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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及翻译译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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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及翻译译文 《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及翻译译文》这是优秀的文言文翻译译文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 1、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及翻译译文 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及翻译王安石 原文: 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①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于《春秋》之义②,箕子之说③,徐氏录为得焉 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④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 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 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以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它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

      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 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余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惟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注】①历数:指帝王继承的次序古代迷信说法,认为帝位相承和天象运行次序相应②《春秋》之义:臣子为君亲讳,礼也③箕子之说:周武王灭商后,问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商灭亡原因,箕子不讲商的恶,只讲存亡之理④晋国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君不听,为晋回军时所灭 译文: 已故的散骑常侍徐铉奉(宋)太宗的命令撰写《江南录》,当写到李煜亡国的时候,他不谈君主的过错,只按历代存亡的旧例来谈论这件事这虽然愧于实录,但在(遵守)《春秋》臣不言君过之大义上,徐氏的写法算是恰当的 但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国君)一定有大的恶行,恶行没有比杀害忠臣更大的。

      国君即使无道,但如果不杀害忠臣,(那么)虽然不会得到大治,但也不至于亡国商纣王做国君,残暴到了极点周武王在孟津巡视军队时,诸侯都请他去讨伐纣王,武王说还不行等到听说杀了王子比干,然后知道商纣王要灭亡了,所以一发兵就取得了胜利季梁在随国当政的时候,随国虽然十分混乱,但楚国却不敢攻打它虞侯因为没有采纳宫之奇的意见,晋国才有了要得到璧玉而假装借路的计策这样说来,忠臣和国家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忠臣在则国在,忠臣被杀则国家也跟着灭亡 我从小时起,就听说过南唐的臣子潘佑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杀,当时大宋趁机派兵前来征讨,历数南唐后主残杀忠臣的罪过等得到潘佑上谏李后主的表章,拿来看,言辞和用意都十分正直坦率,这是忠臣的言论呀我的诸位伯父叔父以前有很多做过南唐的官员,他们说到南朝的事情十分详细,我(从他们那儿)听到关于潘佑的死因应该是可信的既然这样,那么李煜的灭亡,就不是平白无故的 现在看徐铉的《江南录》中写潘佑的死,极像是胡编乱说,与我过去听说的很不相同不止是对潘佑的死,其他被杀的人,(《江南录》认为)都是因为犯罪而被处死,为什么呢?我感到很奇怪如果用商纣王和随国国君的旧事来衡量这件事,那么李煜作为亡国之君,一定有滥杀忠臣之事,由此我确信潘佑是无罪而被杀的,这一定是徐铉隐瞒了事实的真相。

      凭什么知道它一定是这样的呢?我是根据人之常情推知的一般说来诋毁是由嫉妒产生,嫉妒是由己不如人产生的,这是人之常情啊我听说,潘佑和徐铉都是李煜的臣子,并且都以有文采学问被称道,十余年间在朝廷争夺名位在李氏王朝危机之时,潘佑直言相谏,徐铉却不上一句谏言在潘佑被杀时,徐铉又不能极力劝谏,最终使自己的国君落了个杀忠臣的罪名,遭到灭国之祸,这都是徐铉的缘故啊徐铉害怕这个过失被人知道,又为贤能比不上潘佑而羞耻,所以隐瞒了潘佑的忠臣行为而以其他的罪名诬蔑它从(对待)潘佑的事来看,其他被杀的人,也能够推知(其他原因)了唉,如果真有这样的事的话,我认为徐铉不只事大大的诬蔑了忠臣,他对我们大宋君主的欺骗不也是很严重吗? 王安石《读《江南录》》 2、王安石《勇惠》原文及翻译译文 王安石《勇惠》原文及翻译王安石 原文: 世之论者曰:“惠者轻与,勇者轻死临财而不訾①,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 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临财而不訾,临难而不避者,圣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 故所谓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发也,慎而已矣;其既发也,义而已矣。

      慎则待义而后决,义则待宜而后动,盖不苟而已矣《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言动者贤、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尔是以君子之动,苟得已则斯静矣故于义有可以不与不死之道,而必与必死者,虽众人之所谓难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又有可与可死之道,而不与不死者,虽众人之所谓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难而贱②易者,小人之行也;无难无易而惟义之是者,君子之行也 《传》曰:“义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义,虽出乎圣人所不能,亦归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为人,可谓贤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义之是而子路过之,是过于义也为行而过于义,宜乎孔子之无取于其财也勇过于义,孔子不取,则惠之过于义,亦可知矣 孟子曰:“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盖君子之动,必于义无所疑而后发苟有疑焉,斯无动也《语》曰:多见阙殆③,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君子之行当慎处于义尔!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传之者有所误也孟子之意当曰:‘无与伤惠,无死伤勇’呜乎,盖亦弗思而已矣! (注)①訾:衡量,计量②贱:轻视③阙殆:不做危险的事 译文: 世人讨论说:“惠者不在意送人东西,勇者不在意死亡。

      面对财产不去算计,面临危难不知逃避,是圣人选拔的对象,这是君子的行为 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的观点是:惠者看重送人东西,勇者看重死亡面对财产不去算计,面临危难不知逃避,这种人是圣人痛恨的对象,是小人的行为 因此所说的君子行为有两方面:在没有做的时候很谨慎,已经做了要坚守道义谨慎地看它符合道义才行动,符合道义而且时机允许再去做,不能苟且《易经》上说:“吉凶悔恨都从行动中产生出来”,意思是说,行动者贤能和不肖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苟且行动因此君子的行为,假如能停止就安静下来所以在义的方面来讲有可以不送东西不去死的方法,即使有一定送东西一定去死的情况,即使众人认为难能可贵,但君子不一定认为好;在义的方面讲有可以送东西可以去死的方法,却不送东西不去死,即使众人认为容易做,而君子却不一定认为不难因此推崇困难而轻视容易是小人的行为;不考虑困难还是容易,只是依据道义做事,这是君子的行为 《传》说:“义是制约天下的制约行为却不按照道义,虽然是圣人也不能做的事,也只能归入小人的行列子路的为人可以说很贤能了,可孔子说:“仲由喜欢好勇斗狠,在这方面超过我,在才能上却一无所取孔子行事只坚守道义,而子路超过了他,是在义的方面超过他,行事超出了义的限度,所以孔子认为他在才德方面一无所取是应该的。

      勇敢超出道义,孔子认为不值得效仿,那么惠超过道义的时候,也就可想而知了 孟子说:“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给了就妨害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就妨害勇君子的行为一定在道义方面无所疑问才行动,如果还有疑问,就不会行动《论语》上说:“多观察不做危险的事,谨慎地做其他的事情,就少有后悔”,意思是说君子的行为要谨慎地坚守道义!可世上有解释孟子文意的人说:“孟子的文章,在流传中有了缺误孟子的意思是说:‘不给与就妨害了惠,不去死就妨害了勇’”唉,这种人简直就是没有用脑子思考过! 王安石《勇惠》 3、王安石《谏官论》原文及翻译译文 王安石《谏官论》原文及翻译王安石 原文: 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古之道也所谓贵者,何也?公御、大夫是也所谓贱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为公卿,或为士,何也?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为士;为其贤于士也,故使之为公卿此所谓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也 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于安危治乱存亡之故,无所不任其责,至于一官之废,一事之不得,无所不当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贵之也其道德必称其位,所谓以贤也。

      至士则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废不可以预也,守一事而百官之失可以毋言也称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愫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过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孔子日:“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为之,非所谓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名者,未之有也 蚳蛙为士师,孟子日:“似也,为其可以言也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孟子日:“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然则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责,有言责者莫不有官守,士师之谏于王是也其谏也,盖以其官而已实,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能谏,谓之不恭,则有常刑盖自公卿至于百工,各以其职谏,则君孰与为不善? 自公聊至于百工,皆失其职,以阿上之所好,则谏官者,乃天子之所谓士耳,吾未见其能为也待之以轻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虽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为可乎?未之能处也唐太宗之时,所谓谏官者,与臣弼俱进于前,故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于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为君,臣不失其所以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

      今也上之所欲为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后从而争之上听之而改则是士制命而君听也;不听而遂行,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听,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乱之势也然且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谆谆而不用,然后知道之不行,其亦辩之晚矣 译文: 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贤能的人,用高贵的人治理卑贱的人,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所谓高贵的人是哪些人呢?是公卿、大夫这些人所谓卑贱的人是哪些人呢?是士人、百姓这些人同样是人,有的成为公卿,有的成为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公卿,所以让他们成为士人,因为他们比士人贤能,所以让他们成为公卿这就是所谓的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贤能的人,用高贵的人治理卑贱的人 现在的谏官,是天子认为的士人,如果高贵的话就是天子的三公了只有三公在国家安危存亡太平动乱的事情上,没有不履行他们职责的,至于官员的废黜,事情的不当,没有不讲出他们真话的所以他们的职位在卿大夫之上,这是他们高贵的原因啊他们的道德一定适合他们的职位,所以贤能而士却不这样,能够纠正一个官员的错误却不能预见其它官员的失职,能够做好一件事却不能指出其它官员做的不正确的事符合士的品行,不能尽其才,却给他很高的职位。

      遵循自己的名声和名分,来侍奉君主却不敢指出国君的错误,这就是君主和臣子的区别,地位高和地位低的道理啊现在用士来命名,却用三公的职责来要求他,他们是士的职位却接受三公的要求,这不是古人的方法孔子说:“一定要确定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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