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良母主义”与女子师范教育.doc

贤妻良母主义〞与女子师范教育　　贤妻良母主义与女子师范教育　　早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家族观念中就表达了对贤妻良母的认同，?女那么?、?内训?等著述深入影响了女子在传统社会的角色和定位到了近代，贤妻良母主义在中国正式提出，其标准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　　女子师范教育对进步女性素质有显著效应，因此是清末政府和民间兴办女学的排头兵，反映着社会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当时人们认为女子师范教育是在女学中确立家庭教育为本的正本清源之道，其性质和功能对于传播贤妻良母主义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1907-1916年女子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及其变革进展考察，探求贤妻良母主义在女子师范教育中的角色及其成因　　一、贤妻良母主义与初期课程设置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定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标志着女子师范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章程?在开篇就明确指出，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于家庭教育为宗旨，[2]着重强调了女子所承受的师范教育应在很大程度上为家庭生活效劳，从而奠定了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基调总要共计十条，其中一、二、四各条系关于训育者，与男子师范绝然不同，[3]它们突出了晚清政府对传统女德、妇道的重视，并进一步说明了女子师范教育应到达的目的培养贤妻良母。

如第一条总要规定：今教女子师范生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媺之风俗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2]　　在教育宗旨与总要的指导之下，?章程?还详细规定了女子师范学堂开设的学科以及四年间每星期的课时就学科设置而言，女子师范学堂共开设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等13门，较之男子初等师范，家事、裁缝、手艺等科目独属女学，且修身课只重女教而就此来看，其本质完全属于贤妻良母的培养形式，以期使女性养成传统女子之德性，于夫毕恭毕敬、完全遵从，于子温顺慈祥、教诲有方，于家勤勉节约、心灵手巧同时，我们从?章程?所规定的课时数中也会发现，上述几门课所占的比例是比拟高的，四年均超过了四分之一总之，在课程方面，?章程?一方面反映出晚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实行的是男女差异化对待，开设了一些合适女性学习与本文由论文联盟.Ll.搜集整理掌握的理论型课程；而其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希望女子的学习重在传统德行与家事技能的养成，女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一批批合格的贤妻良母　　除此之外，?章程?在女子师范学堂的管理以及对学生的要求上也表达了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内容。

如选女子师范生入学之定格，须取身家清白、品行端淑、身体健全，且有实在公正绅民及家庭为之保证，方收入学学生当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不御纨绮，不近脂粉，[2]这就从入学条件及在校着装方面对学堂的女生做出了极具传统倾向的要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学部奏遵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折?中照旧重申女子师范教育要务期遵照臣部?奏定章程?语言行事力戒新奇，即一切服饰皆宜遵守中国旧式，不得随俗转移并责成国文、修身教习选取经史所载烈女嘉言懿行，时时与之讲授，以培根本[4]　　?章程?是女子师范学堂设立的法律性文件，既代表着政府对女子师范教育的整体设想，同时也决定着各地女子师范学堂的设立与运行总的来看，晚清时期的女子师范学堂，无论是其立学总义、教育要旨，还是学科设置、课程目的，抑或是对学生的要求和管理，都特别注重为女、为母、为妇之道，希望用一种形式来约束女子的思想行为[3]晚清女子师范学堂充满着传统的女子教育内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其本质就是要使女性以家庭为中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着力塑造一群符合传统儒家文化要求的贤妻良母　　二、进步与保守并存的改革　　民国建立后，所有女子师范学堂更名为女子师范学校，并屡次调整了课程设置。

1912年1月，?呈报并咨行普通教育暂行方法及课程标准?规定：师范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教育、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习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5]同年12月出台的?师范学校规程?指出：女子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之学科目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家事、园艺、缝纫、乐歌、体操[6]1916年1月公布的?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做出了进一步调整和细化：女子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之学科目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家事园艺、缝纫、乐歌、体操[7]　　通过详细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女子师范学校所奉行的教学理念同清末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科目类别来看，民国初期的女子师范教育在保存贤妻良母所必须的家政、园艺、裁缝等家事类课程的根底上，增加了外语、理化、博物、法制与经济等富有现代特色的理论课程这些整改表达了对女子文化程度的进一步重视，同时改革还更科学地适应了师范类学校的育人目的对于将来的小学和幼儿园老师，专业技能的培训不可或缺，如增设习字科便考虑到了板书对老师和教学的重要性，内容为端正姿势，及执笔、运笔之法，习楷书、行书及草书，并练习记录与黑板写法，兼课教授法。

[8]此外，一些随意科的出现进一步赋予了女师教育更大的弹性和更多样化的选择，比方1912年1月，?呈报并咨行普通教育暂行方法及课程标准?规定：视地方情形得加设农、工、商业之一科目[5]12月的?师范学校规程?也补充：视地方情形，得加英语或世界语，为随意科家事园艺科之园艺得缺之[6]　　在详细学时的数量和比例上，清末到民初，女师的总课时数根本没有变化，但各科的份额却存在较大差异清末与贤妻良母亲密相关家事类课程的学时占总体的27.9%民国时期，1912年1月以上科目的比率为12.9%，同年12月有了明显上升，到达了20.2%〔算入外语为18.5%〕1916年即便增设了读经科，其所占比率〔20.6%，算入外语为19%〕也没有超过清末民国初年家事类课程比例相对较低的原因在于习字、博物、法制经济等其他课程的增设，同时家事类课程在课时上有所收缩，而国文、体育等的课时那么略有增加，如表1所示　　表1平均每周课时数变化比照表　　从表1可见，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家事类课程的影响减弱，女子师范教育更加注重全面开展虽然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有了显著改观，但从1912年9月到1916年，随着袁世凯统治地位的稳固，其推行尊孔复古的反动政策使贤妻良母主义出现了回潮，这一点在课程设置上也有鲜明的表达。

　　首先，重启儒学和读经科民国伊始，教育部对清末的学制、课程做了大刀阔斧的整改1912年1月?普通教育暂行方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9]1912年5月，教育部又下令废止了师范、中、小学的读经科7月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再次强调：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10]但袁世凯上台后，重新将落后的封建伦常奉为圭臬1914年3月，教育部长汤化龙在饬令上公然鼓吹道：孔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其微言大义亦多散见群经之内，那么于学校教科书中采取其言行之切于伦常日用者，发扬吾国民固有之秉彛而示以懿德，庶国民教育对于国民模范人物，本良知之信仰乃益显其效能[11]同年12月政府公布的教育令上也指出：中小各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前已由部呈请注重道德教育，拟于中小学校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内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2]　　到1915年，经学更成为独立的科目政府下令：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由教育部编入课程，并妥拟讲读之法，通咨京外转饬施行[13]并牺牲其他课时设置了读经时刻，直接同毕业挂钩。

这一系列做法貌似是为了维护国粹，敦化风俗，但在当时对于启迪民智，特别是女性的思想解放摧残甚重官方要求：讲经宜先就?论语?、?孟子?全文中之合于儿童心理及其学年程度简明诠释[7]在师范学校重启读经科，外表是为了满足小学读经课程的讲授工作，但这也就意味着在师范学校就读的女学生不仅要学习这些经书的要旨，更要谙熟其教授之法，无形之中致使本应该成为女性旗手的她们，反到成了封建伦理的传播者和卫道士　　其次，增加了家事类科目的课时从其本身来看，家事类科目的设置说明国民政府重视家教知识的学习，将与家庭在生活中直接相关的工作加以科学技术性的教育，[14]对于将传统生活技艺的系统理论化和传承有很大帮助但根据前文的统计，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家事类课时在袁世凯上台后大量增加，其所占比率相比于1912年1月增长了近一倍这些变化标志着贤妻良母主义的回潮，而且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重要联络　　三、贤妻良母主义的回潮动力　　贤妻良母主义何以在辛亥革命不久后就骤然抬头？这一反弹可以从当时社会的观念和需求两个角度考量　　从观念来看，作为专制者的袁世凯首当其冲他在女子教育思想上极其保守，认为女子应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政[15]1914年12月教育部提出：〔女学〕标示育成良妻贤母主义，以挽其委琐龌龊或放任不羁之陋习。

使知从事于教养注重体育及初等小学之训练教授各方法，严定管理规程，修养其心身要旨在发挥其特性，俾能以致密之理想、耐劳之习惯指导儿童，积渐诱进，以尽教育家之天职使知从事于职业以家政为重，兼及手工图画刺绣造花各科，养优美之本能，知劳动为神圣，一扫从前褊隘恬嬉之弊，庶家庭社会两受其益[12]　　随着儒学礼教的渗入，修身、国文、读经无不充满着浓重的封建气息上行下效，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育和管理越来越僵化而迂腐，时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吴鼎昌就是代表时人记载：吴课甲班修身必令学生一个一个站起，站起后吴斜视良久，上至头髻，下至裙履，览之殆遍，乃令坐下，点名毕已耗十五分钟〔学生仅十余人〕盖吴所实行之政策，在于禁锢学生之言论，闭塞其智识，干预其行动，使之脑中眼里皆含有校长之权威，而后操纵爱憎，惟一人所左右[16]　　同时，社会对女子教育的认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辛亥革命后，女子在社会中的客观地位仍然没有本质变化，民众对女性的独立人格缺乏认同，在教育领域也有人认为：女子认识几个粗字，懂得一点儿裁缝烹饪，以供家庭之驱遣足矣[16]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注定会对男女的社会角色进展区别对待，而且女子的身份选择和活动领域明显要更加狭隘。

　　从需求来看，社会对于家事类课程的老师需求量增加1914年6月教育部文件指出：目前女子中学师范之教员，所最缺乏者，不外家事、缝纫等科兹由本部酌订家事技艺专修课程表一纸，仰即斟酌施行[18]女子师范学校先后新设了小学教员讲习科、保姆讲习科、家事技艺专修科等课程，以求迅速弥补人才缺漏　　而从政府的意图来看，女子师范学校对于宣传贤妻良母主义还有特殊意义这一点可以通过比照普通女子中学的课程设置窥见其意从1913年普通女子中学课程设置〔1913年3月〕[18]与前文中女子师范学校课程设置〔1912年12月〕[6]、女子师范学校课程设置〔1916年1月〕[7]的比拟可以看出，在总课时相差无几的前提下，女子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中，缝纫、图画手工的课时要比普通女中多出近一倍，并相应减少了国文、历史、地理和外语的课时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社会对家事类课程老师的需求而更深层次地看，作为国民教育之母的师范教育，其学生不仅有成己之责，更有成人之责，对中小学有非常重要的引导和模范作用于是，政府便意图将女师范生打造成贤妻良母的典范，使得她们也能在之后的工作中培养出更多的贤妻良母因此，当局既对女子教育有十清楚确的定位：女子教育注重师范及职业，并保持严肃之风纪。

[12]同时，也对师范教育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师范学生采严格训育主义，俾将来克尽老师之天职[12]　　但这些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