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到刘勰批评者的视角.doc

从曹丕到刘勰：批评者的视角--对魏晋六朝文学批评意识自觉的一种观察刘 畅（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０71）摘 要：曹丕与刘勰，均为魏晋六朝一流的文学批评家此期文学创作活跃,批评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曹丕作为批评史上一位先行者,对刘勰影响巨大对此，批评史著作屡屡提及.但曹丕究竟在哪一点上具体影响了刘勰,几乎无人再探个究竟在曹植、曹丕的优劣比较中,刘勰明显向后者倾斜,而在刘勰推崇曹丕的种种话语背后，是二者共同的批评者的视角曹丕对刘勰影响最大者，不是一些表面词句，而是起根本作用的自觉批评意识和主动批评精神关键词：曹丕;刘勰;优劣比较;批评者视角一、导言：问题的提出南朝尤其是齐梁文坛上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曹植、曹丕的优劣比较.陈思优于魏文，是南朝士人所持的一般看法.沈约曾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1]（６７卷,P17７８）显然是把曹植、王粲视为建安文化的佼佼者,已给后人品评定下基调钟嵘《诗品》也持这种态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2］（以下凡引《诗品》均见此版本，不另注出处）《诗品》将曹植列为上品,置曹丕于中品,其评曹植云:“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而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赞誉有加中,不无溢美之辞《诗品序》中列举了古今“五言之警策者”，并誉之为“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首篇就是“陈思《赠弟》”萧子显也说:“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难以争衡.”[3](52卷，P908）裴子野论文法古，著《雕虫论》，也以曹植为尊:“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４］(5３卷,Ｐ３262）另察萧统所编《文选》,共收录曹植赋１首,各体诗25首，七体1首，表2首,书２首，诔1首,总计32首；而对曹丕仅收诗5首，书3首,论1首，计9首仅从数量看,植是曹丕的3《文选》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权威选本,其收录的都是魏晋至齐梁文坛公认的名篇佳作，时流已有定评,收录数量的多少,很能代表编者及其时代的评价［5］《文选》收录曹植作品如此之多,可见魏晋以来的文坛上,凡言及建安文学，必以曹植为代表,其在齐梁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撼动。

甚至曹植的字“子建”、王号“东阿”也成为时流心目中能文的代名词.如梁简文帝萧纲曾很自负地说:“文章未坠,必有61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共同商榷."（《与湘东王书》)赞誉萧绎文才,故称之为“子建”.据《梁书》本传记，萧纲六岁能属文,“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梁武帝一见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6］（P1０９）而时人对曹丕的评价明显偏低，如《诗品》置曹丕于中品，评云:“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厥弟”，即曹植，疑问句式的口吻中，优劣立见而在《文心雕龙》中，情况似乎起了变化，在陈思、魏文的优劣比较中,刘勰明显向后者倾斜，与“时流”定论有别.将建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刘勰是肯定的；而在涉及到二曹的文字中，刘勰也持一种均衡态度，如《乐府》篇云：“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7](以下凡引《文心雕龙》只注篇名,均见此版本)此处并无优劣的比较,三曹的位置是一样的。

《时序》篇也是如此:“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虽次序有先后,但在“以……之”句式的引导下,对三曹的评价也是等同的又《明诗》篇：“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在此，丝毫看不到钟嵘那种“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的赞誉有加,且“文帝"还排在“陈思”之前二、魏文、陈思优劣比较：刘勰的视角实际上，在这种同等视之的态度背后,已经透露出刘勰向曹丕的倾斜因为在陈思优于魏文已达共识的文坛大气候下，同等视之,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曹丕的地位这一点，结合分析《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会看得更清楚如《才略》篇对二曹的优劣重新进行了总体评价:“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矣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魏文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细玩“未为笃论”云云,就含有向共识、定评挑战的意味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刘勰也透露出抑陈思而崇魏文的倾向对曹丕，刘勰总是在肯定的语气中透出一种崇敬，如《总术》篇：“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

《知音》篇:“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即使曹丕有不当之处,刘勰也表现出一种大度和宽容，如《诏策》篇：“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而他在提到曹植时，却多有微词,毫不客气.如《诔碑》篇:“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对曹植不谙诔体写作规范颇有微词又《杂文》篇：“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认为曹植的问对毫无可取之处又《论说》篇：“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认为曹植的有关论说的文章形同书抄，还不如不写，评价明显偏低又《封禅》：“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飚焰缺焉说曹植虽下笔千言,但风力和光彩都缺乏又《指瑕》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又对曹植用词不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知音》篇：“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固)、曹(植）是也指责曹植缺乏自知之明.又《事类》篇：“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

’此引事实之缪也.案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属于“引事乖缪,虽千载而为瑕"之类案“葛天氏之乐”为上古乐舞，究竟几人唱和,已无确证可考,刘勰所据的是《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8]（《古乐》,P52)案《吕氏春秋》编纂时,去古已远，对缺乏文献记载的远古之“葛天氏之乐”的表演式样,也只是一种揣度,并非事物原貌;曹植之“千人唱,万人和”，完全是一种文学的想象夸张之词,而的作派，恰恰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刘勰所看不惯的.这表明:曹植在刘勰心目中的地位,远低于其同代人此外,刘勰几乎对曹丕所有重要论点都进行了引用如《程器》开篇就引用了“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知音》里也有“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凡提及曹植,都用“陈思，群才之俊(英)也”,然后进行批评;而一涉及曹丕，用的都是“故魏文……”的句式,一个“故”字，透露出一由衷的尊敬和信服钟嵘等之推崇曹植,立脚点显然在于其文学成就;而刘勰之推崇曹丕，立脚点则是批评家的视角,或称之为批评家的独立意识由此出发，就可以看出曹丕对刘勰的主要影响所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认为：“从现存资料看，《文心》受挚虞、陆机两家之说影响更为明显。

"理由是:“上半部《明诗》、《诠赋》等篇章中论各体文章的体制和规格,往往采撷《文章流别志》的见解;下半部论创作构思、文体风张、写作方法与技巧等，则较多接受《文赋》的影响"［9]（Ｐ3２８)从具体方法和技巧的角度看，这样说大体不错；但若从批评家的视角考察，则曹丕对刘勰的影响要更大些.三、批评主体的剥离与确认《文心雕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而是继承、汲取、消化前人精华的结果对此，刘勰说得很坦率：“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无论褒贬，都是以曹丕《典论·论文》作为论述的逻辑原点；二是表露对魏晋以来文论思想贫乏的不满；三是坦言自己构思、写作的思想源于前人作为“近代”论文的逻辑起点，曹丕对刘勰最主要的影响，是宏观上批评主体意识的独立.要进行批评，就要把批评从文学创作中剥离出来，有一种独立的批评意识，否则，根本无法进行批评活动.从现存资料看,曹丕之前,尚无专门的论文著述，也就是说，在当时文人心目中,文学批评还不是一种专门行当，地位很低。

所以，要进行批评活动的逻辑前提是要以批评家而非作家的身份进行批评.对此,曹丕首次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文人各有所长,若以作家的身份进行批评,必然存在着许多弊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典论·论文》)并以孔融等建安七子为例，进行剖析:“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文各有体,人有短长，如果成见在胸，“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于自见,谓己为贤”,批评活动就很难进行，往往会不欢而散，所谓“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曹丕所论,确是魏晋以来文坛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如钟嵘《诗品·序》所言：“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绳并泛,准的无依又如主要作为文学家出现的曹植，对文学批评就表现出一种出于作家视角的本能的轻视和怀疑,其《与杨德祖书》云：“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摘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砦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10](P1１４0）曹植认为，要有高于批评对象的才华才能进行批评活动。

显然，这里的“才”特指创作的才能,他要以作家之长来否定理论批评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要求批评家具备了作家的才华之后才能品评别人,这样不仅失之苛刻，而且违反了理论思维的规律对此,曹丕的看法则较为圆通他认为，必须摆脱拘泥于作家的成见,以批评家的身份出现，才能进行文学批评，其意见可概括为：“盖君子审己而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典论·论文》）审查自己之才而量度别人，才能够免除“文人相轻"的恶习，写论·论文》,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显然，这里的“审己而度人"指的是一种客观冷静的角度，它要超脱专门从事创作的文人之间优劣高下的比较,以一种独立的身份进行文学批评虽没有展开论述,字数也不多，但在文学史上,这却是第一次明确了批评家的身份批评家的写作水平低于作家，照样可以从容论文，进行批评要批评，首先要具备批评的自信,对批评家的身份进行自我确认.据《梁书》本传,刘勰文笔精妙,“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并有“文集行于世”.从《文心雕龙》的写作水平来看，不让同时代的任何骈文高手但作为一个主要从事理论总结的文论家、批评家，刘勰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他没有追随流俗从事于骈体文的所谓“创作"，而是表现出更高的理论追求.在《明诗》、《情采》、《风骨》、《丽辞》等中，他一次次地对“近代”文学之失进行了严厉批评，口吻中毫无低于任何作家的谦卑之态。

曹丕只品评了建安七子，而刘勰则以一种集大成的姿态，对“近代”以来文坛得失进行了批评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