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伦理与和合经济发展.doc

儒教伦理与和合经济发展儒教伦理与和合经济发展张立文儒教伦理与和合经济发展张立文一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价值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被誉为“日本工商之父”的涩泽荣一倡导“《论语》算盘”说，反对把儒教伦理与经济振兴分二为了振兴日本经济，他辞去官职，投身于经济振兴的实践，创办500多家企业，并操办、参与、支持公益慈善事业600多项，组织《论语》学习会，资助各种《论语》研究活动等儒教伦理成为其振兴日本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力量涩泽荣一所开出的“按照《论语》的教谕经商谋利”之路，并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世俗苦行”和“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的经济伦理这种“刮油”、 “刮钱”的伦理，是剥夺人权的残酷压榨，是剥夺自由的黑奴劳动，是剥夺平等的苦力华工等等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的儒教伦理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有着天壤之别，他认为孔子之志是以“经世济民”为根本义他以仁与圣即儒家伦理道德与事功经济振兴，孔子的志趣目标在圣之博施济众的事功，事功是仁的核心价值既然如此，要实施博施济众的事功，就不能不讲货殖之道；讲货殖之道，就不能不讲功利和肯定人欲，讲功利和人欲，就与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相符合，这样就使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获得了道德价值合理性。

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经济振兴的道路，都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差分，其经济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进有退，其形态多样、多元，作为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力量亦有分殊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1904～1905年，1920年汇集成书；“《论语》算盘”说1909年明确提出并运用，其重要著作《青渊百话》 《涩泽男爵实业讲演》 《论语讲义》分别于1912、1913和1925年出版可见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并非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而是他自身对儒教伦理与现实日本经济振兴的体认，这个体认既否定了韦伯所说的儒教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也开出了日本以至东亚经济振兴的新路径和新模型韦伯以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东方的儒教与道教，这是对东方文化不甚了解的结果韦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普世化，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否定世界上其他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偏颇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的儒教伦理与经济振兴之路，从实践上说明了儒教伦理并非如韦伯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的阻力，而是日本工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二斗转星移，时代变迁，然儒教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延续下来，成为20世纪后期人们论争的焦点。

特别当“东亚四小龙”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一些学者在追究东亚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成功事业背后的精神力量时，将其归之于儒教伦理有些学者提出了“儒教资本主义”的命题或理念，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可以被称为“新教资本主义”，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则可称为忠、孝、信、敬等儒教伦理为基础的“儒教资本主义”儒教资本主义可以作为解释“亚洲新的产业化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的理念譬如清教伦理与赚钱的结合，宋代理学的禁欲主义与赚钱也可融合儒教资本主义”这一理念提出后，其影响力迅速扩散一些学者从文化儒教的观点展开与经济运营相关儒教秩序原理的探索，陈述了计划先导的混合经济体制的运用，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以家族为中心的集体共生主义文化、年功序列、终身雇用、公司内部的福利与温情主义，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等并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不应从资本主义的起源、生成的角度去观照，而是从“适应”的层面去理解但是，有些学者不仅在思维方式上照着马克斯·韦伯讲，而且把西方资本主义视为普遍性的标准，将东亚儒教资本主义装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套中这样，尽管东亚“儒教资本主义”有自己的特质，终不免转变为西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附庸如果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那么，标志这个文化符号的形式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若将其单一化、单向化，就具有排他性、独断性。

这是一种文化精神枯萎之道否定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融合的学者，认为“儒教资本主义”是一个伪问题有学者认为， “儒教资本主义论”所使用的说明方式不是经济学的而是“文化决定论”的，因此不能用以说明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融合，也不能凸显儒教的影响力，因为东亚除儒教外，还有道教、佛教、回教、巫教、本土化的基督教等就作为“四小龙”的新加坡和香港而言，由于其以往是英国的殖民地，更多是受英国式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儒教伦理；就韩国而言，弥蔓于韩国社会的、基于财团的家族经营与私情主义、官僚社会以及个人利己主义与集团利己主义等等都具有反儒教的特性，而所谓勤俭与节约精神不是儒教所固有品德，而是贫穷国家人们的共有的普遍现象亚洲金融危机时， “儒教资本主义”论受到质疑，引起各方面的反思或认为， “正是我们来冷静思考90年代（20世纪）最流行的一项神话———亚洲价值的时候了”；或认为,“亚洲经济危机不是亚洲价值观的产物，而是西方价值在亚洲运用不当的产物”等等其实，东亚经济振兴和金融危机是由多元因素促成，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决定论”或“精神决定论”，也不能归之于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它是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的综合的化生。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境下，新兴国的工商经济、管理模式在参与全球化、自由化过程中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次“成长性的衰退”或危机，是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现象，经过短期的调整，东亚经济又大步回升，而且经济振兴的形势愈来愈好东亚新兴国家经历金融危机的整体反思以后，在各个层面更加理智和成熟，应变能力有所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东亚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亦彰显了其独特的功能，儒家文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反省思想、自强意识、国家意识转换为个体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责任意识，共同为国家度过难关的使命意识，喷发出共患难的力量和求发展的活力总之，儒教伦理对经济振兴既具有积极的文化伦理因素，也具有其消极的文化伦理因素，如家族主义、保守主义、私情主义、面子主义等，消解着儒教伦理对经济振兴的影响力因此，必须走出固有的儒教伦理的困境，度越西方新教伦理的偏颇三儒教伦理面在临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产销信息化、企业国际化的情境下，必须为道屡迁，唯变所适，才能适应现代经济振兴的需要从形而下和合视阈来看，家族、厂矿、企业、公司、利益集团，以及其他跨他区、跨行业、国家化、国际化的经济合作组织、贸易协定组织，都是水平、形式、性质不同的既冲突又融合的经济和合体。

按照和合学的逻辑结构，经济和合体可分为再生型经济和合体（和合生存世界） 、互利型经济和合体（和合意义世界） 、创新型经济和合体（和合可能世界） 和合经济学度越了单一儒教伦理与经济振兴关系，而将其拓展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心关系的各个经济领域经济和合体是“物化”与“化物”、物质内涵与经济伦理的冲突融合在现代经济体系结构中， “物化”的工具理性尽管可尽其所能，但“化物”的价值理性，企业的文化价值在不断增长，愈来愈具有核心地位儒教伦理的整体性、贯通性、融突性，有其现实的价值整体性是经济和合体的有机整体结构，它使整体的各部分、各机体、各要素在相互依存和关联中，其性质和功能获得定位，而发挥整体的效用贯通性是指经济和合体结构的部分、各部门、各要素的同质、异质、同异交质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互相胶粘、贯洽、交通，而引起互相转化、转换，获得合作，互利共赢融突性是指经济和合体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冲突融合，无冲突便无改革创新的动力，即内驱力；若无融合，冲突便无休无止，而使社会经济有机整体结构失序、失范融突是在冲突、矛盾基础上和合为新的经济和合体或新经济模式整体性、贯通性、融突性、蕴涵着儒教伦理价值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当下是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的经济社会，以往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现实社会中都显露其破绽和缺陷，而与信息化社会的数字网络、虚拟经济学不相适应，于是笔者提出和合经济学（或曰中和经济学、中观经济学）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集解》卷十六） 万物的生生，物产的丰长，经济的发展，其根源是“和”如何“和实生物”，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同上） 百物的生成，成长是异质的金木水火土多元原素杂合、和合而成，而不是由相同、同质的原素相加，以同裨同，就不能生成万物和合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和合， “和”是“以他平他”，他与他者之间是平衡、平等、公平的，如金木水火土之间既是异质冲突的，甚至对立的，水火不容；也是互相依存的、相生的它们之间是互相承诺他与他者的存在，不仅无大小轻重、贵贱之分，而且是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关系和合经济学的“以他平他”的原则，是指导当下经济活动健康发展原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一体化情境下，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可以依据其实际，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不是强制一律；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各国、各民族要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现实，自由选择符合于自己国家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各国、各民族经济有机体结构的关系上，既尊重其独立自由发展其经济和贸易，也要帮助、支持不发达国家贫穷人口的经济发展和富裕起来，平衡发展，共同富裕。

这才是人类的康庄大道和文明之道和合经济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乃是指运用和合学的原理、方法、价值系统，研究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生态、资源、能量和人的生存、发展的经济现象，寻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物质交换；调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之间的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物质、精神需求之间的物质、信息、智能的关系；探索协调各文明之间的贫富、资源、人口、环境的“交相利”的平衡互动关系，使和合经济活动取得最优化、最合理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明的效益的经济学，这便是和合经济学换言之，它是中华民族核心伦理与经济发展的融突和合的智能创新，是儒教伦理生命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现代转生其伦理价值的合理性在于升华儒教伦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合人本意义，以解构和度越资本的逻辑，以获得社会和谐、公平、富裕和人的自由、人性的回归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本网发布时间：2008-1-15 13: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