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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义利之辩” 辨析“义利之辩”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孔子最早提出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猛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贱利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西汉董仲舒概括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论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宋代又就义利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语录》）陈亮、叶适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后来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他反对董仲舒的观点，把董的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 义利之辩是古代思想史的重大话题之一。

这场辨析，不仅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而且辨析过程及其结论对于思想史的影响，进而对于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义利之辩始自春秋初年在此前的有关史料，比如《诗经》和《尚书》之中，都以谈论周初形成的德治思想为中心话题，而极少言利，也没有把义利对举的例证而在《左传》和《国语》中，义利对举的例证开始出现并逐渐多了起来现在已知的最早的一条义利对举的例子是《国语·晋语一》的记载，晋献公十一年（公元前666年），晋献公准备废长立幼，大臣丕郑议论说：“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民之有君，以治其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春秋初年所以产生义利之辩，首先是由于自西周末年以来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得“利害”的意识以及相应的“趋利避害”的观念不断凸显，利害的意识取代了周初德治思想的结果；其次，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贵族阶级无休无止的逐利活动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且也连带地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矛盾和问题在此情形下，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社会贤达便开始思考和倡导对单纯的逐利活动的限制和约束，于是，和“利”相对的“义”的概念及其价值便被不断地提起，从而形成了义利对举的新思维 概约而言，在孔子之前的春秋贤人群体，对于“义利”关系的认识及其结论，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义是更为根本的利，是利的源泉和基础，因此，义高于利。

例如，“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语）“夫义，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二》）等等；其二，既然义高于利，那么自然而然，利就必须受义的约束和指导例如：晏婴就明确提出，“且如富，如布帛之有幅焉……正德以幅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利必须有界限，就像布帛应当有边幅一样，而这个界限和边幅，便是用德义构成的 孔子继承了春秋贤人群体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和基本观点，同时又有所发展首先，孔子极大地丰富了“义”的内涵，从而也极大地提高了义概念的逻辑层次在《论语》中，孔子谈及“义”的地方比比皆是，他不仅把义与利对举，而且把义与勇、义与信、义与质、义与得、义与君臣、义与使民、义与仕进等等对举在这些对子中，有些是固定搭配，如义与勇、义与信、义与质、义与得等等，有些则是临时发挥，如义与君臣、义与使民、义与仕进等等，如果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义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人们不仅在利益面前有个道义的判断与考量问题，而且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有个道义的判断与考量问题这样，义这一概念的涵盖性及其逻辑层次就被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

其次，孔子把义利关系与社会成员的基本修养状态挂起钩来，使“义”成了君子固定的修养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一思想，对于传统价值观的构建和塑造有深远的意义 在孔子之后，墨家和法家分别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义利关系进行了阐释墨子说：“天下莫贵于义 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第3页 共3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第 3 页 共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