮电出版社）一书中就已经有人预言， “产业资本家总有一天会发现，他们再一次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只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土地贵族而是金融贵族。

”（第 309 页）只不过， 这次参与者广泛的产业资本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产业资 本家所反对的，恰恰是他们自身的产物，只要 产业资本依然存在（从而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它就不能不形成金融资本，并使金融寡头成为他们的并因而是整个社会的贪婪而专横的统治者1原文请见： 2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1/oct2011/intv-o06.shtml2假装已经明摆着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是没有用的美国上层 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 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 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12%和33%对这一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的 1%的收入在过去 10 年增长了 18%之时，中间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 25 年里，下降了 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的手中就分配平等而言，美国落后于曾被小布什总统嘲笑过的“老的” 、 “僵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地位相当的是有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

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合理化在 19 世纪中期时显得非常棘手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这种不公与我们目前在美国所见的相比真是黯然失色他们以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进行合理化论证简言之，这一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绩效奖” ，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 （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业绩） 那些为我们社会贡献了伟大而积极的创新的劳动者，从遗传研究的开拓者到信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所得与那些几乎毁灭全球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发明家们相比不过是一点残羹冷炙而已有人耸耸肩，觉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态嘛我赢你就输，你想怎样？他们争辩道，问题不是蛋糕怎么分而是蛋糕有多大这话打骨子里就错了：如果一个经济体里大多数公民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就跟美国似的，长此以往肯定不行。

理由如下：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长会导致机会不平等无论何时，机会平等的减少，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种财产——人其次，许多导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垄断势力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政策——侵蚀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这种新的不公又会继续制造新的扭曲，对效率的侵蚀更胜一筹举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天文数字的薪酬，宁愿挤进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创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经济的领域里去工作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它要求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美国及世界都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这些研究使互联网得以诞生、提高了公众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国长期遭受基础设施（看看我们那些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的情况） 、基础研究和各级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来这些领域的经费还将遭进一步削减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些现象简单到只要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天平倾斜时就会出现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严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钱富人无须在公园、教育、医疗或个人安保方面依赖政府，他们完全可以为自己用钱买到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人民。

富人3还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会动用权力调节平衡：取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投资于公共利益塔尖的 1%也抱怨我们现有的美国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缩手缩脚，内讧不断，除了减税什么也办不成，其实他们拥护它还来不及呢经济学家们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释美国的社会不公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规律肯定有一定影响：节约人力的技术减少了对许多“有益无害的”中间阶层的需求，也减少了蓝领岗位全球化创造出了一个世界市场，使昂贵的美国低技能工人与便宜的国外低技能工人竞争社会变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以工会的衰落为例，它曾代表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而现在只有大约 12%的工人是其成员但是，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为那塔尖的 1%希望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下调资本收益税率相当于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搭乘免费顺风车从上个世纪初的 J.D.洛克菲勒到上个世纪末的比尔·盖茨，垄断和准垄断企业一直是经济权力的一个来源对反垄断法的马虎执行——尤其是共和党执政时期——对于塔尖的 1%来说不啻为意外之福今日不平等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金融行业对金融系统的操纵，这一操纵由金融行业花钱改变规则得以实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

当其它手段都失效了时，政府会贷给金融机构几乎无息的贷款，以优惠的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的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则视而不见当你审视这个国家塔尖的 1%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成就”——我们的差距刚开始时属于后列，现如今却正把这一差距做成世界一流水平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 ，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存贷款丑闻中——这桩丑闻的涉案金额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真是少见多怪微不足道——银行家查尔斯·基廷被一位国会议员讯问，他花在数位当选要员身上的 150 万美元是否能买到权势时，查尔斯回道：“我肯定希望如此” 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经费上限，赋予企业买通政府的权利现在代理人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所有的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的 1%的跟班，靠塔尖的 1%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 1%服侍好了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大体而言，美国历任贸易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也来自这一人群当制药公司获得万亿美元的大礼时——通过立法禁止作为最大药品采购方的政府讨价还价——这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除非给富人大幅减税的条款已经到位否则一份税收法案就不会在国会出现鉴于塔尖儿的能量，这才是应该预料到的体制运作方式美国的不平等以每一种可想到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社会比如，大肆宣扬的生活方式效应——塔尖的 1%以外的芸芸众生竞相效仿使他们的生活日益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先富带动后富的“滴漏型经济”可能是一个妄想，但行为做派的向下滴漏却已经实现了社会不平等极大扭曲了我们的对外政策塔尖的 1%们很少有服过兵役的——事实是“全志愿兵”军队的工资吸引不了他们的儿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也就那么多此外，最富有的阶层在战时也不会为高额税收头痛：多发国债不就行了对外政策，从定义来看，是实现国家利益与国家资源之间的平衡可当家的 1%不知柴米贵，什么均衡、约束全扔到窗户外面去了没有什么险是我们不4能冒的，企业和承包商则等着发财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似乎也是为富人受益而量身定做的：以鼓励国家间商业竞争为名压低企业税率、弱化公众健康和环保要求、侵蚀过去被视为“核心”的包括集体协商权在内的劳工权利设想一下，如果全球化的规则不是鼓励国家间劳工的竞争，世界将会怎样？政府将会争相提供经济保障、降低工薪者的税负、提供良好教育和清洁环境——劳动者们在乎的就是这些，但是塔尖的 1%才不管这些呢。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认为他们毋须关注这些塔尖的 1%为我们社会带来的这些代价最严重的或许莫过于：对我们身份认同感的侵蚀，其中的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都是如此重要美国长期以来都以“人人皆有可能”的公平社会而自豪，不过统计数字可不这么认为：贫穷的美国公民，甚至中间阶层的公民，能挤进美国上流社会的机率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低很多他们手里抓的可不是什么好牌正是人们对一个没有出路的不公制度的意识，酿成了中东乱象：食品价格上涨和青年长期失业率高企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美国青年失业率约 20%左右（在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中为 40%） ；每六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七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无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样的数字）——所有这些就足以证明，有什么堵塞住了那种吹嘘的能从塔尖的 1%“滴漏”给所有人的好处从而疏离感的产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20－30 岁人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的投票率仅有约 21%，与失业率相当最近数周（指 2010 年底到 2011 年初——译者注） ，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上街，抗议他们所在的不公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埃及和突尼斯政府被推翻，利比亚、也门和巴林都爆发了抗议。

该地区的其他统治家族从自家楼顶的空调房里忐忑不安地观望，下一个会是他们吗？他们是该恐慌的在这些社会里，极小的一撮人——还不足 1%——却掌控了财富的大头；在这些社会里，财富是权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这些社会里，各种根深蒂固的腐败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些社会里，最富有的人经常积极地阻挠可能改善百姓民生的政策当我们注目这些街头民众的力量时，一个问题浮上脑海：什么时候美国也会这样呢？我们国家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和某个遥远的动荡之地差不多了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3（《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作者——译者注）曾描述过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独有的主要优势——他称之为“适度的利己主义” “适度”两个字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狭隘的利已主义：我要我想要的东西，马上！“适度的”利己主义则不同它意味着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实上是实现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一观点有什么高尚，或多么理想主义，事实正相反，他认为这是美式实用主义的标志狡猾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替别人着想不仅有益灵魂——对钱袋也有好处塔尖的 1%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看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即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和其余 99%的人生活得怎样息息相关。

这就是历史上塔尖儿们最终都学会了的道理，但往往为时已晚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