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诏国前期城镇的类型层次与文化归属及其历史意义.docx

    略论南诏国前期城镇的类型层次与文化归属及其历史意义    李宇舟Summary：在对已有的南诏国前期（公元737—754年）其城镇类型和层级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其建置风格和文化归属作更深入的探讨，探索南诏前期城镇的城建模式和筑造观念，都积极地引入了唐朝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样式，但同时又保留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名称与地域风貌特征，引入儒学、道教、佛寺的建筑文化，并同本土的文化习俗融合，这在南诏前期的城镇建设中都有所体现因而，从城镇建置的角度，体现出南诏国政权自建立之初就具有了文化兼容的特征，这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Key：城镇类型：城镇建置风格：文化归属：K242 ：A ：1673-2596（2021）10-0036-07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次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南诏国建立此后南诏在唐廷的支持下继续完成了兼并五诏的历史使命，以洱海流域为其前期“国境”直到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忿怨反唐，遂称弟于吐蕃经过近五年的天宝战争（公元750—754年）胜利之后，南诏在西南开始了大規模的扩张，南诏国进入了中后期的发展进程，疆域随之扩大了数倍。

南诏国前期（公元737—754年），洱海区域的城镇基本形成了以王都为核心的整体分布体系，军事防御是城镇建设和构成的主要目的在此目的的统摄下，南诏洱海区域的城镇凸出地表现出军事防御的功能但是，南诏国的城镇按功能划分并不局限于军事防御，其在洱海区域乃至于后来扩大到了的滇池区域，其城镇分布按其功能划分还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一、南诏国前期城镇的类型和层次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今天还无法还原南诏国前期的城镇构成原貌，但是，结合南诏国的历史文献和当代一些云南考古学者对南诏洱海的发掘报告，对城镇按其功能还是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见表一）对南诏前期的洱海城镇群作功能类型的简单区分，还不能立体地了解城镇群的战略建构格局南诏前期洱海区域内的这十多座城镇，大多数在洱海坝子，少数在洱海坝子外围南面按其功能、职责可大致分为上述五个类型，在此分类的基础上，从内至外又可以分为三个防御层次的城镇群第一层次：位于洱海坝子的中部，包括太和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都曾先后作为南诏政权的都城，是南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诏虽三易其都，但都基于洱海坝子的核心区域内出入，其目的就是要凭借坝子四周天然具有的屏障为保障第二层次：主要位于洱海西侧的陆地南诏都城的南、北两端（只有三阳城位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之间），包括北面的邓川城、龙口城、三阳城和南面的龙尾城，为第一层次的军事屏障，其职能是从陆地上拱卫第一层次这个南诏都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安全。

第三层次：位于洱海坝子外围南面与洱海坝子仅一山之隔的巍山坝子、弥渡坝子，包括白崖城、蒙舍城、巄山于图城，其中的白崖城在作为封邑的同时，还兼有监管软禁被征服的异族上层人士及其宗族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的，这一层次的诸城镇是南诏政权中心附近稳固的后勤基地和物资、人员大后方巍山、弥渡两个坝子地形一马平川，有沃野良田且物产丰富，其可耕田地远较洱海坝子更大（洱海坝子南诏时较今要小些，这从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距今洱海的西湖岸线已有近300米的距离即可看出，当初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至少是到洱海边的，其原因张增祺先生已有论述，况且洱海坝子地势为苍山的冲积缓坡，不如巍山坝子和弥渡坝子平整肥沃更易于耕种），是南诏政权就近的两大粮仓从各类城的性质功能来看这三个层次，可以发现外层是逐层向内递进为内层服务的，其目的和用意只有一个：保证都城的军事安全和南诏政权的平稳运行，从而使南诏得以稳固地发展，并进一步得到壮大二、南诏国前期城镇的文化归属和建置风格“历史上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建设与国家的强盛与否密切相关”自先秦以来，云南本土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浸染，从未断绝秦汉以降，始置郡县，随之而来的是汉族的移入，益州开始设郡置县，汉族移民往往集聚于郡县所治，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开始在云南地区出现，零零星星分布于中原入滇的交通干线周围，城镇文明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当地民族的原始聚落向中原城镇、乃至于中原城市转变和发展的态势。

魏晋以来，中原王朝暗弱，携带着中原文化基因的南中大姓崛起，南中的部分民族群体在中原外力的强烈刺激和诱导下也迅速壮大，各民族的聚落较为明显地朝中心都邑，甚至城镇发展，但其主导力量逐渐由中原王朝演变为本土大姓、民族部落，由于中原农业文明在南中、特别是河蛮当中的广泛传播和积淀，南中地区特别是洱海河蛮地区开始孕育着自己的政权组织和城镇体系南中郡县的设置、汉族的迁入以及西南夷当中农业民族群体（主要指河蛮）的迁徙，不仅极大影响着郡县政区内的农业人口比例和户口数量，农业民族群体的迁徙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以云南原始民族群体聚落的快速发展为基础促成了早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而魏晋以来，南中大姓、部落的崛起又把城镇发展的主导权交回到本土力量手中，大姓和本土民族对南中地区的相互争夺势必让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朝一体化整合的方向发展，而聚邑、城镇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集聚的场所和集聚的方式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储备和发展农业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文明财富和人口的集聚，那么随之而来的文化要求就是要对农业产品和财富进行有效保存和保护，对农业劳动人口的集聚管理和有效组织，“自固城邑”修筑有军事防御功能的邑聚、坞堡显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农业民族群体这一生产生活需要，虽然还不充分，但是为了农业文化的运行需要，建立必要的社会运行制度和权力组织，必然要求建设有上下各级行政执行和管理机构，这些行政层级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功能设施和行政及军事处所。

唐初，洱海区域属于农业文明的河蛮，筑有自己的城邑便是例证隋唐一统，中原的文明发展又逐渐回归到全国文化一体的系统当中，中原文化的复兴、政权力量的加强势必又像秦汉时期那样，再次对云南地区造成强大的文化辐射和文化影响在隋及唐初的短暂时期内，云南的局部区域——滇东北、滇中及滇西的局部片区又重新被纳入到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圈层以内，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之一——城镇——又在这些地区缓慢地开始兴起然而，此时云南境内的文明发展已不同于秦汉时期的格局，本土的民族力量经过魏晋时期长达近400年的发展已较为强大，携带着中原文化因子，滇池、洱海两大区域的民族群体开始有了局部的资源整合和局部政治统一的诉求由于汉、魏以来的经营，奠定了滇东北、滇中地区民族聚落、集镇馆邑林立的局面，由于隋、唐王朝对南中爨氏的深刻影响造成了这些区域的城镇发展在被南诏统一之前，始终在中原王朝的统摄和规置之下缓慢发展而归入了唐城或羁縻城镇的范畴;由于唐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历史机缘，造成了南诏的崛起和强大，从而，出于新兴政权施行和统治的现实需要，更出于军事安全和对外扩张的战略考虑，造成了南诏前期洱海城镇的兴起和密集的格局从此，云南洱海区域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开始勃兴，结合了政治治所与军事防御的城镇从滇东北至滇中一直延伸到滇西都有分布，只是由于这个时期受社会生产水平及商品贸易发展滞后的束缚，城镇中的“市”还尚未完全成形，因此，城镇依然滞留在政治、军事的功能层面上，真正的城市以及城市群还未形成。

南诏统一洱海后出于政治统辖和军事防御的需要，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洱海区域的城镇群建设，把洱海的城镇群规置成为以王都为核心由内而外大致分为三个圈层的模式南诏洱海城镇群不仅满足了政治统辖、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且还为南诏中后期的双王都模式提供了范本，以至于南诏后期以及大理国时期，云南的城镇群基本围绕洱海、滇池两个核心区域向外延展洱海河蛮族属白蛮一支，本身融合了部分汉移民，汉化程度较高，较之其他民族更易于吸收汉文化，因而南诏统治者在政权中安置大量白蛮官员，其目的正是希望利用白蛮的这一特性来更大限度地吸收、利用汉文化，而随着白蛮政治地位的提高，又为其更多地吸纳汉文化创造了条件由此，南诏的城镇发展深受唐初云南羁縻府州的建置模式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先秦以来云南所处的西南多元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互融但却异质，因此，南诏城镇的建设也表现出与中原城镇异同兼有的特点南诏在城镇建设的推进过程中，不但大量模仿中原的建城模式和规范，还积极地引入了唐朝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样式譬如：“择胜置城”，考察筑城城址的自然地理条件，有效地利用城址周围的自然资源，使得所筑城镇的功能能最大地发挥出效力大理崇圣三塔虽建于与唐复盟的南诏中后期，但可以推断，受唐扶持统一六诏的南诏前期，筑城也不会离开唐廷的帮助。

譬如：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所筑之巄（山+于）图城的考古遗址中，就可以发现与唐都长安城兴庆宫遗址所出土的极其类似的莲花纹瓦当又如：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南诏主盛罗皮于巍山建巡山殿供奉南诏创始诏主细奴逻巡山殿俗称土主庙盛罗皮遣部下张建成入觐唐玄宗，玄宗给予热情接待，赐浮图像此时的巄于图城早已建成，离迁入洱海区域的太和城又尚早，那么巡山殿和浮图像都应置于巄（山+于）图城当中那么，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也应置于城中，从而成为巄（山+于）图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汉传佛教和儒教都在南诏前期已传入了云南，从民俗宗教来看，由于汉族移民的迁入，特别是天宝战后，唐军降卒的滞留于洱海，对南诏而言，增加了中原民间信仰的影响南诏本土阿吒力教中的大黑天神经过世俗化后，被重塑为道教的人物，又说明了密教与道教的融合南诏上层也尽可能地显示对道教的尊崇，如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南诏王世隆“于白崖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铸天尊柱南诏城镇中这些民俗信仰的存在不可避免要求有中原道、儒建筑的设立，于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些携带着浓厚中原文化因素、广泛涉及教育、宗教、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建筑，在南诏前期的洱海城镇群当中，已经存在不少。

另外，南诏早期所筑的城池凸出于军事的功用，其城镇的城壕、城墙、城楼、城塔以及内城、外城和瓮城的建置也应该参照了不少唐城、特别是唐初云南剑南边州都督府治的建造元素同时，南诏的城镇建设又保留了本土民族群体丰富的文化元素于其中首先在称谓上，《滇云历年传》记载了辑者倪蜕的一段按语日：“习农乐即细奴逻，唐季又有蕃相名悉那逻，字异而音同也昔人谓：夷别音，在音，不在字;华别字，在字，不在音夷人”注重读音，而不重字录樊绰《云南志》也说：“言语者，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究其原因，“大抵所谓焚文，即以汉字传其方音，士大夫认为鄙俗不典雅;但南诏、大理时期通行，元明以来民间亦习用未废;这里用汉字写方音，较之汉晋时期夷言汉语掺杂的做法，汉文的应用更提高了一步”统治南诏的上层贵族虽为乌蛮，但南诏的主体民族群体依然是白蛮南诏白蛮的文字（即焚文）吸收了大量汉语成分，而名物读音却保留了“夷语”的发音因此，许多南诏的城镇、政区、民族名号、官衔称谓都需要回到“夷语”的语境内解读其意，不能讹误于汉字的纪录南诏都城之名称阳苴咩，“阳”字的前身为“羊”，相关考古已证实：自先秦以来，洱海区域的羊已是当地的畜牧主要物种，现代白语中羊读yon，阳读ylnsx，羊之改为阳，是汉文化习俗深入到白族先民之中后的事情;“苴”应读“首”的音，是一个古白文字，意思为人或族;咩古白语发音mairx，意为牧场，因此阳苴咩完全是个古白语的音译汉字表述，原意为牧羊人之坪，原为河蛮所有，已有学者疑其为河蛮中的大姓—杨氏（如唐初西洱河大首领杨盛、杨同外、左将军杨农栋等）的“自固城邑”，阳苴咩城原为杨同（貝+僉）城。

正由于夷语“在音，不在字”，所以樊绰《云南志》称“苴哶城”，《旧唐书》记“阳苴咩城”，《新唐书》作“羊苴咩城”，另有一说“‘苴咩与现代彝语‘兹莫为双声，当为‘兹莫的对音，义为‘王，‘苴咩城即‘王城之义具体而言，“‘苴哶一语，或即tsaubwa，Chaohpa之对音，苴哶城者，王城或京城之义也……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