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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作者 : 腾讯燕山大讲堂供稿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向春 / 漫画否定三纲，肯定五常？子云（主持人） ：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 “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 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 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 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 平等、博爱、 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袁伟时： 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 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 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是“现代文化”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 “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现代性大同小异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1948 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释迦牟尼， 耶稣基督与孔子。

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保护，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要重新认识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袁老师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1. 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他们理解，一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很蓬勃比如宋代， 国内及海上、 陆上都有贸易 当然，它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一直到17、18 世纪，一些中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面，都有长处2. 不应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比，不应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比，有更好的比较方式，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冒昧述说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的发展道路这个新的发展， 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湾 （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3. 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但确实不能用几个主要普遍规律或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 ，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

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日本、韩国、中国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讲古今中西之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 中国有现代有落后，有古有今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对西方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深刻理解启蒙要注意的是， 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评，包含女性主义、 社群主义， 还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的对话，相当复杂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袁伟时：这样补充很好，讨论更加深入但我想，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大同小异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民主、法治，但各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更需对话袁伟时：现在，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有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碰到环保问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现在最好的环保对策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环保观念也来自西方。

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没有现代化，招来军国主义，也是二战的元凶之一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障碍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中国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认但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生讲，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有夸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杜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信，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薄弱语言就很明显政治、经济、社会、哲学、 宗教这些名词都是外来的以前中国没有 “哲学”，没有“社会学”，是从日本过来的严复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较符合传统，大家没接受但如果一天到晚在传统文化中找现代因素，也危险，我也不赞成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文明之间对话，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我要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 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美欧说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文明对话更必要西方文化人对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强大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们太傲慢，认为所有普适价值都在那边，不需要向我们学什么他们今后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种格局儒表法里”不成立袁伟时：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 ，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 “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 ，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

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 （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