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当代借鉴.docx

    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当代借鉴    摘   要：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内涵丰富，其中所蕴含的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三个方面他认为当私心杂念泛起，“恶向胆边生”时，一定要果断拔出“规矩”这把“利剑”，斩除“心中贼”，以达到“致良知” 的廉政效果在全面深化黨风廉政建设的当下，积极借鉴王阳明的廉政思想，“破心贼”以筑牢思想基础，“行方圆”以完善制度体系，“致良知”以实现知行合一，对修好共产党人“心学”，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Key：王阳明;廉政思想;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B248.2                 ：A                ：1674-9170（2022）02-0091-05廉政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尊崇廉洁、抵制贪腐，它集思想理念、行为准则、社风家风于一体，彰显人们对政治廉洁、社会廉洁等多方面的认识体会和价值追求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历来讲求“修己以安百姓”，追求“修身”与“治世”相统一，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其中特点鲜明，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代表学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体现出相统一的“修身”“治世”哲理，更生动映照出其廉政思想内涵，他对廉洁从政、修身养性进行了深刻思索，并且付诸于积极实践。

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先天具有，作为良知重要内容的“廉”也亦如此然而，真正发扬良知、显化“廉”心，需要实践和磨炼，即是要从“知善知恶”出发，努力实现“为善去恶”，最终做到“扬善止恶”的闭环过程，亦是通过认识并破解“心中贼”，接受规矩约束——“行方圆”，再到“知行合一”地践行清正廉洁以“致良知”的廉政建设闭环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法从严惩治腐败，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反腐败斗争形成了压倒性态势但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现象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腐败的土壤还未得到根除长期持续的反腐败斗争，让我们无从抉择，只能毫不松懈、持之以恒、一抓到底，“永远在路上”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零容忍的态度预防和惩治腐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全面实现“三不”一体推进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目标愿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历史这一最好的老师，充分借鉴并运用好我国历史文化中的廉政资源，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等场合多次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正心修身，树牢理想信念，预防腐败、廉洁自律。

他还引用“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等诗词，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在对王阳明廉政思想的研究方面，有学者得出结论：王阳明认为是“心中贼”导致了社会的败相，只有“明心返本”，综合运用道德的教化和法律的惩治，才可能让社会走到正常的发展路径[1]有学者认为，“致良知”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核心，“知行合一”是其重要原则[2]还有学者认为“礼主刑辅、奖惩结合、教罚互用、恩威并重”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特点内涵，通过致良知抑贪念、礼主刑辅治贪行的方法，追求“治贪念、抑贪欲、惩贪行”的目标[3]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均从各自视角出发，明确了王阳明廉政思想的不同内容本文从王阳明廉政思想中选取“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三个概念，从筑牢思想基础、健全制度体系、实践知行合一三个方面来阐释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及其借鉴价值一、破心贼——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何为“心中贼”？“发动处有不善”[4]85，王阳明认为人心中都有“不善”，亦即“心之贼”王阳明《与杨仕德薛尚谦》篇中的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4]143生动阐释了他对“心中贼”的看法在王阳明的观念中，“山中贼”强调是物的层面，特指是犯上作乱的盗贼与“鼠窃”，而剪除“鼠窃”则是一件平常事而已，不足为意。

与之相对应的“心中贼”，强调的是思想层面，特指的是谋私作乱的心理但是从扫荡“诸贤”的“心腹之寇”这个角度来看，王阳明认为弟子薛侃等人在利益、名望、权势等方面的念头，尤其是过分的、超过“人性”“天理”的贪欲，更是其所特指的“心中贼”并且王阳明还认为如果能够扫除“心中贼”，“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何以“破心贼”？王阳明平定广西思田之乱时采用的是将“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有机结合的方式，将武力讨伐和启迪教化共同作用于治乱安民，除了从武力上铲除啸聚山林的强盗，还从德育教化上铲除人心过度的贪欲亦如王阳明“人人心中自有定盘针”[5]280的观点，他相信人们的心灵如同身体一般，受到外部环境和不健康因素影响后，也会沾染上各种各样的污垢，所以需要从人心处抓起，用世间真理来洗涤、用正确思想做基础根据王阳明“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的观点[4]22，破“心中贼”归根结底是和自己作斗争，是衡量公私、善恶、是非、义利、得失的过程，更是对自己初心的坚守和灵魂的拷问他还在《传习录》中强调“须要彻根彻底”，不使贪、嫉、虚荣、自私等“不善”念头“潜伏在胸中”[6]232因而必须要以“吾日三省吾身”的坚决，时刻在自我修身上下功夫，坚持慎独慎微，坚决地破除“心中贼”，树立积极向上的“良知”。

如何借鉴？跨时空对话“党性”与“心性”，王阳明用“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4]39，为共产党人上了一堂“心学”“必修课”，为社会公民上了一节廉洁自律和道德建设的“公共课”，他关于“善”与“恶”的观点和“知”与“行”的理念，现如今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进一步加强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的建设工作而对于如何夯实思想基础，王阳明认为是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如此“自能公是非”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应该“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即使“天地万物为一体”，如此则天下国家治理太平[4]69每个人都天然的有“良知”这一做人行事的思想基础，这只不过需要正确认识并去掉私欲，把内心深处的良知标准展现出来，并且按照其指引做人行事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个人肯定廉洁自律，政治上也会廉政清明在现如今的反腐败斗争中，要重视发挥好道德的积极教化作用，紧密结合法律法规，不断强化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建设，共同破除“心中贼”因而，在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首先要引导好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正心”，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初心使命要通过规范惩戒、严明底线，更要在思想境界、道德情操方面积极引导，实现提升必须要时刻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加强自我道德约束，才能不被一己私利诱惑，才能抗拒腐败，坚守党风廉政的底线防线。

要持之以恒地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法治宣教，举办道德讲堂等活动，让拒腐防变的“良知观”深入人心，让各种诱惑、圈套失去腐蚀作用要督促每一位党员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积极践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实现“不想腐”的良好效果二、行方圆——健全拒腐防变的规范体系何为“须从规矩出方圆”？中国早期的廉政机制发轫于上古夏商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在选拔管理、考核督促、明职确责等方面的廉政机制逐步开始制度化再到明朝前期，朱元璋秉持“惟廉者能约已与利人”，采取重典治吏的方略，制定了《大明律》《御制大诰》《大诰武臣》等严刑峻法，出台诸如《纠劾官邪规定》《铁镑》之类的专门法律，用以遏制官场的歪风邪气[7]，可以说廉政机制运行较好而到了王阳明生活的王朝中后期，由于皇帝昏庸、朝政失衡、吏治腐败等因素，廉政机制几乎瘫痪面对这种情况，王阳明结合自己半生修行所写的《别诸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认识：儒家学说通过千余年的口口相传，“良知”学说才是其核心与重点，想要认识混沌不清的事物，是不须要用斧劈凿钻的，只有从“规矩”中才能知晓世事“方圆”。

凡事都有规矩，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王阳明认为的“规矩”既是规范、法则，也是标准、尺度;而其观点中的“方圆”，则是指在规矩之下，合理而规范地进行治军行政，实现公平和公正归结起来，遵守“规矩”、追求“方圆”才会是一个致“廉”良知的“好官”何以“行方圆”？在王阳明看来，原则纪律就是“规矩”，无论官场内上下级之间、辖境内治理百姓、军事上行军打仗，均不能改变“规矩”，要以刚性的纪律实现治理的“方圆”王阳明本人亲力亲为践“规矩”意识，行“方圆”之事他以礼法为内容、赏罚为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知行合一”地践行自己的廉政思想他在担任都察院左佥都御使职务统辖赣南、汀州、漳州等地区时，仅1516年至1520年期间，便制定施行了多项廉政举措[8]通过“愿闻己过”的意见箱，广泛“求通民情”，并借以约束和警示自己;通过亲自撰写文章、颁行《查访各属贤否牌》等方式表扬宣传廉洁典型、鼓励官员清廉作风通过《禁约榷商官吏》，从严明政纪的角度，明确官吏管理所辖民众商贾的方式，确立“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的原则，明确了“今后商税……不许多取毫厘”“不得擅登商船”[5]113等具体措施，禁止官府骚扰客商、贪赃枉法，约束官吏遵章守纪、按规矩办事。

通过《行岭北道申明教场军令》，从刑罚的角度提出具体治贪措施，比如规定有“各兵但有擅动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军令斩首示众”等共计12条法规[9]226，其中强调“科派银物，自一分以上”“面告究治”，从细微之处抓实防腐措施;并明令“在家游荡”“挟妓饮酒”“朋伙喧哗者”，要“访出捆打一百”，通过从严治官治吏，督促官吏“行方圆”之事的决心可见一斑如何借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总书记高度重视反腐败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深入，中央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在健全完善党内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一方面，党中央先后制定或者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充分体现了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持续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首先通过《刑法修正案》修订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法律规定，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法律执行;又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大力推进拒腐防变的规范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推动构建严密的监督体系，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以此有效加大反腐惩恶力度同时，努力形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互补充、相辅而行的良好运行局面，使执纪执法在标准、尺度、程序等方面有效贯通，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高效结合、形成合力充分用好内部“规矩”，借助外部“规矩”，通过全链条的规范体系建设约束震慑官员，达到“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效果三、致良知——实现拒腐防变的知行合一何为“致良知”？“良知”是由亚圣孟子提出，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将其作为人需要普遍遵守的倫理道德，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4]122王阳明把“致良知”作为知与行的起点和归宿，认为良知原本就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光明精神力量，能指引人们辨别是否、善恶、廉腐，进而扬善止恶、择是弃非、行廉去腐王阳明也同样认为“心中贼”常在，物欲、私欲乃至贪欲很容易就遮蔽人的良知因而，之所以难以做到“满街人是圣人”，难以人人做到廉洁自律，主因还是在于人有私欲，对此需要时时提防，不断通过修行进行自我提升，激发内心光明力量达到“致良知”的目的，从而“人皆可以为尧舜”[4]231。

何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作为“心学”核心命题，王阳明的观点是“知”与“行”实为一体，不能人为地将二者分隔，即“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4]175知”与“行”互为表里，“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就是以良知指导自己的行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