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莱特公园里的城市质感

1、拉维莱特公园里的城市质感 摘要：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三个不同的拉维莱特公园设计方案的表述，去探寻这三种设计概念对城 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影响，以及其对当代国内建筑和城市设计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拉维莱特公园本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2000年在大学里首次接触到该方案时，冲击很大，一直记得当时张似赞先生对该方案做的阐释，尤其是在使用和设计的对位关系上。但限于自身知识及能力的不足，一直也很茫然，不能理解和解释那看似乖张的表达和意义，并认为那是属于另外一个遥远世界里的事。10年后，也是该竞赛近30年后，才省悟到它所具有的时代魅力和影响力，觉得在理解了它后，容易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代西方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思潮。同样地限于当时相关资料的缺乏和研究，我们也一直忽略了该方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也造成很多同行对其设计概念的图像化和片面的理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也经历着我们所不熟悉的嬗变。在建筑和城市设计领域，凭借现代建筑运动满足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对城市和住房的需求，也经历了先锋派运动的种种尝试，建筑师们再次审视这个在短时间内发展并支配社会的力量，试图去重新探讨它应该具有的人文意义和社会角色，开始了对

2、现代运动的大反思，为新一代的建筑师提供了舞台，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正逢这个时间的拐点，它清晰地展示了城市和建筑现代之路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去品味时代在城市和建筑上雕琢出来的味道的机会。其中里昂克里尔 (Leon Krier)，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以及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对该地段和命题的不同解读，呈现出相异成趣的城市质感，也昭示着跨越世纪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前世今生。 拉维莱特地段用地位于巴黎西北边界上，是一块由铁路、公路、城市运河和城市住区所界定的约50公顷的老工业用地(原为1867年所建设的有3000职工的牲口屠宰厂)。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运河将其划分为二，运河西头是1784年列杜设计作为当年用对外来商品和货物收税的圆形古典建筑。 1976年，30岁的年轻德国建筑师里昂克里尔完成了他对拉维莱特公园的研究。这位现代似的卡米诺西谛(Camillo Sitte)的以罕有的意志力，用“城市街区”的概念去实现他对现代城市的理解(Quarter of La Villette), 城市公园在他的概念里只是一种边界的界定媒介，是个黏合剂。如何去缝合历史传统及创

3、造现代城市才是他所追寻的目标。在他的“理想城市”的方案里，克里尔延续着贝拉格(H.P.Berlage)以来的城市建筑传统，也加入了他对城现代城市“城中之城”的理解，初露锋芒的他也以此为建筑和城市设计理念并直至终生。 对于街区的解释，克利尔认为街区是城市中的城市，它应该具有清晰的边界、适当而精确的规模、可以度量和感知的空间尺度、以及明晰的空间层级结构。简言之，就是一个街区也应具有作为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特。从英文的原意来看,Quarter 具有被属于某一整体的内涵，自身有自明性，但又必须属于某一体系，和我们常用的街区概念有稍许不同。其自身和其外部(体系)的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城市和都市的联系，这一点是理解其真正含义所不能忽视的。 克立尔认为城市街区是能够被用在城市建设中的唯一形式，而且我们对城市大小的认知也是基于城市街区的数量。城市是这些拥有自治权的街区们的联邦集合体，因此每个街区须具有自己的中心、边缘和规模容量，它须是城中之城。这种街区应控制在一个以日常步行舒适所决定的尺度范围内，同时应能够产生和满足城市日常功能(居住，工作和游憩)的需要。其规模尺度为：面积35公顷，人口15000人(注：

4、该密度是霍华德“花园城市”的约12倍)。对于这个最基本的城市功能单位的尺度的来源，据他的研究，这是一个日常步行舒适性的上限值，也是历史上众多乡村和城市社区所采用的尺度容量。如果没有这种尺度对城市的控制，就会出现工业化以来城市景观的无趣和功能区划后的单调。同时，城市形式和公共空间不应该是某个人或某个建筑师自己的个人创造。相反，形式和空间只可能被基于当地街道、广场和街区的尺度传统来建成。无论是宏大的大都市品质还是温馨的地区特色品质，街道和广场都必须呈现一种持久和熟悉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尺度和比例来源于工业化前的城市，他们已经从上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衍生并得到历史的证实。 同时，城市设计应当在考虑地形和地势后表现出简洁的特征，在空间层级结构中应清楚表达出公共和特色空间、纪念物和城市肌理、古典建筑和本土建筑、广场和街道。在拉维莱特地段的设计里，他反对工业化以来的破碎城市景观，因为这是城市和其文化被的政府力量和大型的经济组织撕裂面的表现。一个优秀的城市是依靠在他自身物质和社会组织的才智上，依靠在亲近的公共空间和优美的纪念物上，最终体现在如何将这些优美事物的优点推向市民大众的智慧上而建立的，而这一切最终

5、取决于每个市民对过去和现在身份的认同。公共空间的品质、类型、比例和量度必须是真实和自然的，因为没有形式和尺度，领域感就不会存在，剩下的只会是不协调、杂乱和病态，就如正常人与怪物和侏儒的对比一样。这种直觉也反映在他对建筑设计和建造的理解上。受古罗马建筑的影响，克里尔强调建筑应该按照建筑的逻辑来建造，表现其建造的工艺特征和材料的真实性，反对大量的机械化和工业产品化的痕迹。 这种与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差来自于克利尔注意到工业革命以来，建筑师和工程师只关注于城市人口问题的解决而导致的各种城市社会现象，而忽视了建筑学的基本功能创造一个舒适、宜人、美丽、高雅和可靠的环境，而这一直是欧洲城市的精髓。这一优良传统已被工业化以来建筑运动的过渡增长和城市功能的区划所肢解，形成片断式和破碎的城市景观。为此他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延续这个古典的欧洲城市传统。在他眼里，城市是一个有限的实体，这和自然界里的很多有机体是一样的，在其成熟期时，城市也同样在表层和体积上、水平面和垂直面上、居住容量和活动范围上，会有着最大和最小的尺度的要求。一个城市最大的容量是四个城市街区(60000人，140公顷)，这样能满足各种功能需求

6、而不会感到拥挤。不同于工业化以来的单一功能分区的做法，城市应是一个容纳各种功能和活动的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大都市的形成正是基于这种自治的城市联邦的集合，而大都市提供其都市层面意义上的各种功能和活动。 对于克利尔“敌对”工业化的执着态度和表述，我们不要觉得好笑，因为这和我们当今建筑界“敌对”全球化的态度没有任何不同，这是他对现代建筑运动的认真而务实的反思。“城市街区”的概念、形式和秩序来源于他对佛罗伦萨城市的潜心研究，同时代的“类型学”也是来自于罗西对威尼斯的研究。他们这种认真而严肃的态度和研究方法是值得参与快速城市化建设的我们去思考和度量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触及我们文化的本身。同时，在面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不应该关注这些成果的适用性以及复制模仿，而应该是其对实际问题的解读方式，这才是其存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尽管这位理性的建筑师强烈的抵制着工业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从建筑材料、建筑技艺到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塑造，但其对文化传统的人文性理解和表述却是现代性的。我在想如果克利尔早生30年，说不定能和希特勒就“现代城市”的建设产生有趣而务实的对话。也一直以为，如果克里尔这种理性而

7、朴素的、人文色彩的、易于操作和掌握的城市观念和设计手法能被介绍到我们的大学课堂上，那么我们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一定会比会现在有内涵和精准的多。 在他的设想中，拉维莱特地段由两个城市街区通过城市公园所界定和联系形成“城市中的城市”，围绕运河而设置的公园和纪念建筑也将和列杜设计的古典建筑形成空间整体。林荫大道以及城市街区内文化纪念建筑的设置也将延续巴黎这座古典城市的传统。有意思的是，他把那个庞大的工业建筑分解成一组有内部广场的公共建筑群，对他来讲，那种工业化的怪物绝对不能出现在他的城市里。 克利尔这种朴实的“后现代”观念阐述没有得到当局的认可，它标志着18世纪以来建筑古典美学主导的城市和建筑设计原则的在欧洲的彻底结束。当时的巴黎当局需要需要一个更“新”时代的东西，我们也因此才有机会见证另外一些新思想对城市和建筑的创造，并预示着一个“城市景观”主导的新时代的到来。 1982年，在克利尔对该地段研究后的第六年，38岁的伯纳德屈米在拉维莱特公园的竞赛中胜出，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方案颠覆了克利尔的城市街区概念、19世纪以来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ad)的城市公园概念以及传统式

8、的图画般的公园设计概念。 那年的屈米刚在纽约完成曼哈顿手记(The Manhattan Transcripts 1981)。在该书中，屈米通过对发生在纽约的一桩爱情谋杀案的追踪描述，用平面、剖面和空间分析图去摹写了该过程中各种事件场所(功能)与建筑形式、空间之间的关系。该书分为四章公园、街道、塔和街区，按照空间和实体、运动、以及事件(功能)的三个层面来表述：空间和实体用平面和照片的抽象图示；运动用符号化图示；事件用报纸的片断。屈米由此去证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我们可以将这三者(现代建筑学的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打破，按照不同的设定方法去建立新的空间结构秩序。 对我而言，这是一本看不太容易懂，似乎也没有必要看懂的图画书。因为明白了他所表述的是行为、事件和空间形态在时间的线性关系下发生的对位和对话关系后，也许就明白了那些复杂和扭曲的建筑形体和空间的真正意义了一种对现代建筑运动以来的功能主义传统的质疑和驳斥。在本书中，屈米试图将建筑表现从传统的形式中解脱出来，转而表现空间和用途的复杂关系：(舞台)布景与剧本的关系；空间类型和实际发生内容的关系；建筑和空间实体和事件的关系。他认为

9、建筑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和形态的关系，也是事件、行为(动词)和空间里将要发生的事的综合产物。简言只，建筑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实体，更应是行为发生的载体。这基于他对形式和内容的定义：形式是实体和空间；内容是事件和社会现象。两者之间没有必要统一和对应，而应该反映当代文化的特征分裂和碎片，也就是对功能主义关于形式类型和功能对位的质疑。因为他觉得不同的人群在对建筑用途、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上均不相同，由此导致在设计中经常出现的所设想和所呈现的不一致性、事件演进与空间的不一致性、设想功能和实际使用的不一致性。这些客观存在(不一致性)对所谓的功能和形式的设定提出了挑战。这与“新理性”追随者克利尔的的城市物质形态决定城市空间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在曼哈顿手记中，图示语言表现冲突和碎片的结构是由画框的形式结构和这一框架内的建筑转译来构成的，他们之间互相冲突却又相互依存。那么在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屈米会以什么样的图面“形式结构”来实现他的形式与功能复杂关系(复杂的不一致性)的现实表达呢？ 西方学术有个习惯，每当在想突破既有的发展极限时，都会习惯性的回到事物的定义、起源去搜寻另外的可能，建筑也不例外。在该公园方案的表述上，屈米用最基本形态元素点、线、面这三个分离的体系去对应空间、运动和事件这三部分所转化出来的复杂建筑映像，去暗示建筑和城市形式与功能对位之间的复杂关系。点红色建筑物，以10立方的总体积均布于120X120米的格网交点上；线两条东西向和南北向的直线性步行道以及一条曲线性的“电影步道”，贯穿这个基地和联系基地周边；面大面积的功能设定区和保留的工业建筑。点线面结合的关系不是通过组合，而是通过直接的叠加来实现以“建筑”的方式来适应形式、空间和事件之间的分裂和重组。这种电影剪接式的手法颠覆了以往建筑、城市设计的形态完整性的思维，仅以强有力的结构为新秩序和新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清晰和逻辑性的可能，是一种解决当代设计问题中对复杂现象的一种控制和引导手段。他直接瓦解了自包豪斯以来的功能形式主义影响下的建筑表现传统，仅仅以结构形式的方式，去实现建筑、城市、事件的预设。这个现实的跨越充满了梦幻的色彩，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去思考二十及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和建筑的可能。这种力量和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所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充满了破坏性，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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