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历史把贵州由边缘推向前沿.doc

历史把贵州由边缘推向前沿史继忠到了近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竭力向外扩张，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末有的大变局〞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处于边缘的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猛然被推向与外国接触的前沿，对外来侵略和外来文化的反响特别敏感英国占领印度和缅甸，法国占领安南〔今越南〕之后，云南、广西、贵州便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处于前沿地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贵州在太平天国时期爆发了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进行了一连串“反洋教〞斗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护法都走在前列南昌起义中贵州人起了重要作用，红军在贵州活动六年之久，中国革命在贵州发生重大转折抗日战争期间，贵州进入了“战时经济主流圈〞，并成为“抗战文化〞的大舞台〔一〕、血与泪的感悟粗略地看，贵州似乎没有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影响，战火没有烧到贵州，也没有在贵州设立通商口岸和修筑铁路然而，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鸦片战争一开始，贵州就派出2500人，分三批到广州参战，以后又由段永福带到浙江一带防守鸦片的流毒在贵州相当严重，致使贵州成为全国四大鸦片产区之一列强侵略带来的沉重负担——战费和赔款，分摊到贫困的贵州人民身上，显得比其他省区更难以承受，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在“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口号下，西方传教士纷沓而至，把云南、贵州作为向内地深入的重点，贵州实际上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最强烈、最敏感的反响，就是在贵州爆发了长达18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和绵延40余年的“反洋教〞斗争我们把贵州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作为一个前后相续的历史过程来看，咸同起义和“反洋教〞斗争是一个重要开端，它激活了贵州的思想，并成为往后社会思想变革的重要契机正当太平天国起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半个中国之时，贵州爆发了咸同起义这是贵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50多支队伍，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斗争，占据了咸丰、同治两朝，所以叫做“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起义军以“苗、教为大宗〞，其特点是“苗、教、仲、回分合聚散〞千里苗疆闻风而起，组成了大小数十支队伍，以黔东南的张秀眉起义军和黔西北的陶新春起义军势力最大，此外还有高禾、岩大五、包大肚、潘名杰、李洪基、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教军〞以“斋教〞为组织发动形式，因其各支以不同颜色的头巾为号，又称“号军〞，分为红号、白号、黄号、青号四支，以刘义顺领导的白号军和何得胜领导的黄号军最有实力在此期间，布依族有杨元保起义，侗族有姜映芳起义，水族有潘新简起义，仡佬族有曾三浪起义，回族有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白旗军。

各支义军虽以某一民族为主，但均有其他民族参加，他们在战斗中彼此照应，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但又不相统属起义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直到同治十一年〔1972年〕才平息下来，前后18年时间成千上万的农民，狂飚似地在贵州高原上来回扫荡，使得清王朝在贵州“全省几无完土〞咸同大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太平天国有诸多联系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首先受其影响的是黔南，三年后在独山爆发了杨元保起义，揭开了咸同起义的帷幕当时，白号军领袖刘义顺就看见了这种形势，断言“天下不久必有大乱〞从全国战局来看，太平天国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北方的捻军、西北的回民、云南的杜文秀、李文学和贵州咸同起义闻风而起，造成了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倘假设没有其他各地的起义，太平天国就会处于孤立无援恰好因为四处起火，弄得清王朝手忙脚乱，不可能集中力量对付太平天国反之，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支撑大局，减轻对贵州的压力，那么，贵州的咸同起义也不可能持续18年之久事实证明，在太平天国全盛时期，贵州咸同起义进入高潮，而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贵州就成为清王朝镇压的重点，起义逐渐转入低谷，最后归于失败这里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太平军三次入黔。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江，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10万太平军经过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假道黔省，以入蜀疆〞从这一年开始，先后有五支太平军进入贵州，前后活动五年最先是靖王李文茂的部队，活动在黔桂边境曾广依的部队，曾经与何得胜的号军、潘名杰的苗军联合围攻贵阳余诚义的部队，转战贵州三月而离去石达开亲自率领的部队，进入贵州后取道黔北、黔西北而入四川、云南李文彩的部队转战黔南和黔东南，与张秀眉的苗军并肩作战，直到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在咸同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贵州“教案风潮〞迭起贵州的“教案〞在全国是有名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连绵不断，其间发生了十多起较大的“反洋教〞斗争，在国内殊为罕见影响最大的是青岩、开州〔今开阳〕、遵义三教案，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并成为中、法两国外事交涉上的争端青岩教案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它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是?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案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哥土耆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派两广总督劳崇光前往贵州查办，双方经过屡次交涉未达成协议事未了结，开州教案又起贵州主教胡缚理立即禀报法国公使，约集英、美、俄等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提出“强硬抗议〞，要求“严办官吏〞。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商议，决定将田兴恕发配新疆，将贵阳六洞街田兴恕公馆改作天主堂，下令将宣传反教的书籍销毁，有关官员撤职查办，赔偿银1.2万两青岩、开州两案结案后，官绅“畏教如虎〞，不敢再参与“反洋教〞之事外国传教士取得“胜利〞之后，更是趾高气昂，变本加厉地展开攻势，以抬高教民的手段来争取信徒更有一些士豪劣绅、流氓地痞，借教会势力欺压良民，为非作歹，致使“民教相仇〞，造成对立情绪在19世纪80年代，又爆发了永宁〔今关岭〕、遵义、兴义、安顺、桐梓、独山、仁怀、绥阳等几起教案，以遵义教案最为突出遵义教案发生在同治八年〔1869年〕，在它的影响下，不但贵州又爆发了几起教案，而且推动了四川酉阳教案和安徽的安庆教案法国政府见事态愈演愈烈，竟派军舰以相威胁，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辱媚外清政府处理上述九起教案的方针，就是严惩“煽动之民〞，对“平息教案有功〞的官员加官晋级，将办案不力的官员正法、充军，赔偿法国银七万两但教案风波并未因此平息，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反洋教〞斗争再次兴起，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尤为剧烈，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对于贵州教案，曾有人用“中西文化冲突〞来作解释，认为是“贵州落后〞，抵抗“先进的西方文化〞，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首先，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千年历史，唐代称为“景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明代那么有“耶稣会〞等，清代前期仍继续传播，但都没有引起教案，为什么在鸦片战后却层出不穷呢？应当看到，在“文化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冲突〞引起一连串教案的真正原因，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凭着他们取得的“传教特权〞，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耀武扬威，藐视官府，欺压百姓，霸占田土，唆使一些惹事生非的人挑起事端，并勾结一些流氓地痞仗势欺人这些狂妄自大、横行霸道的行径，使人们很自然地把“洋教〞与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联系起来，把对列强仇恨的怒火，集中到“洋教〞身上事实上，在用武力难以征服中国的情况下，列强不得不“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实际上是传教士搭上侵略者的车，侵略者以传教士为其先导，宗教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还有一点必须提醒，当时所反的“洋教〞是天主教，它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失去了欧洲许多地盘，于是罗马教皇便希图在东方得到补偿，挽回它“失去的天堂〞，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反动势力，并无“先进〞可言咸同大起义和“反洋教〞斗争，在贵州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在此期间，贵州经济处于残破，文化凋零，但从思想的层面上看却是一次大的跃迁。

这是一次革命的洗礼，人们在血与泪中感悟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政体，谋求中国自立、自强之路持续18年的大起义说明，在贵州各族人民心中，已经无视于官府，无视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正是贵州近代思想始终处于激进的重要原因在“反洋教〞的长过程中，贵州人民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海外传教〞与“海外殖民〞，实际上是同一目的的两种手段，“上帝〞并不是什么“救世主〞，在对待教徒与非教徒的问题上总是偏心的贵州人民面对面地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抗争，亲身经历了受外国侵略者压迫之苦，越来越清楚地看见外国传教士的真面目事实告诉人们，清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的利益，它对外妥协、屈辱，对内恫吓、镇压，再这样下去，中国将坠入亡国灭种的深渊血与火的教训，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对清政府的不满坚决了推翻封建专制的决心正是这些原因，贵州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崛起，辛亥革命也走在前列〔二〕、维新思潮澎湃而起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孤陋寡闻，很少有人出国，对西方的情况知之甚少黎庶昌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即随郭嵩焘出国，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使馆参赞，在欧洲五年，游历了十个国家。

他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西洋杂志?，向世界翻开了一扇天窗，使国人耳目为之一新这本书80年代重印，列入?走向世界丛书?黎庶昌在欧洲期间，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洋务派皆热衷于武备，悉心于制造枪炮弹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外国的技术而不敢触及政体西洋杂志?以新奇的眼光，开放的态度，盛赞西方物质文明，意识到“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所以中国不如西方国家兴旺它以大量事实告诉国人，中国必须走学习西方文明之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胸怀“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本根，为生人振气节〞的思想，亲历其境，在欧洲作了深入的实地考察，认为西方的“民政之国〞优于专制政体，赞扬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膜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认为这种政体“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他的观点，不同于洋务派“中学为体〞的主张，更不同于坐井观天的顽固派，显得更加理智，更加务实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可能提出反对封建政体，但事实上是倾向“民政之国〞的，下那么求“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制度，上那么求“无君主上下之分〞的民主制度他的思想已突破了洋务派的框框，触及政治改革，事实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先驱。

梁启超说：“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的剧变，前波后浪展转推荡〞甲午之战中国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办洋务并缺乏以使中国富强，必须变革政治制度，于是，“维新〞思潮澎湃而起，终于导致了戊戌变法寂静的山乡，此时已不寂静，掀起了阵阵狂涛，激起朵朵浪花，表现出贵州人极大的爱国热忱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出，全国一片哗然中国如此泱泱大国，竞会惨败于区区岛国日本之后，这已是叫人不堪忍受的奇耻大辱何况，?马关条约?十分苛刻，不但要赔款，还要把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给日本痛定思痛，国人在苦痛的呻吟与沉思中看见了日本强盛之道，在于“明治维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集合十八省举人于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会议，到会者1300多人与会者要求联盟上书，恳请朝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集千人在京城请愿，在封建时代绝对是“大逆不道〞，因此在签名时许多人迟疑、退却，所以在?上书?中签名的只有603人〔内缺两省〕现存?公车上书题名?，记有600多人的姓名、籍贯和科甲广西最多，共计99名，贵州为96人，仅次于广西。

康有为一连上了六次书，但都因人微言轻而不能上达康有为也曾屡次请托朝中大员转呈奏章，但大臣们都感言辞过激，不愿担此风险，婉言拒绝了变法的中坚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能进入决策圈子，实际上是贵阳人李端棻密为保荐当时，李端棻是二品大员、工部侍郎，有资格面见皇帝，于是秘密引见了这批变法人物此事虽然机密，但却瞒不过深谋老算的慈禧太后，所以在她亲政以后，以“竞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的罪名，将礼部尚书李。