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五行的制化与胜复的关系

1、五行的制化与胜复的关系五行系统结构的“制化”调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所谓“制化”调节，主要是指五行系统结构在正常的状态下，通过相生和相克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调节效应，从而保证了五行系统结构的动态平衡和正常生化活动的进行。从五行的整体来看，任何两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表现为调节路线与反馈机制相似的形式。以“木”为例：在正常情况下，木受到金的制约，木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于金，但木能生火，火有克制金的作用，木通过生火间接地对金发生制约性的反作用，以使金对木的克制不致过分而造成木的偏衰；同时，木还受到水的资助，而木又通过生火，加强火对金的制约，以消弱金对水的滋生，从而使水对木的资助和促进不致过分，保证了木不会发生偏亢。其它四行以此类推。所谓“制则生化”，就是说五行系统有了正常的相互制约，才能保证正常生化活动的进行。如木能制土，火才能生化。是说木能克土，但土能生金，金又能克木，因而保证了木的不亢不衰，故能使火正常的生化。即是说，母气能制己所胜，则子气就能等到母气的滋养而正常地生化发展。所以相生和相克是事物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不能发生和成长，

2、就没有循环运动的向前发展；没有克，就不能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就没有循环运动的动态平衡。正是这种生与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相反相成的制化调节，从而使五行系统结构保持了正常的协调平衡。就人体的生理活动而言，在脏与脏的各系统之间，同样是既有资生，又有制约，从而保证了人体正常机能活动的协调，维持人体气化活动的正常进行。五行系统结构的“胜复”调节：所谓“胜复”调节，主要是指五行系统结构在反常的情况下，即在局部出现大的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相胜关系而产生的一种调节效应。从而使五行系统结构所出现的某些一时性的偏胜偏衰，经过自我调节，由不平衡而恢复其平衡。诚如上述，五行的“制化”，是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相生、相胜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调节效应，当此之时，就每一行来说，并无偏盛偏衰可言。就人体来讲，也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因素或内在因素影响的脏腑机能活动协调平衡的生理状态。事实上，不受外界或内在因素影响的生理状态是很少的，因而中医认为光谈五行的相生和相胜的“制化”调节，尚不足以说明事物内部结构关系的复杂变化，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事物在某些因素影响下发生某些异常变化时，在一定的限度内尚能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为此，中医学又创立了五

3、行“胜复”的调节理论。事实上，天地万物在其循环运转的发展过程中，其五行结构并不总是处于“制化”调节的正常关系之中。五行中的每一行，除表现为“平气”，即正常水平外，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出现“太过”或“不及”的情况，使其正常的制化协调关系遭到破坏。当此之时，五行结构不能自行调节，就会出现相乘、相侮的反常现象。故素问六节脏象论中说：“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薄，即逼迫的意思。素问五运行大论又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可见，当五行之中某一行出现太过或不及时，则不仅这一行与其他相关行间的不平衡加剧，而且该行与其它四行的关系在总体上也出现了不平衡。假如这种太过或不及所造成的偏盛偏衰情况无法调控，得不到及时纠正，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五行制化关系紊乱的局面。对于人体来说，就是病理状态。然而，中医的五行学说认为，五行系统结构作为整体，对于某些太过、不及情况的出现，恰恰具有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自我调节，使之恢复正常制化的能力，这就是“胜复调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有胜之气，其必来

4、复也。”所谓“胜气”，即是指由于太过所引起的一种对“己所胜”过度克制的力量。所谓“复气”，则是指由于胜气的出现所招致的一种能够将其压抑下去的报复力量。有胜气出现，必然有复气来进行调节，这是胜复调节的规律。关于“胜复”调节的机理与过程，仍以木为例：如因某种因素的影响而使木气太过时，木作为胜气，则过分克伐土，从而使土气偏衰，土由于偏衰减弱了对水的制约，水因此便偏盛起来，从而加剧了对火的克制，火被抑制而偏衰则又降低了对金的制约，金于是便旺盛起来，从而把太过的木气克伐下去，使其恢复正常。如由于某种因素而导致木气不及，则会受到金的过度克制，但木衰不能制土，则可引起土气的偏盛，土偏盛则会加剧制水，而使水偏衰，水偏衰则制火之力降低，从而引起火气偏亢，火气偏亢则加剧制金而使金气衰，金气偏衰则降低对木的制约，从而使不及的木气得到恢复而成为平气，以维持五行结构的相对平衡。故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就是指的这一调节过程。然而，盛气出现，如何导致复气来进行调节？二者在量上又是如何表现的呢？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胜至则复，复已

5、而胜，不复则害。”气交变大论说：“胜复盛衰不能相多也，往来大小不能相过也。”五常政大论说：“微者复微，甚者复甚，气之常也。”意思是说，所有报复之气的轻重，都是随着太过所引起的过度克伐力量大小而定。胜气重，复气也重；胜气轻，复气也轻。这是五行胜复调节的一条法则。所谓“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随之。”即是指在这一调节过程中，凡在有相胜关系的各行之间，有多少太过，便会引起多少不及；有多少不及，则又会引起多少太过。总之，在五行系统结构中，其本身包含着两套自行调节机制和途径，一套是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任何内、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所存在的制化调节机制，一套则是在反常情况下（即有某些因素影响而出现太过、不及的情况下）所存在的胜复调节机制。这两种调节机制相辅相成发挥其正常的调控作用，保障着五行系统结构的动态平衡和循环运动。应当说明，就人体而言，所谓反常情况下的“胜复”调节，并非指病理状态，只是说在某种外界因素或内在因素的影响下，如情志的刺激、气候的寒热变化，以及某些病邪的轻微影响等，虽然也可以导致脏腑功能出现暂时的太过、不及和脏腑关系的不平衡，但由于没有超过“胜复”调节的能力和限度，胜复调节

6、机制仍能起调节作用而恢复其脏腑功能的协调和平衡，故也不会发生疾病。只有在五行系统结构的某一行亢盛无制而为害，两套自我调节机制都不能起作用而恢复其正常时，方能引起机体生化机能的紊乱，从而产生疾病。故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害则败乱，生化大病。”“脾为后天之本”与“胃为五脏之本”按“脾为后天之本”一语，首见于明代李中梓之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载曰：人体“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此论一出，即为广大医家所接受，成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著名观点。然而“胃为五脏之本”一语，则来源更早，出自灵枢营卫生会篇：“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金元脾胃论大家李杲，在脾胃论中指出，“元气”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发源于肾，但赖后天摄入的营养滋生，而后天营养的来源，首靠胃的摄纳作用，故胃为后天元气之根本，脾只是代“胃行其津液”而已。如李杲曰：“脾全借胃土平和，则有所受而生荣，周身四肢皆旺，十二神守职，皮毛固密，筋骨柔和，九窍通利，外邪不能侮也。”又曰：“真气又名元气，乃先生身之精气也，非胃气不

7、能滋之。元气、谷气、营气、清气、卫气、生发清阳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中医又有“胃气”一语，胃气在人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景岳全书曰：“凡胃气之关乎人者，无所不至，即脏腑声色，脉候形体，无不皆由胃气。”由此可看出，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大源，一身气血皆从胃中谷气化生而来，胃气有权，诸虚皆可弥补，故胃关系于一身最重。鉴于此，有人提出，“后天之本”不在脾当属胃。脾与胃同居中焦，以膜相连，足太阴经属脾络胃，足阳明经属胃络脾，两者构成表里配合关系。在水谷纳运方面，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为脾主运化提供前提；脾主运化、消化食物，转输精微，也为胃的继续摄食提供条件及能量。景岳全书曰：“胃司受纳，脾主运化，一运一纳，化生精气。”在气机升降方面，脾气主升而胃气主降，相反相成。脾气升则肾气、肝气皆升，胃气降则心气、肺气皆降，故为脏腑气机上下升降的枢纽。在饮食物的消化吸收方面，脾气上升，将运化吸收的水谷精微和津液向上输布，自然有助于胃气之通降；胃气通降，将受纳之水谷、初步消化之食糜及食物残渣通降下行，也有助

8、于脾气之升运。在阴阳燥湿方面，脾为阴脏，以阳气温煦推动用事，脾阳健则能运化升清，故性喜燥而恶湿；胃为阳腑，以阴气凉润通降为事，胃阴足则能受纳腐熟，故性喜润而恶燥。临证指南医案曰：“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故也。”脾易湿，得胃阳以制之，使脾不至于湿；胃易燥，得脾阴以制之，使胃不至于燥。脾胃阴阳燥湿相济，是保证两者纳运、升降协调的必要条件。由此观之，脾与胃在功能上相互为用，没有胃的受纳、腐熟水谷，就没有脾的运化、转输精微，没有脾升，则也没有胃降。两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不能将二者分割对立来看，后天之本不在脾当属胃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另外一个方面，“脾为后天之本”与“胃为五脏之本”这两个论述，看起来好像互相矛盾，实际上说的是一个问题，就是脾胃在人体中的重大作用。如果改成“脾胃为后天之本和五脏之本”，我想就没有歧义了。试述体质与疾病的关系及其启示体质是指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遗传性和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性。疾病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差异，取决于个体的自身素质，体质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和发

9、展变化、转归、预后上的差异及个体对治疗措施的不同反应性。因此，体质与病因、发病、病机、辨证、治疗及养生预防均有密切的关系，体质学说在临床诊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学强调的“因人治宜”就是体质学说在临床应用方面的体现，是个性化诊疗思想的反映。下面分而论之。体质说明个体对某些病因的易感性。体质的差异性，常导致个体对某些致病因子有易感性，或对某些疾病有倾向性。由于受先天禀赋和后天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着偏阳质和偏阴质，二者对不同的致病邪气有各自的亲和力而表现为易感性。相同的条件，相同的致病因素，在不同的个体反应却不一样，出现不发病、发病、发病轻、发病重、易治愈、不易治愈等不同结局。如前年的H1N1甲型流行性感冒，病情却是轻重不一，可表现为鼻塞流涕、喷嚏咳嗽，重的还可表现为发热、发展为支气管肺炎。这就是个体差异，是由不同的体质决定的。临床研究发现部分肿瘤发病有家族史，即同一家系中肿瘤发病率很高，且发病年轻。此种家族发病呈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特点，以往称之为“癌家族”，又称“遗传性癌症综合征”。体质有阴阳之别，强弱之分，偏寒偏热之异，灵枢五变说: “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所以在发病时，偏阳质的人耐寒，而对阳邪的易感性强，多发实证、热证，并发展演化为阳亢、阴虚、痰火等病理性体质。偏阴质者耐热，对阴邪的易感性又比较强，发病后多表现为寒证、虚证，发展为阳虚、痰湿、水饮等病理性体质。正因如此，会出现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等不同证候，才能出现上述有人发病而有人不发病的现象。体质因素决定着伤寒发病的性质: 阳人质偏实热，受邪后从阳化，其病多在三阳; 阴人质偏虚寒，病后邪从阴化，多在三阴。体质的倾向性使人对致病因素或疾病具有不同的易感性。特定的体质与相应的病邪之间具有特殊的亲和能力，即所谓“同气相求”。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稚阴稚阳”、“纯阳之体”，故易患消化系统疾病和热证; 青春期以后肾精渐充，体质基本定型; 成年以后由于生活习惯、工作环境与压力等因素的不同，对体质的影响也比较明显，所以人群会有体质强弱的不同，其对各种致病邪气的易感性各异，感受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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