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国学博士论坛：从《明诗综》观明末清初学风

1、国学研究-国学博士论坛从明诗综观明末清初学风 李程，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朱彝尊明诗综研究。博士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三夕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齐洲明末清初灿若星辰的学者群体中，朱彝尊以“博综”著称，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作为其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著，明诗综一书在编撰旨趣和编撰实践上不仅鲜明地体现了其学术思想之个性，又与彼时学术风气紧密关联：“以诗存史”观念呼应着清初史学的建设，“宗经”“重学”“博综”“致用”等旨趣则反映出明末清初学术以“批判”和“承续”为特征的学风趋向。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彝尊应“博学鸿词科”之试，以一等录取，授官翰林院检讨，充明史修纂官，后因私自携小吏入史馆抄书被弹劾降职，未能继续参与修史。明诗综的编撰，是其史学编纂思想的另一种实践。在明诗综自序中，他明确指出此书编撰目的在于“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明诗综虽非史书，但是因为入选诗人和诗作条目中有朱彝尊撰写的诗人小传和诗话，所以很多史料得以保存，史实如卷六十三谭清海条选录有谭清海在明穆宗时议礼所上三大礼

2、疏，“实录不书，野史失载，故节录之”，制度如卷八十三太庙时享、太学释奠、雩祀、升祔等条目对明代的国家祭祀仪式有细致的记载。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相比较，明诗综更为注重对明末党锢之士、抗清诸臣以及遗民诗人所作诗歌和生平事迹的收录和采集。在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中，朱彝尊对自己这种有意而为的“存史”实践作了说明：“故彝尊于公安、竟陵之前，诠次稍详，意在补列朝选本之阙漏。若启祯死事诸臣，复社文章之士，亦当力为表扬之，非宽于近代也。”对“诗”与“史”关系的探讨，是清初文人学者的重要话题之一。杜濬程子穆倩放歌序说：“诗可以正史之伪”。屈大均东莞诗集序指出：“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自序中申明其借诗以存史的编撰旨趣：“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以诗补史”：“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籍乎诗也？”（万履安先生诗序）明亡以后，遗民学者以“存国史”为“后死之责”，史学因此被赋予了

3、深刻的政治意义。黄宗羲在其所撰董守谕墓志铭中说：“国可灭，史不可灭”，这也是清初遗民学者的普遍观念。因此，私家史述成为他们对抗官方政治话语的一种重要形式。黄宗羲认为：“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亦谁命之？而不谓之国史，可乎？”意在彰显遗民学者对于史学的参与和建设。朱彝尊曾比较官修与私家史述，认为“国史成于官局者，未若一家之专”。“以诗存史”这一观念可以说是清初遗民学者对于史学范畴的一种刻意延展。遗民学者自觉的历史撰述意识以及对于“诗”与“史”关系的思考，以求真和征实为治史标准，在理论和实践的多个方面参与着清初史学的建设。从钱谦益“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见解的提出，经过顾炎武以“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加以发展，到费密表彰汉儒经说，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以实志道”，以经学取代理学，回归汉儒，已成为明末清初的学风所向。黄宗羲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朱彝尊在学术思想上，也是主张以经学为根本，他明确指出：“然后知进学之必有本，而文章不离乎经术”，经义考一书的编撰则是其“宗经”观念的集中体现

4、。这一观念同样反映在明诗综中，对于沉潜六经的学者王樵的诗作，朱彝尊有“实获我心也”的感慨：“方麓研心著书，自言六经毕其四。诗特游艺，然清婉轶伦，当甔甀太函白榆澹思叫嚣之会，乃闻此雅韵，实获我心也”。清初学者对于明人“不学”的批评，几乎众口一词。顾炎武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批评晚明颇有影响的竟陵派：“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说学而已。”朱彝尊同样从诗文创作的层面对明人“不学”以致空疏浅薄提出批判：“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实非，不学墙面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疏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读书破万卷乎？以此知兴观群怨，必学者而后工。今有称诗者问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堕云雾，顾好坐坛坫说诗，其亦不自量矣。”宋濂、方孝孺、胡应麟、方以智等人，虽不擅长于诗，但学有根柢，朱彝尊在明诗综中对他们称扬有加，而于李梦阳、薛应旂等人，朱彝尊则或视其浅薄，或责其孤陋。“重学”作为一种批评倾向具体表现在明诗综的编撰中。王国维在评价清代学术时曾说：清学有三变，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清初学术承续了明代

5、学者对于综合和统贯的重视以及“嗜大”的学风。就儒学而言，明末大儒刘宗周就一再批评俗学的“支离”，强调谱系和统综的学术体系，孙奇逢、方以智、黄道周等人，更是注重学问的“会通”。李时珍本草纲目、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等著述，体现了明代学者对于“博”和“大”的追求。清初学者治学以“博学于文”为风尚，对经史百家之说皆有广泛的涉猎。以黄宗羲为例，他不仅在史学、经学方面卓有成就，对于天文、地理、历算、数学等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朱彝尊本人崇尚“博学”，他的学术研究亦以“博综”著称，沈德潜说：“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虫鱼诸类，无不一一考索。顾宁人先生不肯多让人，亦以博雅许之。”明诗综以甄综有明一代诗人诗作为宗旨，体例结构皆与正史修纂的宏观布局相一致，在具体编撰实践上体现出“博综”的学术旨趣。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阨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经世致用”思潮极盛于清初，而其兴起，则早在明代万历中叶。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明确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张，其后，复社领袖张溥、陈子龙等人进一步将经世致用思潮向前推进。清初倡导“经世致用”最为突出者，当推黄宗羲与顾炎武，黄宗羲所撰明夷待访录被后世学者推许为“经世实录”，顾炎武写作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有着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朱彝尊的嗣父朱茂晖，是明末复社的重要成员，复社“复古致用”的理论主张对朱彝尊学术思想的形成有深刻影响。游幕四方之时，朱彝尊又与顾炎武等倡导经世致用的学者交游颇多。朱彝尊认为，君子之学须见诸行事：“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学，投荒裔、御大敌，平大难，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传所称三不朽者，盖兼有之。世儒讲学率寓之空言，先生则见诸行事者也。”他所撰述的日下旧闻、与曹寅合纂的两淮盐荚书等都是致用观念的实践。明诗综旨在“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其中对于顾炎武、黄宗羲以及几社、复社、应社诸君子的评价，都可见朱彝尊对于经世致用观念的认同。朱彝尊明诗综一书的编撰带有明末清初学风的深刻印记，与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著述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积极构建着清代学术的起点，成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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