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流动动因的理论解释：一个综述2.docx

国际学生流动动因的理论解释一个综述 摘要：“国际学生流动动因”的理论解释多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两大视角经济学视角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阐明高等教育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所体现出的日益明显的商品化特征，国际学生以“消费者”或者“投资者”的心态将“消费价值”(即“性价比”)或“投资回报率”作为选择是否接受跨国高等教育的决定性因素而社会学视角中，“推拉理论”一直是解释国际学生流动动因的经典理论框架，但是由于其过于模式化且忽略主观能动性等因素近年来受到了学界的诟病；“文化资本理论”则是从社会分层与流动角度认为，跨国教育是精英阶层通过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达到继续保持阶层优势的重要途径关键词：国际学生流动，新自由主义，消费者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推拉理论，文化资本[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国家青年课题“基于‘结构-能动性’模式的留学生来华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课题编号：CDA150127)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国际学生流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简称ISM)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领域最具代表性、最为活跃的现象之一。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年的数据[1]显示，1975至2010年间，全球国际学生人数从80万人增长到410万人，其中2000至2010年的十年间，国际学生人数从210万猛增到410万人，增长了99%，而这十年间的普通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仅增长了77%，国际学生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普通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另据学者预计，到2025年全球将有超过700万新增国际学生如此庞大的跨国流动人口在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文化传播、知识创新、人才储备、外交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各个领域颠覆式的影响，“国际学生流动”这一现象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国际学生流动动因”更是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这一现象本身并非单一的教育学问题，仅以教育学的单一视角不能多角度地、多层面地对此进行解释，因此许多学者试图借鉴其它学科视角，将这一现象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讨论，从而更加深刻而丰富地对研究问题进行呈现和剖析本文对近年来有关“国际学生流动动因”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文献中关于“国际学生流动动因”的理论解释多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两大视角为主，分别从各自的经典理论为切入点对此进行深刻剖析。

经济学视角以“新自由主义”为背景，阐明高等教育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所表现出的越来越明显的商品化特征，因此，国际学生在进行选择海外留学时会以“消费者”或“投资者”的心态考虑“消费价值”(即“性价比”)或“投资回报率”问题，以最终做出就读目的国、院校、课程选择的决定社会学视角中的“推拉理论”是将社会学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学中的典型案例，也是目前解释国际学生流动动因的最普遍采用的理论框架但是近些年来，其过于模式化的框架也受到了学界的诟病除此之外，“文化资本理论”从社会分层与流动角度将国际学生的流动理解为精英阶层通过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达到继续保持阶层优势的目的一、经济学视角：“消费”或“投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战后经济危机的打击之后，经济呈现严重“滞胀”状态，之前奉行了30年之久且让西方经济飞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却无法带领西方国家走出困境此时，之前一直不被重视的“新自由主义”重新抬头，特别是随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的上台，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等多重作用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逐渐发展成为当时西方经济社会的主流理念，成功帮助西方国家摆脱危机。

[2]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持的经济主张中即可清晰地一窥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凯恩斯主义”主要强调政府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宏观干预和调节，以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而“新自由主义”主要以通过私有化改制、消减社会福利、消减税收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刺激市场活力，旨在削减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以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此外，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还主张实行资源全球配置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通过扩大国际市场，用以缓解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这些经济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变革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原先所表现出来的性质也逐渐发生转变高等教育机构即是其中之一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无法避免地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面对政府扶持减弱、拨款减少的状况，被迫加入到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去，逐渐具备了市场化的特征[3-4]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作用下，高等教育机构面对的不仅仅包括国内市场，还包括了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为了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均保持优势地位，缓解和摆脱政府经费短缺的压力和困境，高等教育机构只有通过扩大招生规模，特别是国际学生的规模以获取收益，保证其正常运转。

在这种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逐渐蜕变成为具有商业属性的服务性行业(商业化)，知识转变为商品(商品化)，学生对教育属性的认知和自身角色的定位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将教育看作是“消费”行为，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二是将教育看作“投资”行为，学生是教育的“投资者”一)消费行为在高等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特征时，学生也逐渐显现消费者化的特征(Student Consumerism)，[5]他们将接受教育看作是一种消费行为，强调“消费价值”(value for money)，因此在购买教育商品时同样也会对该商品的各个方面进行比对，考虑性价比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消费特征[6-7]“消费者行为理论”(Customer Behavior Theory)最初成形于对普通商品的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学者[8]将其运用到高等教育情景中后，便根据其商品特殊性，即高等教育作为服务类商品的“无形性”(intangible)、“多样性”(heterogeneous)、“不可存储性”(perishable)、“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与消费者之间的紧密接触性”(high customer-student contact)”等特点，[9]对其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该理论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分为五个步骤，即“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搜寻”、“备选评价”、“购买决定”、“评价购买决定”具体到高等教育情境中，这五个步骤分别表现为：“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接受高等教育创造和提升自己的职业可能性和高度；“信息搜寻”——收集相关高等教育信息，包括课程信息、费用、入学条件及要求等；“备选评价”——列出备选学校，再依据相关标准即“选择因素”(Choice Factors)进行对比评价；“购买决定”——选择一所大学并支付注册费用；“评价购买决定”——接受教育后对购买决定进行评价[10]费若蒂斯(Vrontis)等学者[11]以消费者购买行为五步法为基础提出“高等教育学生选择模式”，指出学生的“个人特征”、“高中特征”、“院校特征”、“环境”四大因素均会对高等教育选择的每一步产生影响此外，美国学者泰勒(Taylor)[12]认为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发生之前会对可能的购买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这些风险主要包括财务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时间/便利风险具体到购买“高等教育”这一商品时，可能存在的风险有：财务风险(投入费用是否过高)、功能风险(教育是否能满足要求，增加就业机会)、心理风险(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不良心理状态)、社会风险(社会对这一行为的看法)。

如前文所述，由于“高等教育”这一服务性商品的特殊性，购买该商品的风险被认为高于其他商品为了降低消费风险，购买前进行充分的“信息收集”(Information Search)被认为是重要的手段之一，[13]而且如果消费评估的风险越高，消费者越倾向于在购买前做好信息收集的准备信息收集”包括“信息来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以及“选择因素”两个方面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学校网站”是学生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其次是“现在或过去在该校读书的学生”、“中学学校的咨询顾问”、“留学中介”、“媒体”等渠道也在学生择校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14]在“选择因素”方面，“国际声誉”、“学术质量”、“学习费用”是学生进行目的国以及院校选择时所考虑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15]其它因素还包括“学校设施”(比如，图书馆、实验室、宿舍等)、“教师因素”(比如，教学质量、教师素质、教育手段等)、“环境因素”(比如校园生活、社交生活等)、“服务因素”(比如，奖学金、医疗保险、就业指导、兼职工作等)[16-18]英国学者海因斯(Hayes)[19]借鉴“消费者行为理论”，在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的“4P”要素(即：Product“产品”、Price“价格”、Place“地点”、Promotion“促销”)的基础上又增添了“3P”要素(即：Physical Evidence“院校设施”；Processes“过程”包括课程设置、培养过程等；People“人员”，包括教师和其它人员等)，将其作为国际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商品时所需考量的七大(“7P”)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因素”的确立因人而异，并没有统一标准，但是对这些因素的选择、比对、评估都将影响国际学生留学行为的生成以及对留学目的国以及院校甚至课程的最终选择运用“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解释国际学生流动形成的动因，以及在目的国和院校选择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是将传统消费行为理论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的典型范例，但是运用该理论作为国际学生留学选择的解释框架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上：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消费行为的五个步骤直接用于解释学生对目的国和院校的选择行为太过于草率和简单化，他们认为出国留学属于高风险消费行为，学生的消费决定必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并非仅这五个步骤可以完成；[20]但是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学生的选择过程并没有如“消费者行为理论”所研究的那样理智，许多学生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在做出决定之前进行仔细的收集信息和信息处理，很多时候一些偶然的因素或主观的甚至情感上的判断起了重要的作用[21-22](二)投资行为与将接受跨国高等教育看作是“消费行为”不同的是，有些学者却将此行为看作是“投资行为”该观点的形成始于“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学概念，于1979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在其著作《人力资本投资》中首次对其做出系统地阐述，并通过对1929至1957年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定量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分别为70%和33%，从而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投率最高的投资，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即人们通过获得学位、获取知识、掌握技能，相应地获得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回报[23-24]因此，从个人角度来说，人们愿意在高等教育上投资时间和金钱，以提高他/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无法满足本国公民的需要时，部分公民(通常是占有更多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的公民)可能会为了获取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流动到其它国家，以实现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全球化模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使得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配置，加剧了跨国教育流动，使得国际学生流动成为必然趋势[25]据此，美国学者罗森茨魏希(Rosenzweig)[26]提出了国际学生流动的两种模式：一是教育限制条件模式(school-cons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