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曼的认知心理学理论

1、卡尼曼的认知心理学理论一、卡尼曼其人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心理学和公共关系学教授卡尼曼以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和法学教授（Vernon L.Smith）。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54年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获心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国工作，任希伯来大学心理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在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英国剑桥的应用心理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1978至1986年任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19861994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1993年至今任普林斯顿大学Eugene Higgins心理学教授、公共关系教授。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拥有美国和以色列的双重国籍。卡尼曼遵循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A.Simon）的“有

2、限理性”理论和启发式的思想，提出三种常见的启发式：代表性、可得性以及锚定和调整。卡尼曼发现人类的决策行为常常是非理性和有偏差的，这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不符，而且这种偏差是有规律的。卡尼曼提出前景理论以解释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在他的研究中，“把心理学的，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思想，结合到经济科学中。”Vernon L.Smith的贡献是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的新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并宣布，卡尼曼和Vernon L.Smith奠定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基础。卡尼曼的主要发现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其中他论证了人类决策是怎样系统地偏离于标准经济理论所作的预测。他的工作在经济学和金融领域中激发了新一代研究者的兴趣，致力于用认知心理学的知识探讨人类内在动机，从而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在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on的有限理论的基础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关于人的决策如何系统地偏离于理性的研究己成为有限理性研究的核心，并为判断和决策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其它学科如管理科学、金融、

3、投资和消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最近开始对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和其它政治科学也发生影响。然而，虽然卡尼曼和Vernon L.Smith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不仅可以进行宏观研究，而且可以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如对市场设计就可以事先用被试进行实验，从而确立了实验室研究作为经济分析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关于个体选择的理论能否扩展到群体决策，以及实验室实验结果如何应用到真实世界情境中，将是未来研究的艰巨任务。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一一-理性人假定。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开始研究行为经济学,但早期的研究比较零散。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前景理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揭示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4、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尼曼的获奖,有可能改变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卡尼曼关于判断和决策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是，1974年与特沃斯基合著的文章“不确定性判断：启发式与偏见”9，以及1982年与Slovic和特沃斯基合著的同名文选10。关于前景理论的文章“前景理论：对风险条件下决策的分析”，发表在1979年的Econometrica上，是该刊历史上被最广泛引用的文章。以上几个著作在过去的20年中平均每年被引用超过100次11。另外2篇卡尼曼参与写作的知名著作见文献12和13。二、基本理论1、理性人假设和有限理性自Aristotle时期始，哲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其行为是由理性驱使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疲劳、醉酒和愤怒时，人们的决策和思维才会是非理性的。这个理论认为正常的人具有合理的推理能力，掌握了规范化的理智和决策原则。这些理性的决策原则表现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从世纪伊始，欧洲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现实的人都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孤立的数学模型中的理性人。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也贯穿着理性人的思想，承认“经济

5、人”(homo economics)的假设，认为人类为个人利益所驱使，决策者基于所掌握的信息做出全面的权衡，做出最优的抉择。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理论大厦无法通过经验科学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1947年西蒙（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1。他认为，在当今的复杂社会里，一个人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来做出合理的决定。相反，人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因而，人不可能全面考虑问题做出合理的决策。在现实社会里，人们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靠以往的经验，即采取经验法（亦称启发式，heuristics）。自此，Simon开创了“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新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卡尼曼和一些认知心理学家继续Simon所开创的启发式的研究，并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和决策时常常是非理性的，证明传统的人类理性的假说是错误的（特沃斯基于1996年去世）。而且人们做出

6、决策的偏差是有规律性的。卡尼曼横空出世，把“心理学研究方法”渗透到人们经济行为的研究中，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些重要发现开创了关于“启发式与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的大量研究。这类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影响遍及许多学科，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政治理论、和医学。卡尼曼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类行为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判断与决策的问题。例如，2003年春季发生在中国广州、北京等地区并向周边省市蔓延的“非典型肺炎”事件中，我们领略到了“公众恐慌”和“奸商险恶”的厉害，感受到了“市井谣言”的恐怖和“公众常识”的脆弱，一些媒体把这笔账都算到了“公众知情权缺失”的头上，精于“公众心理分析”的卡尼曼之眼更关注的是这个“不确定情境下人们估计和决策”的过程。肺炎的“非典型”给公众的猜测留下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卡尼曼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时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而理性人假设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在突如其来的“不确定”下，人们往往只是会重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的现象，在“肺

7、炎事件”中，人们直观到了什么呢？确实死了人，确实有人进了医院，确实有许多人正在抢购药品而忽视了先验概率，即以往存在的知识、常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认知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夸大按“常识”得到的条件概率，同时也会夸大“典型暗示”的作用，忽略先验概率，所以，“非典型”的不确定会内卷化为一场人人自危的生命恐慌。卡尼曼还提出了他称为“小数法则”的认识偏差：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做推测。我们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渐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这种法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主体虽然知道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但在主观上对已发生的小样本事件进行错误的估计，高估未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概率。无疑，在“肺炎事件”中，慌乱中的人们就受到了这种“小数偏差”的左右，自己内心中其实已经夸大了“疾病危害”的程度，抢购风潮和危险谣言只能让这种“小数法则”雪上加霜。卡尼曼的研究还告诉我们，人们在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和估计的时候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始值进行修正

8、。显然，对于神秘可怕的“非典型肺炎”，人们心中已经设定了“自己不可把握”的“警惕”，他们又接收到了什么样的反馈信息呢？奸商的危言耸听，好事者的成倍夸大，眼见为实的高价药品在这样的“条件概率”下，人们的观念在“抛锚”于初始值的水平只会攀升。如何来扭转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预期的诸种偏差呢？看来仅仅满足“知情权”，把“不确定”变成“确定”还是不够的，“知情”如果不能克服“认知偏差”，如果不了解民众在不确定情境下的“认知习惯”，即使“知情”也没有太大作用。2、不确定性判断：启发式与偏见遵循Simon的有限理性学说2，通过对判断的研究，Kahneman和特沃斯基指出，人们在不确定性世界中作判断依赖于有限的启发式。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代表性越高的样本其判断的概率越高。例如，人们一般认为从A盒子（70个红球30个白球）中取出4白2红的概率小于从B盒子（70个白球30个红球）中取的概率。这可以看作是代表性启发的作用：4白2红的样本与B盒子中白多红少的构成更类似。“代表性启发式”指的是，立基于一个事物或事件和

9、某个种类成员的相似性来评估一个事物或事件属于这个特定种类的可能性。在一个实验里，研究对象被告知对几个人个性的简单描述，然后要求他们估计在每一个描述中，分别指的是工程师还是律师。在一个实验中，研究对象被告知这些描述是从一个由70名工程师和30个律师组成的群体中随即抽取的，在第二个实验中，这两种职业的比例互换。按照贝叶斯法则，对概率的理性评估应该包含先验概率（基于工程师和律师的相对比重）和现在的信息（基于描述）的结合，两个实验下不同的先验概率必然导致不同的概率评估。然而，研究对象评估的概率几乎一致，表现出重视代表性和相似性、忽视先验概率和基础概率的倾向，在无数其它的实验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代表性”启发式的影响导致了对概率结合率的违反，给定事件A和B，A和B同时发生的概率不会超过它们单独的概率。在一个实验中，Kahneman & Tversky 给研究对象如下的描述：“林达，31岁，单身，坦率，很聪明伶俐。她的专业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生，她密切关注歧视和社会公平问题，而且参加“反原子能”游行。” 然后要求研究对象估计各种对林达描述是正确的可能性，其中有“林达是银行出纳员”，“林达是银行出纳员并且在妇女运动中很积极”85以上的研究对象相信林达更可能既是银行出纳员也是女权主义者， 而不是仅仅是一个银行出纳员，这与概率的规律相反。“代表性”启发式有意思地暗示对一个特定结果可能性的估计低于多个结果同时发生的概率，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因果机制在起作用。80年代的实验发现研究对象相信“俄罗斯侵略波兰，美国和苏联彻底断交”比相信断交自身要多一些。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或回想起的客体或事件被判定为更常出现。例如，对于下面这个问题，“字母k常出现在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位置还是第3个字母位置？”绝大多数人认为字母k常出现于英文单词的开头。但实际上，在英文里，第3个字母是k的单词数是以k字母开头的单词数的3倍。人们之所以认为字母k常出现于英文单词的开头，显然是由于人们更容易回忆出以某个特定字母开头的单词，而不容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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